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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北京晚報
民國時期天津妓院營業執照
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取締『官妓』
唐代的官妓制度對後世影響很大，一直到明代，這一制度才被取締，中國古代的禁娼運動也因此出現了新的趨勢。
或許有讀者會問，明代禁娼嗎？開始並不禁娼。和尚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建國之初不僅不禁，反而大力提倡官民性消費。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礎上，明朝將教坊升級爲『教坊司』，隸屬掌管教育、外交諸事務的禮部。
據明姜明叔【蓉城詩話】記載，當時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寶門(今中華門)一帶，沿著內外秦淮河興建了輕煙、淡粉等14座高檔酒樓，這就是明代著名的『紅燈區』秦淮河畔的所謂『花月春風十四樓』。這些酒店實是明代的『官妓院』，營業前因性工作者人數不足，朱元璋下令從全國各地徵召有從業經驗的女子，催她們儘快上崗。由於政府提倡、官員帶頭，性消費確實拉動了明初的『內需』，私人聚會少不了妓女助興，公款宴請也允許使用『三陪女』。
官妓的發展很快就引發了很多問題，社會『禁娼』要求強烈。朱元璋的重孫子朱瞻基(明宣宗)當了皇帝后，便下令取締官妓，並嚴禁官員涉足紅燈區。明代由此出現了一場『禁娼運動』。
朱瞻基這一舉動，在中國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沒有官妓還有私妓，一些大款則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沒落後，私妓大量出現，被時人稱爲『私窠子』的暗娼特別多。
朱瞻基前後僅做了11年皇帝，38歲時便死了。之後，放鬆了對賣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兩岸妓院酒樓林立，流動的性交易場所畫舫多多，成了當時全國的性產業中心。清朝人余懷所撰的【板橋雜記】，實際就是時文人、學子、官員在紅燈區的性消費實錄。所謂『秦淮八艷』，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們皆出現於明末清初。
清康熙皇帝頒律令
『夥眾開窯』爲首者處以『斬決』
與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嚴厲了，但也是反反覆覆。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設教坊司。但順治皇帝曾兩次裁減教坊女樂，宮中搞活動時，培訓48名太監替代樂妓。順治皇帝在首次娼後，便選出48名太監替代樂妓歌女。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樂，開始禁娼，從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運動』。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則直接裁革女樂。
康熙皇帝繼承了順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復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頒布的律例上明文規定：『夥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爲首照光棍例斬決，爲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
嘉慶皇帝進一步加大對賣淫嫖娼的處罰力度。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訂的【大清律】規定：『京城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說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掃黃』的聲勢很大，一時頗有效果。以當時全國著名的『紅燈城市』揚州爲例，當時的性工作者便很緊張。揚州自隋唐起性產業便十分發達，雖然朝廷『掃黃』，但娼妓並未能禁絕，『私窠子』、『半月門』、『揚濱』、『船娘』這類暗、私娼繼續活動。這些性工作者對『掃黃』信息很靈通，風聲一緊，她們便『集體消失』。清初文人吳綺在【揚州鼓吹詞】序中是這樣說的：『一逢禁令，轍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來源：北京晚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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