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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蔣 方
宋寧宗趙擴嘉泰元年（1201），陸游七十六歲，他在【會稽志序】中說到：『中原未清，今天下巨鎮，惟金陵與會稽耳。』字句中滿含對中原淪喪的沉痛，對江南巨鎮所寄予的支撐希望。會稽是陸游的家鄉紹興府的古稱。他一生的大半時光都是在紹興度過，他的近萬首詩有一半以上是在紹興寫作，他熟悉紹興，對紹興有著深厚的感情。而金陵，也稱建康，即今之南京，陸游一生僅有三次路過，卻也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陸游第一次過金陵是在孝宗趙s乾道元年（1165）。
孝宗即位之初，頗有興復之志，時陸游在京城臨安（今杭州）任職，深受鼓舞。他積極上書言政，又參與了朝臣對孝宗信用龍大淵、曾覿的批評，卻不料由此而惹惱孝宗，被外放到鎮江任通判。鎮江是南宋重要的邊防之地。陸游的外放雖有貶謫之意，但在鎮江任上，他得以接近淮上視兵的張浚，結識張浚之子張蚣捌淠渙懦驢∏洹⒎敕健⒉榛a等一批力主抗金收復的志士，心情仍很愉快。不久，因爲他的從兄陸沅擔任提舉兩浙市舶之官，鎮江在其轄區之內，陸游循例應當避嫌，而隆興通判毛欽望與安撫使陳之茂『職事不協』，於是有兩相調換之令。從表面上看，這應當是一次正常的調動。而隆興府長官陳之茂，於陸游有師門之恩。他當年主持鎖廳考試，不顧秦檜的旨意而擢陸游爲第一，居於其孫秦塤之上，曾觸怒秦檜。那麼，陸游調任隆興而能與陳之茂共事相處也應當有愉快之感。但是，在陸游上給陳之茂的謁見文書中卻流露出了許多怨意，因此，調任的背後也許有著朝廷中政治鬥爭的影響，恐怕與他反對龍大淵、曾覿的用事不無關聯。實際上，陸游到達隆興的第二年（1166），即因『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而罷去官職，回到故鄉山陰閒居。從隆興二年二月至鎮江到乾道元年七月離開而赴隆興，在不到二年的時間裡，陸游可以說在政治仕途上接連遭遇挫折，心情之低沉可想而知。
隆興府治在今天的江西南昌。陸游攜帶家人從鎮江去南昌，取水道，由長江上行至今九江，然後取陸路而至南昌。船行途中過金陵，他曾上岸遊覽鐘山。陸游的這次金陵之行，沒有留下詩文記載，不能得知詳情，只在其後的【入蜀記】中寫到鐘山時有所言及：『定林庵，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庵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容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庵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來游，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嘆，蓋已五六年矣。』從這段文字可以知道，這次過金陵，陸游是獨自一人離船上岸，天又正下著雨，不可能逗留較長時間，怕是只到鐘山定林寺一處而已。五年後他又用一天的時間重遊定林寺及周邊風景，也可說明這次遊覽的匆忙。那麼，在赴隆興的途中船過金陵，陸游冒雨前來鐘山，應該是爲瞻仰曾聽父親講述過的定林寺中那幅著名的王安石畫像。
王安石在北宋王朝著力於政治改革以振興國家，遭遇打擊，退居金陵，而不改其志。他本是陸游敬重之人。而陸游的祖父陸佃是王安石的學生，家學淵源，使陸游對於安石又多一重親近。陸游懷抱愛國激情而仕途挫折，報國無門，在秋雨瑟瑟之時，獨自冒雨來到定林寺，面對昭文齋牆壁上那『著帽束帶，神彩如生』的王安石畫像，心中該有多少感慨！他提筆揮毫，在壁間留字以爲紀念。五年後陸游再游金陵，定林庵已尺椽無存，更不用說那幅王安石的畫像了，倒是他的題字被珍惜者移到石壁之上，保存了下來。今天南京鐘山南麓紫霞湖公園內猶有陸游摩崖石刻，不知觀賞者是否能想像陸游當年冒雨而來的情景，體察他題字時的心情？
陸游第二次過金陵是在孝宗乾道六年（1170）七月，在他赴夔州通判之職而溯長江上行的入蜀途中。
這次過金陵，陸游停留了五天，是他長達十個月的旅程中，除京城臨安與鎮江兩地之外，停留時間較長的一個地方。【入蜀記】是他這次旅途的日記，清點可以知道，京城停十天，因有至親的兄弟要作離別前的團聚，有諸多的官員要作遠行前的拜謁，而他自己也有許多的留戀要作交代。鎮江停十天，不僅是舊地友朋要作酬對，更有由運河而轉入長江的航行需作船舶的調整與物質的準備。而金陵之停五天，則是因爲遊歷需要時間。
