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文史籍的編撰(5)

  來源: 中華文史網

萬曆時期積極編寫建文朝史籍局面的出現和史籍特點的形成決非偶然，這和當時的政治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繫，那就是萬曆朝政府對建文君臣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隆慶六年（1572）七月二十八日，萬曆皇帝剛剛登基，就發下詔書：『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29]，明令褒揚忠義，並令各有司官員查明他們生長的鄉邑，『特爲建祠』，或附於本處的忠節祠。萬曆十二年（1584）御使屠方叔又請推恩建文忠臣的家屬和後代，『大慰忠靈，以培聖代綱常』[30]，也得到批准。可以看出，萬曆政府已經下了決心，爲義不事二主的建文忠臣徹底平反，褒揚忠義也就成了這一時期編撰建文朝史書的指導思想，而要給忠臣建祠堂，又須有一個『忠臣譜』之類的名單，這是【表忠錄】、【忠節錄】、【遜國忠節錄】產生的直接原因。
萬曆二十二年（1594），在禮部尚書陳於陛的奏請下，明代官方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編撰紀傳體本朝史的史學活動，爲此投入了極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也爲建文史的編撰提供了一個契機，此年八月，禮科給事中孫羽侯條奏：『纂修正史，議本紀則建文、景泰兩朝宜詳稽故實，創立二紀，勿使孫蒙祖號，弟襲兄年。』[31]於是，改正建文朝史事被提上日程，萬曆二十三年（1595）七月，禮科給事中楊天民上奏說建文朝的缺典難以湮沒，懇請及時修舉，『以成祖德，以光信史』[32]。接著，御使牛應元也應次上奏。史官焦f在他的【上修史條陳四事】中亦將改正建文實錄列爲首位。[33]他們的目的不外乎是爲建文一朝單列本紀，也就是通過這次修史來改正已經過『欽定』的附建文朝於洪武朝且不書建文年號的作法。這些建議沒有被完全允准，但是皇帝最終作出了很大的讓步，同意直書建文年號，但事跡仍附於洪武朝後。在政府修史的鼓舞下，朝野史家都以積極的態度進行了建文史籍的編纂，除去彰顯忠義外，他們的一大願望便是補苴國史，爲官方修史提供參考，因此在編撰時注意了博採，以備政府修史時選用，這便不難理解【建文朝野彙編】和【建文書法擬】爲何都具有資料彙編的性質了。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嘉靖、隆萬以來，在楊慎、王世貞、焦f等人的倡導下，出現了一股維護史學客觀性嚴肅性的思潮[34]，萬曆朝建文史籍在注重考證和求實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與這種思潮相適應的。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萬曆時期建文史籍的編撰是政治影響修史的明顯表現，在這種影響下，屠方叔、許有轂、張朝瑞等人從表彰忠義、鞏固綱常的角度出發編撰史籍，這又使史學的『裨風教』作用被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如儲昌祚稱讚許有轂的【忠義存褒什】『有裨世風』，所以『聊爲之申言於末簡』[35]。焦f在爲張朝瑞【忠節錄】所作的序言中也認爲這部史書可以『旌群哲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修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頹風。』[36]
更應值得注意的是，通過萬曆朝建文史籍的編撰活動，對史官責任感的強調也被擺到了重要的位置上。陳繼儒爲【建文朝野彙編】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對於建文朝史事『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征示以無可加也；斥野史爲盡訛，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也』[37]。這是針對官方修史而言的，指出了史官應當擔負起闡明歷史真實情況的責任。朱鷺更是提到了史臣的『史權』，他認爲史臣有改正歷史錯誤和敘寫歷史真實情況的操筆之權，這種權力『天子有所不能制』，針對建文一朝記述失實，他說：『且夫史官而禁之書，能必野史之不書邪？與其爲野史書，傳疑述偽，逐影尋響，誇張其說而矯誣其事，寧正之今日乎？秉史筆者尤得以彌縫諱飾豈間而不至於滋萬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權可不用邪？』[38]極力主張政府史官運用他們的『史權』改正失實的建文朝歷史記載。事實證明，並非專職史官的朱鷺也行使了他的『史權』，在朝庭沒有同意將建文朝事單列本紀的情況下，他在【建文書法擬】『正編』中大膽地標立了『建文本紀』的名目，爲從內容和形式上徹底校正建文朝史事作出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