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科』之概念在先秦開始出現，但並不普遍運用。按照【說文解字】解釋：『科，程也。』段玉裁註：『【廣韻】曰：程也，條也，本也，品也。又科斷也。按實一義之引申耳。』[22]何謂『程』？【說文解字】曰：『程，程品也，十發爲程，一程爲分，十分爲寸。』[23]可見，科的本義爲『程』，與『條』、『本』、『品』一樣，同爲類名。【論語・八佾】云：『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孟子】曰：『盈科而後進。』此處所謂『科』，均指『科』的本義『程』、『段』。『分科』一詞與『分類』、『分門』相似，但在先秦時並未聯用。
可見，中國早在先秦時期，分、別、類、科等概念已經出現，分類、分別觀念也較爲普遍。正是在這些觀念比較普及基礎上，當先秦學者考察學術問題時，便相應出現了中國最早之學術分類。
二
先秦時期『分類』觀念之產生與發達，與社會分工的出現及逐步細化密切相關。有了社會分工，便有了各職其司的百工，百工各司職守，便會導致分工明確化及確定化。只有當學術作爲一種社會分工出現後，才談得上學術分類及學術分科。對此，荀子在論述『禮法之大分』時有一段精闢闡述：『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24]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25]正是因爲有了社會分工，才會有各種分職，有了農、商、百工、士大夫、諸侯、三公、天子各自的職守。正是因爲有了『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才有專門掌管典籍的史官及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周禮】對百官『分職』作了詳細規定，其中論到『史官』時曰：『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之四方，小史掌邦國之志。』可見，西周時已有外史與小史、內史之專業分工。殷周之際開始有了約略的分類觀念，並開始運用到典籍目錄上。
【尚書・堯典】上所說的堯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定四時成歲』，是『依時』分類的體現；舜命伯禹、棄、契各司庶務，是『依事』分類的開始。【尚書・洪範】所分的『九疇』，顯然是一種分類法：『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義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餉用五福，威用六極。』九疇是大類的名稱，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顯然是二級分類。這些分類名目所以能夠出現，顯然是長期觀察的經驗所致。對此，【周易・繫辭下】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輿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既然『八卦』是取法於天、取法於地而長期觀察的結果，那麼『九疇』及所屬的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又何嘗不是『取法天地』而長期觀察的結果？
殷周時代關於事物分類的觀念既然產生，那麼作爲知識分類的學術分科，自然隨之而生。近代目錄學家姚名達說：『分類之應用，始於事物，中於學術，終於圖書。』先秦時期分類觀念已經產生，並且開始用分類之法辨別事物。據【周易・易象】載：『君子以族類辨物。』【周易・繫辭上】稱『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又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周易】實際就是依據『推類』原則演繹出來的。對此，姚名達說：『【易】之爲術，純乎依推類演繹之法以行之。』[26]這就是說，事物分類進一步發展便是學術分類，而學術分類最後必然歸宿於作爲學術載體之典籍分類。
事物『分別』、『分類』概念出現後，學術分類自然出現。【周易】上關於『道器』的分別，似乎是較早的學術分類。【周易・繫辭上】曰：『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根據『形上』與『形下』的分類標準，將知識類分爲『道』和『器』，這不僅是『道術』與『方術』之區別，也是後來『學』與『術』的分別。這種『道』與『器』之分別，對於中國傳統知識系統的建構產生了很大影響。
春秋以前，各種文獻典籍均藏於官府，民間沒有典籍，因此『學在官府』、『學術專守』，便成爲非常自然的事情。典、謨、訓、誥、禮制、樂章等皆朝廷製作，政府設官分職掌管。對此，章學誠曰：『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27]既然『官守學業，皆出於一』，那麼【周禮】所置百官，便是某種學業之執掌者。
