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流刑考 (1)

  來源: 光明網理論

一

　　隋唐之際，以徒流刑爲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確立。在五刑制的確立中，流刑的出現具有特別的意義。流刑的來源雖早，然秦漢以來，這種以鄉土觀念爲前提的懲治方式並未得到經常的實施，這意味著其懲治力度如何已經很久沒有得到司法實踐的檢驗，這明顯與死刑、徒刑、笞杖刑不同。其次，在秦漢以來零星出現的『流』，多將犯人流至邊方，其實施的重心仍在勞役，而非流遠本身，這與五刑制中流的特徵也有很大的差距。[1]流刑在南北朝後期進入五刑體制，占據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並改變自己以勞役刑爲重心的特徵，而以把犯人流至遠方作爲主要的懲治內容，其中恐怕與魏晉之際法律儒家化的背景有密切的關係。【唐律疏議】註解『流刑三』一條，稱，『【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於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於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2]這可能是對這一歷史事實最好的註解。
　　正是因爲流刑進入五刑制有這樣較爲特殊的背景，儘管五刑制的確立在中國古代刑罰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五刑制本身從一開始也是有缺陷的。流刑懲治力度不足，與其在五刑制中的地位不相符合是其中的關鍵問題。這一點在五刑制剛剛確立的唐代就已經十分明顯。
　　唐代流刑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均居役一年，且不加杖。[3]官員流者不需居役，只附籍當地，如同百姓，待期限一滿，『有官者得復仕』。[4]普通罪犯居役一年後，也附籍當地，流限一般爲六年，不應流而特流者爲三年。期滿，即可返回原籍。對於這種流刑的懲治力度，北宋熙寧中，大臣曾布有明白的解說：『---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爲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5]可謂一語中的。還可以再與次流刑一等的徒刑相比較。唐代徒刑五等，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雖無流遠之苦，然『著鉗若校』，在官吏監督下進行無償勞動的時間，卻比犯流刑者要長。徒刑實際懲治的強度，與流刑相去不遠， 甚至輕重有所倒置。
　　隋唐以後，五刑制基本爲以後各朝代繼承，成爲官方明文規定的刑罰體系。爲此，解決流刑三等懲治力度的不足也成爲各朝代重要的司法課題。 宋代於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定『折杖法』，以杖折徒流，流刑四等即改爲加役流，決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決脊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決脊杖十八，配役一年；流二千里，決脊杖十七，配役一年。[6]宋代獨具特色的刺配由此得到充分的發展。[7]宋代刺配集刺、杖、 流於一身，堪爲降死一等的重刑，自宋初作爲免死的刑種出現以後，行用逐漸頻繁，法規日見繁密，實施日見規範，爲司法者所倚重至於出現濫施的局面。刺配起到的其實是五刑制中流刑本應承擔的任務。金人明言流刑『非今所宜』，而以徒代流，即二千里比徒四年，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三千里比徒五年。[8]【大金國志】載：『徒者，---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皆死罪也。』 [9]傳統的五刑制下，徒刑從一年至三年分爲五等，【 大金國志】稱金代徒刑至於五年，又言五年以上爲死罪，傳統流刑爲徒刑所代已成爲事實。
　　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元代的『新流刑』。[10]所謂的『新流刑』是指流遠與出軍。它們都是從蒙古族古老的懲治方式中脫胎而來的，從元代建立以來一直得到實施，並且有日見倚重的趨勢。出軍與流遠的主要去所在素爲『瘴癘』之地的湖廣與北鄙的遼陽。[11]罪犯一般是南人發北，北人發南。出軍的罪犯到達配所之後，主要是『從軍自效』， 以增強邊方鎮戍軍伍的實力，流遠的罪犯似以屯種爲主。原則上，除了大赦，出軍與流遠的罪犯要終老發配之地。與傳統流刑相比，其懲治力度之強不言而喻。出軍與流遠起初並行，至元仁宗、元英宗年間，出軍逐漸進入流遠刑，使流遠刑成爲一種包括多種懲治方式，具有多種層次的刑罰，並進而進入了國家法定的刑罰體系。【 經世大典・憲典】規定的五刑制中，流刑被正式界定爲『 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 』。 [12]這標誌著包括了出軍的元代的流遠刑成爲一種新的流刑，並正式代替了五刑制中傳統流刑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