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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張振先生【史通箋注】：『呂【評】說他「邃於史而疏於經」，信然。事實上他也是在論史，不是窮經。此篇列舉十疑，大多爲後儒層壘塑造的神話了的傳說。【尚書】中【虞書】、【夏書】，乃戰國儒者所假造，已有論定。【尚書】中除商末數篇外，亦多可疑。十疑中除第一疑，皆爲禪讓嬗代之事，我們今天只能拿它印證遠古部落聯盟兩頭軍務酋長制的民主選舉及其領導權的爭奪，誰也不會相信那種雍容揖讓是歷史的真實。但劉知幾能在一千三百年前，就表示懷疑，並論證其偽，予以批判，是難能可貴的。當然，知幾這種進步觀點，也不是毫無憑藉的。【韓非子・說疑】篇早就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之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論衡・藝增】也說：「儒書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又「【武成】言血流漂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韓非、王充等這些見解，對知幾都有一定的啟迪作用。』『【惑經】篇針對【春秋】一書提出十二未諭、五虛美。知幾既把【春秋】看作古史，又相信是孔子所修。從史學角度看，這部書確有許多不實不盡之處。作爲一個忠於史事的史學工作者，自不能緘口無言。批評這部書，也必然觸及作者修史方法，治史態度等問題，難免要揭孔子的瘡疤。而孔子既早被奉爲「天縱之聖」，唐初又尊稱爲宣父，儒家教義已視同聖經。所有這些，知幾自己也是篤信不移的。但又不能任這部不好的史書貽誤世人，所以開篇先說孔聖生前就承認自己有過錯誤，從不文過飾非。篇末又雲這些虛美之辭的本源，是由於儒者「欲神其事，談過其實」。作爲自己獻其寸長，以攻孔聖尺短的立言根據。紀【評】在篇首即批謂「亦善立言」，貌似獎譽，實際是諷刺其巧自解免。觀紀氏盡削其五虛美全文可知。其實知幾既不反儒，更不薄孔，這是我們現在研究劉知幾史學思想必須掌握的鑰匙。只是由於他以嚴肅認真的態度治史，在對待【尚書】、【春秋】時，就不能迴避冒犯聖經。他提出懷疑、迷惑，是就史而論，客觀上雖也含有破滅儒經聖光的作用；但在今天如據此就說它具有批儒的進步思想，不僅會陷入「虛美」的泥坑，讀【史通】也會I格難解。
『知幾自己也說此篇「惟史文」，至於經義既廣，就難以具論。後來經師，特別是經今文學家，群起詰難，斥知幾不明義例。抹煞其文中大多是依【春秋】義例，而揭其違例、破例之短。同時，亦有逕議其義例之失者，也有些指陳史事失實，是由於遵守某一義例。從全篇看，不能說他不明義例。再就義例本身說，董仲舒早就說「春秋無達例」。雖雲古疏今密，不可能要求古人著書，就能做到義例詳密。但讀【春秋】不能過泥於例，前人亦已有公論。知幾明義例而不泥於經師義例，其所守者乃史法、史例、史義，故在此篇提出或重提一些極可珍視的史學見解。』[25]
侯外廬先生【論劉知幾的學術思想】：『劉知幾特別推崇王充，他們兩人在某些方面有著共同的精神。王充的時代，以董仲舒爲代表的儒學已定於一尊，孔子被推崇爲不可侵犯的權威，王充敢於在【論衡】中寫出【問孔】的專篇，否認這一偶像的神聖性；同樣，劉知幾的時代，唐政府已頒定孔穎達【五經正義】爲必讀教本，劉知幾也敢在【史通】中寫出【惑經】的專篇，指責那些神聖的經典「理有難曉」，矛盾錯誤。他並且著重聲明說：「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這就是說，【惑經】的主旨，是繼承了王充的傳統而作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王充與劉知幾在大膽批判封建的文化專制主義權威方面，是前後輝映的。』[26]
翦伯贊先生【論劉知幾的史學】：『劉知幾的思想，頗受王充學說的影響，他不迷信聖經賢傳，不迷信災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聖經賢傳，所以他就富有懷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災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他就在這種懷疑的精神與唯物的思想上，展開他的歷史觀』。[27]
楊翼驤先生【劉知幾與〖史通〗】：『劉氏能夠擺脫儒家傳統思想的束縛，對歷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聖人」的觀念進行勇敢的批判，表現了他的歷史進化的觀點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在這方面的貢獻，是中國古代唯物論思想在史學領域內的重大發展。正如他自己所說：「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惑經】)他不僅吸取了王充的進步思想，在史學上建立了新觀點，還希望將來的史家注意研究，繼續推進史學的發展。』[28]
白壽彝先生【學步集】：『劉知幾對於【尚書】、【春秋】的評論，是大招後人非議的目標。唐末柳璨著【史通析微】十卷，即因「【史通】妄誣聖哲，評湯之德爲偽跡，論舛(筆者案：『舛』當爲『桀』。)之惡爲厚誣，謗周公雲不臣，褒武庚以殉節，其甚至於彈劾仲尼，因討論其舛謬，共成五十篇」。明陸深撰【史通會要】，清紀昀撰【史通削繁】，浦起龍撰【史通通釋】，或對【疑古】、【惑經】兩篇加以刪削，或對這兩篇加以曲解。劉知幾所遇的這些正宗學者的非議，不只不減低他的議論的價值，並且正相反，可以更顯出他的「史識」是跟他的無所顧慮的治學態度分不開的。』[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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