【左傳】云：『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子家語・正論解】亦稱：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古代典籍名稱，抑或是學術類名？歷來頗有爭議。多數學者認爲，這些均爲古代典籍名稱，而非學術類名，姚名達則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爲，這些有數碼之名稱，是『類名』而非典籍名稱：『著者則以爲既有數字，必非書名而爲類名，如後世之合稱【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藝」，諸子爲九流之例。倘此說不謬，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爲楚府藏書之分類名稱。』[28]這就是說，它們不僅僅是典籍名稱，而且同時是『類名』。
從古代其他文獻典記載來看，姚氏之說並非沒有根據。【周禮・天官冢宰】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禮記・曲禮下】云：『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尚書・舜典】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可見，三代之前已有所謂五典、六典者，並且它們均爲藏書的類名，不僅僅是典籍名稱。
如果進一步尋覓古代歷史文獻，則可以發現，視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爲典籍分類者，並非姚名達之發明。南北朝時之阮孝緒實際上已經有了這種意見。其【七錄序】曰：『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索、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29]將三代之丘、索、墳、典，與春秋之詩、書、禮、樂並稱，實際上認它們均爲典籍類名。
在『學在官府』、『學術專守』之殷周時代，主要的學術門類便是所謂『六藝』。關於六經與六藝，歷來學者有較大分歧。近代有人說：六經爲『古代道術之總匯，非儒家所得而私之也。』[30]六藝有廣狹之分與大小之別。一般說來，人們將禮、樂、射、御、書、數視爲『小藝』；【詩】、【書】、禮】、【樂】、【易】、【春秋】則稱爲『大藝』。前者是殷周時代之『舊六藝』，而後者則爲春秋以後之『新六藝』。
『六藝』之名，始於【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就是說，『六藝』最初是指禮、樂、射、御、書、數六種技藝，也是當時流行的六種學術。到春秋時代，六藝的內容逐漸演變爲詩、書、禮、樂、易、春秋，成爲六種古代典籍的傳授和研習。章學誠曰：『六藝非孔子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31]這就是說，六藝是『周官之舊典』，在『學在官府』時代，六藝是當時周官職掌之六種知識門類，即當時流行之六門學科。對此，近代目錄學家杜定友亦云：『六藝之名肇於周代，卿大夫設六藝以教萬民。有五禮之義，六樂之歌，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而劉【略】一變而爲易、書、詩、禮、樂、春秋。夫劉氏去古未遠，而六藝之名已不復舊觀，此學與書之不同也。非深明類例之義者不足奏此。』[32]這實際上揭示了『六藝』內容之演變：殷周時代『舊六藝』是指六門學問，秦漢以後『新六藝』變成六種古代典籍；前者是六門學科，後者爲六種古代典籍。
孔子刪改『六藝』，實際上是指對古代【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種古代典籍的整理，使之成爲六門知識學科的教材。孔子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事比事，【春秋】教也。』[33]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謂『六藝』，也是指【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六種古代典籍。
殷周時代的『舊六藝』是當時流行的六門學科，是無疑義的，那麼孔子刪改後的『新六藝』，僅僅是六種古代典籍，抑同時是六種學術門類？從前述孔子所謂的『【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來看，顯然不僅僅是六種典籍，而且同時是六種學術門類。對此，晚清學者劉師培以近代分科觀念審視『六經』，認爲六經是『孔門之教科書』：『【易】爲哲學講義，【詩】、【書】爲唱歌、國文課本，【春秋】爲本國近世史課本，【禮】爲倫理、心理講義，【樂】爲唱歌、體操課本。』他進而指出：『至【論語】、【孝經】，又爲孔門之學案，則孔學之在當時，不過列九流中儒家之一耳。』[34]目錄學家劉國鈞根據近代分科觀念反觀『六藝』時，也斷定『六藝』是六種分科性學問，相當於近代意義上之六種學術門類：『所謂六藝，猶夫六學科也，故同性質之書，皆可列入。』[35]他強調說：『經部原名六藝，漢志有六藝略。然不曰六經而曰六藝，意者六經在當時爲六種專門之學，一藝即是一專科歟。故奏議得入尚書，【史記】得入春秋，皆各從其類也。六藝爲古人所治之學科，劉氏集之於一處，殆所以示爲學之根本，故繼之以小學，即治學之入門也。後人以六藝爲六經，於是治學方法上首列之六藝，變爲儒家之典籍，此後人之失也。』[36]劉氏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
『六經』一說源於戰國時期。據【莊子・天運篇】記載，孔子曾對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熟知其故矣。』[37]這是古代典籍中最早將『六藝』稱爲『六經』的文字記載。『六藝』到戰國後期開始稱『六經』，到漢代逐漸演變爲漢儒專門研習的『經學』。【白虎通・五經】對『經』是這樣解釋的：『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38]五經實際上成爲五門求得聖人之道的學問。
