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在明代專制主義國家中的位置

  來源: 北京日報

怎麼看待宦官在明代專制主義國家中的位置

    宦官，作爲中國古代專制體制特有的伴生物，應該在國家機構中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呢？研究明代政治制度的論著，多將宦官歸於『皇帝制度』之下。

    應該說，由於宦官身份及『宦權』的特殊性，給宦官的定位帶來了困難。明代被視作中國歷史上『宦禍』最嚴重的幾個朝代之一，宦官『擅權』，必有其制度作保證；即便權自『干竊』而來，既然攫住不還，也必以制度固定之。王天有在【有關明史地位的四個問題】中，強調宦官的『衙門化』，使得『在皇帝之下實際形成了兩套班底』，一爲以內閣爲代表的政府，一爲以司禮監爲代表的宦官。正因爲『宦官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已相對穩定，成爲國家權力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明代官僚士大夫反對宦官者大有人在，但很少有反對宦官衙門的』。兩者的關係是相互牽制的，所以『權閹』的出現往往『與皇權式微和弱勢內閣有關』。
    究竟該怎麼看宦權、皇權、相權三者的複雜關係

    朱元璋廢相，是皇權強化的最主要證據。有關宦官專權的種種闡述，均離不開兩個問題：一是廢相與相權，二是皇權的集中與分散(或延伸)。如黃宗羲所云：『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爲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明夷待訪錄・置相】)將『宦權』拿來與『相權』對比，這也決定了，『宦權』常被簡化爲『中官首腦衙門――司禮監』的權力，而不是整個宦官組織所擁有的各項職權。事實上，『宦權』經常只在討論明代中樞機構的運作時，將其放到與『皇權』、『相權』的相互關係之中進行解讀。這恐怕是需要首先『正名』的。

    明代罷相不置，『相權』到哪裡去了？有人說閣臣『無相之名，居相之實』，是事實上的宰相。但『閣權』與傳統的『相權』是極不相稱的，因此有人認爲，皇帝、閣部各攬去一部分相權，司禮監也收攬了一部分；甚至有道：『只有司禮監才是明代中樞權力之所在』。多數論述認爲，明代仍然存在『相權』，這一權力由內閣與司禮監分享，所謂『相權一分爲二』，形成一種『雙體相制』，或『二元制』、『雙軌制』，『監、閣共理朝政』。如歐陽琛所闡釋的，『司禮監的權力，實質上是皇權的一部分，或皇權的化身』。李洵強調了『皇權』的積極性，即『司禮監與內閣同是皇權的附屬物，皇權緊緊控制著這兩個機構的權力，始終保持著皇權的獨斷或獨裁性，防止二者任何一方的權力超過皇權。』關於『三權』關係大體形成這樣一種論述格局：明代皇帝既散相權，令各部分掌，又奪相權，君行臣職。但君不可無相，後乃有內閣之設，內閣從皇帝那裡爭回些，宦官再從皇帝那裡竊取些，於是三者共同據有權力結構的最上層。

    以上關於宦權(司禮監權力)的論述，實際上正是將『宦官制度』定位爲『皇帝制度』從屬物的一種反映。這種觀點不認同宦官權力的合法性，所謂『宦權』，只是假竊自『皇權』；將宦官權勢的擴張，闡釋爲皇權的『延伸』或『分散』。

    但是，既然宦官長期地、習慣地，並且在各權利關係事實認可的條件下享有一種權力――不管是否從『皇權』竊取而來，都應當視作合法。如果『宦權』皆屬竊攘，那麼洪武、永樂時期的宦權從何而來？如果宦權的來源僅僅是『私竊』，那它將異常地不穩定，隨著『失竊者』――皇帝――之賢否而變動；但不穩定性並非明中期以後宦權的特點。而且，『竊取說』也不能涵蓋所有的宦權。明代宦官參與庶政的範圍是非常廣泛的，比如說尚膳監督理光祿寺、尚寶監用印、印綬監理黃等具體事務，是否也是皇權遺落的片段？顯然，用分割所謂『皇權』來解釋宦官事實上擁有的政治權利，是說不通的。

    ●究竟該怎樣評價宦官及明代的『宦禍』

    對宦官的惡評是與其『專權亂政』相因應的，許多研究正從其生理缺陷上尋找原因。如山昌嶺、張安福【宦官專權原因的社會心理學分析】在分析『宦官專權必然性』時說：『(宦官專權的)原動力來自宦官特殊的心理機制，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心理變態』。作者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論，認定宦官心理的變態來自『閹割焦慮』，以致形成『畸形的人格』；又引用『現代政治心理學理論』，認爲宦官的自卑情結必然促使他追求『過度補償』。

    心理分析作爲一門科學，必有嚴謹的方法。而許多針對宦官心理的『分析』，既不拿一個『病人』細加『診斷』，也不提供一個群體(各個階層的、『好』或『壞』的宦官)作量的保證，輒徑開出『變態』的脈方。魯迅說：『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墳・寡婦主義】)文學家言盡可恣筆張大，而學術則不可不謹嚴。在討論宦官『變態』問題時，不應忘記此類人中亦有以『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的，宦官中並非沒有『珠璣』(劉寶石【明代宦官中的珠璣】)；『宦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並不都是惡劣的』(趙興元【從明代成化年間宦官的活動看宦官評價】)。

    對宦官的評價，在話語上常處於一個矛盾的境地。『變態』與否，在研究中也頗有因人而異的傾向，比如從來就沒人說鄭和『變態』『焦慮』的。但研究者不能不注意到，在朝代的前期，政治較清明時，宦官多賢，至末世，則賢者尤難得。至此，心理學似乎失效了。作爲一個群體，宦官的行爲也是逃不脫社會的特定規範和影響的，並不簡單是個心理問題。

    明清易鼎未久，即有『明不亡流賊，亡於宦官』之說；更有人將明朝稱爲『歷史上最大的太監帝國』。對明代『宦禍』的評價，王天有認爲：明朝268年，宦官『專權』不過20幾年時間，將明代政治概指爲『宦官政治』或『特務政治』，顯然是不合適的。

    (作者胡丹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