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西藏』一詞的來歷簡說(2)

  來源: 中國漢字網

不過至少到【清實錄】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己亥條，就多次出現『西藏』一詞，其中說：『先是，拉臧立波克塔胡必爾汗爲DaLai喇嘛，青海眾台吉等未辨虛實，彼此爭論訐奏，上命內閣學士拉都渾率青海眾台吉之使入赴西藏看驗。至是，拉都渾回奏：「臣遵旨會同青海眾台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達木）地方見拉臧，……」尋議：「……青海眾台吉等與拉臧不睦，西藏事務不便令拉臧獨理，應遣官一員前往西藏協同拉臧辦理事務。」得旨：「依議。其管理西藏事務著侍郎赫壽去。」』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條則說：『議政大臣等議：「拉藏及班禪胡土克圖、西藏諸寺喇嘛等，會同管理西藏事務侍郎赫壽，疏請頒賜波克塔胡必爾汗以DaLai喇嘛之封號。查波克塔胡必爾汗因年幼，奉旨俟數年後授封，今既熟諳經典，爲青海諸眾所重，應如所請，給以印冊，封爲六世DaLai喇嘛。」從之。』（8）這是在清朝君臣議事時反覆使用『西藏』一詞的事例。１７２１年清軍驅逐侵擾西藏的準噶爾軍後，康熙帝撰【御製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記斯文，立石西藏』一語，這就正式把以拉薩爲主的衛藏地區命名爲『西藏』（9）。
  
　　清朝爲什麼在沿用『圖白忒』、『土伯特』、『烏思藏』、『衛藏』等詞之後，又造『西藏』一詞來指『衛藏』地區，迄今還未見深入探討。『圖白忒』用作地名時泛指青藏高原，不適合用來　專指衛藏地區，而『衛藏』中的『衛』字，與明清時代軍政機構中『衛、所』的『衛』字相同，也不宜用作某個地區的專名。康熙皇帝還曾經把『衛藏』中的『衛』誤會爲【禹貢】中所說的『三危山』的『危』，他曾說：『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注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DaLai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10）大概後來康熙皇帝也發現此說有誤，故不再堅持。康熙皇帝還曾經把西藏地區直接稱爲『西地』，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收到清軍從噶爾丹的使者那裡截獲的噶爾丹寫給西藏DaLai喇嘛、第巴桑結嘉措、拉穆護法、乃窮護法等人的信件後，康熙皇帝在信件開首處硃批『噶爾丹致西地書稿十四件』存檔（11）。【清實錄】記載，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丁未康熙皇帝在和大學士等人談話時又說：『國家承平日久，武備不可一日少弛。・・・・西地健壯者咸欲投軍，南方則不然，本身衰老，子弟代充，所以懦弱者眾。』可見康熙皇帝把西藏、四川藏族地區都稱作『西地』。而藏文『衛藏』中的『衛』字恰與滿文中的『西方、西方的』（wargi）一詞的讀音相近，且衛藏地區又處在中國的西南部分，因此可能是『衛藏』一詞先在滿文中譯爲『wargi Dzang』，即『西方的藏』，再從滿文譯成漢文，即是現今常用的『西藏』一詞。今查【滿漢大辭典】中，『西藏』一詞的滿文是wargi　ts」ang，而『西城』一詞的滿文是wargi　hecen，意爲『西邊的城』；『西域』一詞的滿文是wargi　ba，意爲『西面的地方』（12）。承蒙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王鍾翰教授幫助將【清實錄】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戊寅條中的『得旨：「依議：拉藏及班禪胡土克圖、西藏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務侍郎赫壽・・・・」』一段的滿文查出，此處的滿文爲：
  
　　suwayan tasha inenggi hebai gisurehengge ladzang jai bancan hutuktu　wargi dzang ni geren miyao　lamasa wargi dzang ni baita be kadalame icihiyara ashan　amban heseo　emgi acafi wesimbuhe bade……seme wesimbuhede yabubuha：
　　這裡兩次提到西藏時所用的滿文詞組都是wargi　dzang，也即是『西面的藏』。由此推測，是清朝的滿族君臣把『烏思藏』理解爲『西面的藏』，稱之爲『wargi　dzang』，翻譯成漢文時譯作『西藏』，這樣才出現了漢文的『西藏』這個地理名詞，這可能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到雍正初年，隨著平定青海蒙古羅卜藏丹津之亂，清朝直接統治了整個青藏高原。1726-1728年，清朝派四川提　督周瑛、宗室鄂齊、學士班第等察勘劃定西藏和青海、四川、雲南的地界。當時確定玉樹四十族歸青海，藏北三十九族歸西藏，青海和西藏以唐古拉山爲界；四川和西藏以寧靜山爲界，寧靜山以西屬西藏，寧靜山以東屬四川，迪慶中甸屬雲南。後來『西藏』的範圍還有過一些小的變動，但是大體上以雍正年間的劃分爲基礎。
  
