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農業

  來源: 中國歷史網

土地利用的深入發展
　　明清時期，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土地利用又得到了深入的發展。與水爭田和與山爭地，仍然是明清時期土地利用的主要途徑，不過爭田、爭地的範圍又有所擴大，主要的區域已由原來的長江下游發展到了長江中流，甚至於長江上游和陝西地區。這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湖廣一帶的垸田（即圩田），垸田的開發，使得兩湖地區成了新的穀倉，以至於在明代中期以後就有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
　　在與水爭田，與山爭地的同時，人們還加緊了對鹽鹼地、冷浸田、海塗、低產田等的改良和利用，著名的隴中砂田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隴中地區降雨量少，蒸發量大，無霜期短，氣溫偏低，溫差很大，水源不足，而地下水含鹼成分高，對作物生長十分不利。砂田即是在這種自然條件下的特殊產物。砂田是先將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實，然後在土面上鋪上厚達六至十二厘米不等的砂石，通過砂石的增溫、保墒、保土和壓鹼等綜合性能，來取到增產的效果，這是明清時期改造低產田的一項重大發明。
　　土地利用的深入發展還促進了桑基魚塘的形成和發展。所謂桑基魚塘，據廣東【高明縣誌】的記載，其辦法是將低洼地挖深變成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四周爲地基，基和塘的比例爲六比四，六分爲基，四分爲塘，基上種桑，塘中養魚，桑葉用來餵蠶，蠶屎用以飼魚，而魚塘中的塘泥又取上來作桑樹的肥料。通過這樣的循環利用，取得了『兩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經濟效益。這種土地利用方式在明朝中葉江蘇常熟地區即已出現。以後很快就在地勢低洼的太湖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推廣開來。其形式多樣，除典型的桑基魚塘以外，還有的是以農副產品養豬，以豬糞肥田；有的是以青草、桑葉養羊，以羊糞壅桑，還有的是以魚養桑，以桑養蠶，以蠶養魚。
　　新作物的引進
　　明清時期，土地利用的深入發展與甘薯和玉米等新作物的引進有著密切的關係。甘薯和玉米等原產於美洲。自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以後，傳到了歐洲，以後經由不同的途徑，先後傳到了中國。
甘薯最初是從福建和廣東兩省傳入中國的，具體說來又有幾條不同的路線。一是明萬曆年間，從國外引種到漳州，由漳州傳到泉州，再由泉州傳到福建莆田地區，這條路線以漳州最早；一是明萬曆十一年至十二年（和甘薯相比，玉米的引進可能要更加早一些，明嘉靖三十九年（清時期傳入的新作物還有花生。一般認爲花生原產南美巴西，但也有人依據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浙江吳興與江西修水先後出土的植物籽粒，主張中國古已有之，是原產地之一的說法。但花生的廣泛種植確在明清時期，且極有可能是明清時期傳進來的。明代方志如嘉靖【常熟縣誌】馬鈴薯也是明清傳入的新作物之一。傳入之後各地叫法不同，有稱洋芋、陽芋，也有稱馬鈴薯、山藥蛋。【植物名實圖考】『卷六』：『陽芋，黔滇有之，綠莖青葉，葉大小，疏密，長園形狀不一。根多白須，下結園實。壓其莖，則根實繁如番薯。莖長則柔弱如蔓，蓋即黃獨也。療飢救荒，貧民之儲。秋時根肥連綴，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霍煨灼，無不宜之。葉味如碗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雋永。開花紫五角，間亦青紋，中擎紅的綠蕊一縷，亦復楚楚。山西種之爲田，俗呼山藥蛋，尤碩大，花色白。聞經南山氓，種植尤繁富者，歲收數百石雲。』馬鈴薯傳入中國的確切時間和路徑待考，一般認爲是多次多途徑的。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康熙時福建【松谿縣志】從甘薯、玉米等新作物的傳入和推廣中不難看出，新作物對於山地和海塗的利用起著重要的作用。由於山地和海塗的利用，使得人口對於原有土地的壓力又有所減輕，這就爲明清以後，人口的激增創造了條件。另有一種傳入的作物爲菸草。明代中葉，菸草自菲律賓傳入中國，當時仍舊使用其在本土的讀音『淡巴菰』。『淡巴菰』的傳入和甘薯、玉米等不同，它不僅損害了吸食者的健康，同時侵占了大量的良田。明崇禎年間，已有不少人以吸菸爲樂，一些種植糧食的農田也改種菸草了。