七月五日清晨，陸游的入蜀之船過龍灣，經石頭山，由新河進入金陵城的西門龍光門，停泊在秦淮亭下。【入蜀記】這日寫到：『過龍灣，浪涌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石頭山，即今清涼山，東吳時孫權在山上築城爲防而名石頭城，又稱石頭山。據陸游的描述，至南宋時，山依然臨水而立，而船行由長江進出金陵，必過石頭山，故下文寫道：『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扼要地也。』此時的秦淮河東西向貫穿金陵城，故西城之龍光門又名下水門。城上賞心亭，地勢高險，視野開闊，可以俯看金陵而遠眺東南，西北望見歷陽而及淮南，是著名的登臨覽勝之地，素有『金陵第一勝概』之稱。此亭是北宋真宗時丁謂守金陵時所建，亭西水中有白鷺洲，因李白有『二水中分白鷺洲』的詩句，後人又在賞心亭西建白鷺亭，北建二水亭，一城門之上三亭並立，陸遊說：『誠爲壯觀，然賞心亭爲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言下有無盡的遺憾。秦淮亭，鄰近西城門，是朝廷爲往來官員提供食宿的驛亭。這天入城後，陸游只作近處遊覽，三亭之外，又去了皇帝在金陵城中的行宮。宮殿是不可進的，他在宮前天津橋上徘徊良久：『橋琢青石爲之，頗精緻，意其南唐之舊也。』
接下來的幾日，陸游細細地遊覽了金陵的幾處名勝：冶城山麓的天慶觀，石頭山下的清涼廣慧寺，鐘山南麓的太平興國寺、報寧禪院，以及城中的保寧寺，戒壇寺。六朝舊部的金陵，佛寺是一大景觀。杜牧曾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概括金陵一地所蘊含的興盛衰亡的歷史意義。陸游在金陵的遊覽，不僅有取鑒歷史之意，更有考察金陵地勢之心。佛寺既是歷史的存照，又多依山而建，故成爲他在金陵的專門之游。天慶觀所在的冶城山，相傳是孫吳時的鼓鑄之所，在西城門內偏南。石頭山與廣慧寺在西城門外，距城有一里多地。鐘山太平興國寺在東城門外，據【景定建康志】，距城有十四里，報寧寺位在半途，距城七里，故又名半山寺。這幾日的佛寺游，陸游西登石頭，東上鐘山，南瞰牛頭山，將金陵地勢盡收眼底。游天慶觀，他一面去觀西看了東晉時爲維護皇權而父子同戰死的卞壺廟，一面感慨：『吳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爲之。』游廣慧寺，他登上石頭山，感慨：『真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爲關要。』他在鐘山的遊歷多追憶王安石之事，在城中游保寧、戒壇二寺則多述南唐舊跡，也有感慨寄寓其中。
游金陵而對地形山勢如此關心，實與陸游抗金復國的抱負密切相關。在高宗紹興年間，南宋朝廷中有過關於定都錢塘還是遷都建康的爭論，秦檜爲首的主和派堅持以臨安爲都，理由多多，實以其地近海，便於逃跑躲避。而主戰者，先有宗澤，後有張浚、陳亮，都力主要圖謀恢復中原，就當定都關中，若不能，就當以建康爲都。儘管高宗以苟安求免，駐在臨安，主和派的意見占了上風，但這一爭議一直持續到孝宗即位之後。張浚曾慷慨激昂地陳說：『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宋史】卷三六一）陸游的主張同於張浚等人。他在任樞密院編修時，寫有【上二府論都邑札子】，論述以建康爲都城的重要性。在文章中，他舉孫吳、蕭梁、南唐爲例，謂其偏居江南，也曾有不以建康爲都之時，然而，『其當時爲計，必以建康距江不遠，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復毀，盡而復徙，甚者遂至於敗亡』。他說：『大造地設，山川形勢，有不可易者也。車駕駐蹕臨安，出於權宜，本非定都，以形勢則不固，以饋餉則不便，海道逼近，凜然常有意外之憂。』故希望朝廷以『建康、臨安，皆系駐蹕之地』，而若可接受，他願進一步呈說定都措置的意見。孝宗雖有恢復之志，卻同樣任用主和之臣而排擠主戰之士，遷都之議自然未能接受。而陸游在遭遇摒棄之時過金陵，猶念念不忘對金陵地勢形勝的考察，並在日記中繼續駁斥反對遷都的主和派說：『或以爲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邪？』其繫心於朝政的熱誠，如他詩中所言：『位卑未敢忘憂國！』（【病起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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