　　不過，儘管在康熙皇帝的後期清朝的漢文文書中廣泛使用『西藏』一詞，但是似乎並沒有正式確定劃一過。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加封頗羅鼐時，仍封他爲『辦理衛藏噶隆事務多羅貝勒』，所頒銀印的印文即爲『辦理衛藏噶隆事務多羅貝勒之印』。而乾隆皇帝在1757年七世DaLai喇嘛圓寂後任命第穆呼圖克圖爲攝政，在新DaLai喇嘛成年以前代理DaLai喇嘛職權時，賜給第穆呼圖克圖『管理西藏事務掌黃帽教法班丹諾門汗之印』時，印文上的滿文將『西藏』一詞僅用『dzang』一字對應，可見到乾隆時期滿文對於『西藏』已經可以用『dzang』一個字來簡稱。至於私家著述，仍有記述西藏的書冠以『衛藏』名稱者，如著名的乾隆後期的駐藏大臣和琳所編的【衛藏通志】。但是乾隆以後的漢文史籍中『西藏』已成爲通用的固定名詞，而『烏思藏』、『衛藏』的名稱不再有人使用。
  
　　由於清朝將『衛藏』地區定名爲『西藏』，『藏』成爲『烏思藏』、『衛藏』、『西藏』稱謂中的主體字，『藏』從本來是指年楚河流域和雅魯藏布江上游兩岸的專用地名變成對整個『衛藏』的簡稱，以後遂有以拉薩、山南地區爲『前藏』，以日喀則、江孜地區爲『後藏』的習稱。而且這一名詞的制定，還對中國其他各民族對青藏高原和它的居民的稱呼造成了更大的影響，因爲在民國時期又以『藏族』代替『吐蕃』、『西番』、『番族』等稱謂，成爲漢語對青藏高原世居民族的族稱。因此，他們的語言被稱爲『藏語』，文字被稱爲『藏文』，他們信仰的佛教也被稱爲『藏傳佛教』。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清朝沒有以『西藏』代替『烏思藏』、『衛藏』的稱呼，對藏族就應當沿用『吐蕃』、『西番』、『圖白忒』、『土伯特』的稱呼，在民國時期就可能被稱爲『蕃族』、『土伯特族』，那麼，今天的西藏自治區按照一般的命名原則，就有可能是被稱爲『烏思藏蕃族自治區』或『衛藏蕃族自治區』、『烏思藏土伯特族自治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區正式建立，西藏一詞即成爲西藏自治區的簡稱，在與其他省市並列時，有時又簡稱爲『藏』。
  
ァ∮⑽Tibet一詞，可能源於突厥人和蒙古人稱藏族爲『土伯特』，在元代經阿拉伯人介紹到西方，也即是源於藏族的自稱　bod。在民族稱謂上，Tibet　對應於『藏族』；但是在地域稱謂上，Tibet　有時對應於『西藏』，有時又泛指整個藏族地區，與『西藏』的含義有重大差異。在法、德、俄、日等文中也是如此，這是翻譯外文資料和將有關西藏的資料譯成外文時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
  
　　辦理衛藏噶隆事務多羅貝勒之印管理西藏事務掌黃帽教法班丹諾門汗之印（13）  


    作者：陳慶英


    注釋:


　　（1）多傑才旦、江村羅布主編【西藏經濟簡史】，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版，5 8頁。
　　（2）安才旦【『吐蕃』一稱語源及含義述評兼論『吐蕃』源於古突厥語說】，【中國藏學】漢文版，1988年第4期。
　　（3）第吳賢者著【第吳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23 224頁；巴俄・祖拉陳瓦著【賢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151 152頁。這段記載說：『・・・・第七由瑪桑九部（九姓）統治，故此地之名爲蕃康六福之地，此時出現了箭袋、刀劍、盾牌等武器；第八由龍族統治，故此地之名爲蕃康嶺古（九洲）。』
　　（4）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所收錄的【唐蕃會盟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13、20頁。
　　（5）（6）顧祖成等編【明實錄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冊，1086 1087頁；1098 1099頁。柳升祺、常鳳玄教授最早注意到這一記載並進行了分析，見【中國藏學】漢文版1988年第2期發表的他們的論文【西藏名義辨析】。
　　（7）（8）顧祖成等編【清實錄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冊，34頁、186 187頁。
　　（9）此碑至今仍立於拉薩布達拉宮山下，【清實錄】康熙六十年九月丁巳條錄有碑文全文。  
　　（1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上諭，【清實錄藏族史料】，第一冊，259頁。
　　（1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131頁。
　　（12）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1082 1083頁。
　　（13）歐朝貴、其美編【西藏曆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9頁、89頁、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