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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浪讀書 從某種意義上講，商鞅的變法也是在製造這種疾病，而且異乎尋常的成功。【史記】中對此有很含蓄的記載[注29] ，說商鞅變法初年，上訪聲稱新法不便的老百姓數以千計，在強制執行新法後，按部就班過了十年，秦國百姓開始對這法產生了好感，當年詆毀這部法的，在十年後紛紛到首都去誇讚這部法的優秀。
人所共知，商鞅的新法非常苛刻，動輒便大刑伺候；同時又引導性地給以恩惠，如拜爵獲賞等；用戶籍管理，禁止旅店營業的辦法將人口鎖定在固有的生活區域，既不能逃逸，又無法拒絕官府單向給出的信息。這些條件恰恰夠得上製造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而從秦國百姓的行爲上判斷，正是感染了這種疾病且症狀表現得很典型。
弗洛伊德曾說，人若落入一種無法擺脫的痛苦之中，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就會把這種痛苦看作是幸福，用這種方式來尋求解脫。
種種跡象表明，雖然醫學、社會學並沒有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做出概念性的描述，但是古中國的政論家、社會學家對於這一病徵的製造卻不是一無所知。法家理論中的『重刑薄賞』，一些權術論述中所談及的『恩威並施』，都是對人這種心理疾病進行的有效運用。
從經濟角度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會發現這是個比較成本的問題，即對抗施害者的生存成本無限高，而順從施害者的生存成本偏低，甚至能得到些額外的收穫。作爲生物體本能的求生意識就會做出最經濟的選擇：順從施害者並選擇站到施害者的立場中去。在受害者脫離施害者後，一定時間內，心理行爲的慣性仍然延續著曾經的經濟意識，於是就產生了種種令人難以理解的現象。這種扭曲的經濟意識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逐漸淡化。當然，因個體差異，也有極個別的特例，在脫離了受害環境後表現了劇烈的不適感使其走上極端，如王國維[注30] 的自殺。
● 與暴政無關
拋除人道因素考慮，利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對於維護政權統治是非常有效的，而造就這種病症必然要施加暴力。法律與刑罰，是這暴力的具體表現形式。從這個角度上可以說，暴政並不是維護統治的天敵，反而是有效的工具。聯繫到秦帝國以法家思想爲內核的立國之本，若僅從暴政不暴政的角度討論政權穩固與否的問題，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相反的：因暴力施加不足而導致社會對威脅感體會得不夠強烈，於是才有了顛覆政權的願望。
換句話說，秦帝國的衰亡與暴政無關。因爲『暴政亡秦』這種說法的邏輯基石根本就不存在，那麼構築在其之上的一切說法，必然都是虛幻的空中樓閣，站不住腳。換言之，只要立足於科學視角，以暴政作爲切入點來探尋秦帝國的衰亡原因，就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
因此，若要探尋秦的衰亡真相，只能另闢蹊徑，重新從故紙堆里尋找歷史的蛛絲馬跡。
短命的秦帝國只經歷了十五個春秋即宣告壽終正寢，這是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結局。儘管秦帝國終結得如此迅速，可它的靈魂卻是巡睃在華夏大地上永不消散，這不生不滅的狀態正符合一句佛語：涅。那麼這涅後的帝國爲後世留下了些什麼？
● 無知者無畏
秦朝末年，天下大亂，各地烽煙四起，到處有人『起義』，所有史書對這段歷史的記載不外如是。我們姑且暫時先不去預設起義的原因，轉而先去考慮到底是些什麼人參與了武裝反政府組織，又是誰在試圖顛覆秦政權。
陳勝、吳廣，出身佃農，是社會的最底層，但是不甘心在被食利階層終老，一直在試圖尋找著躋身更高階層的機會。倘若早出生個三四十年，尚可趕上秦征戰六國。及早到秦國參軍，尚可憑藉健康的體格搏一搏軍功，以期獲得爵位和封賞，使自己所處階層有所提高。而秦一統天下之後，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經固化，這個群體的人幾乎永遠不會再有階層躍遷的機會了，這是他們痛苦的根本。
從他們揭竿起義前的醞釀中可知，他們造反的政治旗號非常可笑，是假借了公子扶蘇和項燕名義[注31] 。殊不知，這風馬牛不相及的兩者，政治立場完全不同。強行將這兩個人的名頭捏合到一起做政治旗號，著實太過不倫不類。對此，除去無知者無畏外，實在找不到其他合適的形容。這裡不排除一種可能，陳吳二人只聽過這兩個政治人物的名字，而對其他爲政者幾乎一無所知。
好在公子扶蘇和項燕已死，死人不能復生，不能出來和他們對質，這使得他們更加有恃無恐。
在歷史記載中，不曾看到陳、吳二人有何政治目標或政治理想，從他們造反的出發點不難看出，他們對推翻大秦帝國的統治並沒有什麼堅定的信念和意志，至多只想在其中撈一筆利益供個人享受而已。倘若條件合適，利益足夠，哪怕做山賊土匪，他們也會欣然前往，趨之若鶩。至於他們籌備謀反的舉措如魚腹丹書、篝火狐鳴等，則均屬雞鳴狗盜，上不得台面的小伎倆。
說到底，自比天鵝、大雁的陳勝，無非是個惟恐天下不亂的文盲加流氓而已，其日後稱王時對待故交的態度[注32] ，也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那時的他，早已將年輕時『苟富貴勿相忘』的誓言忘在了腦後。
然而正是這文盲加流氓，卻撕開了秦帝國華麗卻藏滿虱蚤的長袍，撰寫了王朝更替的歷史扉頁。
客觀地說，大澤鄉的叛軍與當時天降大雨有著莫大的關係，但是對於陳勝、吳廣二人來說，天降大雨趕不上工期只是個藉口，更是個條件。即便沒有這場雨，他們也會選擇適當的時機，創造必要的條件來滋生出其他的事端。只是他們恰逢秦帝國最高政權更替，政局不穩的情況下起兵，才有機會被載入史冊。若是政局穩定，一群烏合之眾的武裝力量，短時間內就會被政府武裝直接鎮壓下去，幾乎不可能在歷史上留下任何痕跡。
在秦末這段動盪時期里出現的反政府武裝組織者，有相當一部分類似於陳勝、吳廣這樣的平民或小吏，他們都屬於被食利階層，典型的如武臣[注33] 、韓廣[注34] 、劉邦[注35] 等人。他們均是無法從政治體制內獲得養分的人，更沒有謀求階層躍遷的途徑。他們社會地位低下，而又不滿於現狀，在特定的時期里，他們就會成爲擾亂社會秩序的生力軍。
● 尋求事業的發展是主流的想法
這裡我們似乎觸及了些歷史的實質：比起條件艱苦環境殘酷，人們似乎更懼怕沒有希望。秦帝國的一統華夏，使得神州大地上再無大規模戰事發生，軍國制度的驟然停擺，斷絕了無數人試圖以軍功封侯拜爵的夢想。
通過軍功晉升的這條快捷通道被堵死，而又無其他晉升通道，這使得被食利階層試圖在體制內尋求社會階層躍遷的機會大約爲零。被忽視的晉升需求在體制內得不到滿足，被食利階層就會尋找體制外解決的辦法，自己創造出社會階層躍遷和利益再分配的機會。毫無疑問，用武力解決此類問題往往直接有效，因此，在適宜的條件下，被食利階層所參與的武裝暴動就會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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