『六藝』爲何逐漸被尊爲『六經』？章學誠認爲，『六經之名，起於後世，然而亦有所本也。』所本者何？他解釋說：『六經之文，皆周公之舊典，以其出於官守而皆爲憲章，故述之而無所用作；以其官守失傳而師儒習業，故尊奉而稱經。聖人之徒，豈有私意標目，強配經名，以炫後人之耳目哉？故經之有六，著於【禮記】，標於【莊子】。損爲五而不可，增爲七而不能，所以爲常道也。』[39]所以，『官守失傳』與『師儒習業』，是『六藝』成爲『六經』之關鍵所在。
同時，『六藝』所以被後世學者尊爲『六經』，還因其具有重大之社會教化和知識功用。【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種典籍，各有功用，缺一不可。【尚書・堯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這是專講【詩】的功用。司馬遷【史記・滑稽傳】載：『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六藝雖爲六門學術，但其精神是相通的，是從六個方面體現先王之『大道』。對於六藝『大道爲一』觀念，孔子之後的儒家學者多能體悟。【荀子・勸學篇】曰：『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在荀子看來，『六藝』幾乎包涵了人類一切知識，精研『六藝』，便會達到爲學之極致、道德之極致，也就會畢盡天地之道：『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40]
孔子的這種觀念，爲後來漢儒所發揮。【淮南子】曰：『六藝異科而同道』，六經貫穿著『德教』[41]。【漢書・藝文志】亦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東漢儒生徐衷唬骸跋韌踔欲人爲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教。』他也強調『通』之重要：『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而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42]六藝雖殊，其道則一，名專而內通。
三
【漢書・藝文志】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孔子死後，儒家分化。對於戰國時期儒、墨分化情況，【韓非子・顯學】有一段精闢論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能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43]這就是說，孔子死後，儒家分爲八派，即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墨家在墨子死後，分爲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三派。
爲什麼儒、墨兩家顯學在孔子和墨子死後會出現如此劇烈的分化？唐人韓愈分析說：『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因此，孔子之後儒學分門別派的原因，是由於孔門弟子『各得其性之所近，舉其素昔所誦習而崇仰者，轉以授之於其徒。而其所授者，又各有其性之所近，雜然殊塗，久之始各得其所宗。孟、荀之學，後世儒家之二大宗也。雖其學出之於孔子，則固孟、荀之所同矣。孟子之學出於曾子，荀子之學出於卜子。』[44]這種分析頗有道理。實際上，天下道術在春秋以後分爲儒、墨、名、道、法、陰陽等『百家之學』，是學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儒家在孔子死後分爲八派，墨家在墨子死後分爲三派，也是學術分化的自然現象。這種情況說明，春秋戰國時期道術分化是非常劇烈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爲後世儒者驚嘆的『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現象。這種現象，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春秋以後『道術將爲天下裂』之學術分化情景。
殷周時代，學在官府，學爲官守，道與藝合一；春秋時代，周室衰微，古代典籍流散民間，私人講學之風興起，諸子百家之學勃興，學術格局及學術形態均發生重大變化。【莊子・天下篇】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莊子認爲，先王之道『皆原於一』，古人道術均備，道術合一而不分離，俱存於『六藝』之中：『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繫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45]這就是說，古之『道術』無所不在，併集中體現在【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種典籍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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