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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論壇 明成祖朱棣時，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權勢越來越大。洪武時期的宦官雖已干政，但尚未專權，而永樂時期，宦官的地位越來越高，逐步開始專權。
這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的。朱棣起兵從親侄兒建文帝手中奪權，按當時的標準是犯上作亂，屬於謀逆性質，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竊取朝廷的種種機密，當時建文帝身邊的一些宦官，恰恰充當了朱棣的走卒。這就是史料所載的朱棣起兵，『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爲耳目』，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更是出生入死，在戰場上立過大功，成了朱棣的開國功臣。因此，朱棣當上皇帝后，對宦官的態度比起乃父朱元璋，不但繼承衣缽，更加『多所委任』。首先，在名稱上讓宦官高升一步，使他們頓時抖了起來。原來，歷史上宦官的職務，秦有中車府令，漢唐時沿襲不變，至於中謁者、中常侍、中尉之類，都是以中字名宦官，而明代洪武初年，只以監正、監副、監丞名門正、門副之類，永樂初年，『始改監正曰太監』。這就是說，宦官由『中』字一躍而躋身爲『太』字輩了。明朝人對此事曾有評論說：『夫天子之親，乃以太稱。今中人之職亦曰太，其視漢、唐、宋止以中名者卻盛矣！』永樂三年(1405)，太監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下西洋；永樂八年(1410)，都督譚青營內又派有內官王安等人，從而開始了宦官監軍；又命宦官馬靖鎮守甘肅，從而爲宦官分鎮地方開了先例；更嚴重的是，永樂十八年(1420)，置東廠，令宦官刺探臣民隱事，這就爲宦官的特務活動開了方便之門。
永樂年間宦官插手經濟領域的影響力，更是洪武時期所不能比擬的。洪武年間，在蘇州天心橋東建織造局，著地方官督造。而到永樂時，督造者便由宦官充任，蕭月、阮禮都擔任過蘇、杭織造，從此『祖制始變。嗣後歲以爲常，末造禍更烈』，本來那種織造歸地方官管理，『民不擾也』的局面，一去不復返。永樂時，宦官還至西北地區索買駝，『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匹，自後歲以爲常』，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永樂元年(1403)，『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這樣，宦官便掌握了市舶大權。宦官手中的權力既已越來越大，橫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傳聖旨，屢有發生。如：永樂五年(1407)，內使李進在山西以采天花爲名，『詐傳詔旨，偽作勘合……假公營私，大爲軍民害』，致使朱棣派御史往山西鞫問李進。永樂二十二年(1424)十月，內官馬騏偽傳旨諭翰林院出敕，再次往交趾閘辦金銀珠香。朱棣得知後，怒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人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有個大宦官到蘇州織染局上任，下車伊始，便藉故製造冤獄，致使多名無辜百姓在囚室活活餓死。
宣德年間，皇帝不斷派出宦官到各地採辦，如蘇州一處就經常有五六個宦官坐鎮，其中羅太監呆的時間更長，『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艾』。有的太監，備受恩寵。如司禮監太監金英、范弘，均在宣德七年(1432)被賜以免死詔。給范弘的詔書中，有謂：『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至意於久遠。』御用監太監王瑾，宣德四年(1429)時，明宣宗朱瞻基曾挖空心思，用迴文詩體，做了一首題曰【偶成】的詩送給他。其後，又賜給他銀記四塊，上面刻的字是『忠肝義膽』、『金貂貴客』、『忠誠自勵』、『心跡雙清』。當然，比較而言，朱瞻基在明朝皇帝中，頭腦還算是清醒的，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他下令召還採辦中官。這是因爲山東泰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上疏，揭發京師派出的宦官采天麻、野味，『民被虐害，兼妨農務』，朱瞻基遂下令『悉召還治之，自今更不許輒遣人』。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朱瞻基還下令處死指使內使阮巨隊等在廣東『以採辦爲名，虐取軍民財物』的內官袁琦，用的是凌遲這一極刑；次年正月，他還敕諭南京、應天等府，今後『凡出差內官內使，其寄附贓物在官員人等之家，許令出首歸官，與免本罪。若隱匿不首，事發，與犯人罪同』。因此，宣德時期，宦官雖受寵，但還不敢太放肆，故未形成專權的局面。
這是明初宦官的大致情形。到了明中葉，也就是從成化至萬曆時期，宦官的情況比起明初來，就大不相同了：把持國柄，專權誤國，橫行無忌，已是愈演愈烈。
英宗朱祁鎮登上九五之尊時，才是個年僅九歲的娃娃。太皇太后張氏委託著名的三楊--內閣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輔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權在握，宦官畏懼，尚不敢張牙舞爪。但隨著張氏、楊榮先後去世，楊溥、楊士奇年老勢孤，英宗年少無知，荒嬉無度，不理朝政，司禮太監王振便逐漸大權獨攬。這是明朝皇權轉換到宦官手中的開始。憲宗成化年間，宦官汪直也是勢焰熏天。到了武宗正德時，宦官劉瑾的專權又超過了王振、汪直，大肆亂政，對明王朝造成嚴重的禍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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