但菸草的傳入對後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是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1583年―1584年），有人把甘薯由海上傳到了晉江，第二年在泉州推廣，這條件路線以泉州爲最早；一是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福建長樂商人陳振龍從菲律賓的呂宋島引種甘薯到家鄉，次年由福建巡撫金學曾加以推廣，這條路線以福州爲最早。大致在福建從呂宋引種甘薯的同時，廣東也從越南引進這一作物，東莞人陳益於萬曆十年從越南把薯種帶回到東莞。甘薯引進後，首先在閩粵部分地區得到推廣，十七世紀初，甘薯由福建引種到了長江流域，到十八世紀前期，長江流域許多省都已有甘薯栽培，出現了『高山海泊無不種之，閩、浙貧民以此爲糧之半』的局面。與此同時，甘薯也開始傳到了北方黃河流域地區。明清之際，爲了推廣甘薯而編寫的著作有徐光啟的【甘薯疏】、陳世元的【金薯傳習錄】和陸耀的【甘薯錄】等。1560年）甘肅【平涼府志】中就有關於『番麥』的記載，就其對番麥所作的植物學形態的描述，可知番麥即玉米，證明至遲到十六世紀中期，玉米已傳入到中國。從玉米栽培的最早記載出自甘肅平涼來看，玉米可能是從中亞沿古絲綢之路引進到中國的。十六世紀七十年代，杭州人田藝蘅在【留青日札】中也認爲：『御麥出於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進御，故名御麥』。同時，他還記載：『吾鄉傳得此種，多有種之者』。說明當時杭州已有玉米栽培。但當時玉米的種植並不普遍，主要分布在山區。所以【本草綱目】說：『玉蜀黍種出西土，種者亦罕』。大致到十九世紀以後，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玉米種植不僅繼續向山區，而且也向平原地區擴展了。出現了『遍山漫谷皆包穀』的景象。(1538)已有明確記載；王世懋的【學圃雜疏】(1587)也已述及，『香芋、落花生產嘉定。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種也。』就其有關生物學性狀及經濟特徵敘述較爲詳盡的，當屬18世紀中期成書的【三農記】。書中就其葉、花、根的形態都有所記敘，並以『角插土中成莢』來概括說明，花開胚珠受精，子房柄隨即向下伸長，發育爲莢果的過程。按『莢』是指延伸的子房柄；『角』指子房和發育的莢果。從而對落花生這一名稱的由來也已提示。在指出花生的多種用途及經濟價值時，強調其可充油料，而花生已成油料作物則始見於本書，從它說當時湖田沙土已普遍種植，又可推知花生已是主要的油料作物。(1700)。有關資料見於方志的僅六十多種，遠少於本期其他引進作物。經統計分析，其種植分布之處多爲貧瘠冷涼山區。  
　　一歲數收技術
　　爲了應付日益增長的人口需求，人們還著眼於對現有土地的利用，這就促進了多熟制的進一步發展。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北方除一年一熟的地區以外，山東、河北、陝西的關中等地已較普遍地實行了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制，這種農作制經過逐步完善，到十九世紀前期，傳統的種植制度已基本完成。但由於受自然條件的限制，明清時期中國北方的一歲數收之法主要還是通過間作套種來實現的。清代農學家鄭世鐸在【知本提綱】中講述了一個自己親自實驗過的例子，『其法：冬月預將白地一畝上油渣一百五、六十斤，治熟。春二月種大藍，苗長四、五寸，至四月間，套栽小藍於其空中，再上油渣一百五、六十斤。五月挑去大藍，又上油渣一百五、六十斤。六月剪去小藍，即種粟谷。秋收後，犁治極熟，不用上糞，又種小麥。次年麥收，復栽小藍；小藍收，複種粟谷；粟谷收，仍復犁治，留待春月種大藍。是歲皆三收，地力並不衰乏，而獲利甚多。』農學家楊雙山還提出一個『二年收十三料之法』，包括菠菜、白蘿蔔、大蒜、小藍、谷、小麥等多種作物。
　　南方的多熟制首先是發展了以水稻爲中心的水旱輪作制，包括水稻與小麥、蠶豆、油菜、蔬菜、大豆、蕎麥、棉花等多種形式的輪作複種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雙季稻和在雙季稻基礎上，再加上各種小麥，形成的麥、稻、稻三熟制。雙季稻在魏晉時期代即已在嶺南地區出現，宋元時期，在南方稻作區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不過在明清以前，主要是再生雙季稻，明清時期，則發展起來了間作雙季稻和連作雙季稻，據【農田余話】的記載，明初，閩廣之地已有間作雙季稻的栽培，到了明末，據【天工開物】說：『南方平原，田多一歲兩栽兩獲者……六月刈初禾，……插再生秧』，表明南方平原地區，連作雙季稻的栽培已比較普遍。在雙季稻的基礎上，再加上小麥，或油菜等越冬作物，就成爲一年三熟制。不過由於各地的自然和社會條件的不同，南方雙季稻和三熟制的發展並不平衡，總體水平並不太高，例如，太湖流域地區仍然是以稻麥二熟制爲主，是以太湖地區的農業改制成爲百餘年來，農學家們所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