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唐書】的取材與思想(9)

  來源: 中華文史網

整部【舊唐書】記述唐代藩鎮，大體是按照地域和歷任時期編排在6個篇卷中。但是，它們不是以類傳的面貌出現，而是分散於列傳。這樣的編排，既沒有像【新唐書】那樣列爲類傳，也沒有把藩鎮割據視爲唐亡的『禍根』。書中較多的只是分析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以及對其自身興亡的總結。歸納起來，有這樣四點：其一，藩鎮割據的形成，關鍵在於『法制當否，形勢得失』。書中寫道：『開元之政舉，坐制百蠻；天寶之法衰，遂淪四海。』[20] 其二，法制不當，失其形勢，一在『王政不綱』、『人君失政』[21] ；二在用人失當，即所謂『國家崇樹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則區宇以寧，失其援則干戈勃起』[22] ；其三，崇樹藩屏，由來已久，習以成風。書中分析襲領鎮帥，是『染（安）祿山、（史）思明之風』，『二百餘年，自相崇樹』，『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23] 其四，藩鎮興替，本身亦有其教訓。這就是『逆取順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滅亡必隨』。一面指出『逆取』是客觀存在，朝廷『不能制之也久』，用意是面對現實；一面又強調『逆守必亡』，顯然是告誡當時的統治者，唐代後期割據者的『盛衰』是『足以爲鑒』的。[24]
再回過頭來看昭宗、哀帝紀。這兩篇帝紀合爲1卷，無唐代實錄等可以爲據，爲張昭遠、賈緯等補纂。卷中對某些藩鎮的囂張跋扈敘述尤詳，正可爲『褒貶或從於新意』的明證。後晉史官分析昭宗、哀帝之世『宇縣瓜分，皇圖瓦解』的原因，同上述關於藩鎮的四點論述是相呼應的。整個卷末的贊語，用的就是『逆取順守』的說法。
第二，對於『忠義』、『叛逆』賦予全新的解釋，或爲之回護。
從【舊唐書】的監修、主要纂修人員的經歷看，無論趙瑩、桑維翰、劉d，還是張昭遠、賈緯、趙熙等，都是在若干個政權爲官，甚至還有做過契丹官者。這些人都多次變換主子，如何對待『忠義』這一問題呢？他們找出了一種折衷的說法：『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寧限於兩國爾！』[25] 以這樣的認識爲準則，書中立忠義傳1卷2篇，僅記『殺身成仁，臨難不苟』[26] 的事跡，並不強調效忠一國一君的『忠義』。相反，在卷五九屈突通傳後，卻要『爲臣者』效法屈突通，『盡忠於隋而立功於唐，事兩國而名愈彰者』。這既是在說唐史，又是在爲他們自己辯解。與『忠義』緊緊相關的，便是『叛逆』問題。【舊唐書】處理這一問題，更是遮遮掩掩的。安祿山、朱等舉兵反唐，不能不視之爲叛逆，因而置於全書之末。但是，由於後晉史官認爲唐末藩鎮大都『染祿山、思明之風』才『自相崇樹』，不願意承擔『叛逆』之名，所以不將安祿山、朱等作爲類傳，也不冠以『叛臣』、『逆臣』之名。而且，這類現象在五代屢見不鮮，當權者大都有此經歷，是個敏感的政治問題，書中不能不有所回護。
通過以上考察，在總體掌握【舊唐書】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內容的同時，還可以見其本紀主於詳明的特點。列傳則如趙翼所說：『雖事跡稍略，而文筆極爲簡淨。以【新書】比較，轉遜其老成。』『當缺漏支絀中，仍能補綴完善，具見撰次之艱，文字之老。』[27]至於其紀、志、傳的相互照應，前面已有敘說，這裡再提出一點，即其紀、傳部分的論、贊，也反映後晉史官的才識。卷六O宗室、卷七六太宗諸子等傳末的『史臣曰』評論長孫無忌、遂良，以『永徽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於前，枉害（李）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爲長孫無忌忌嫉，離間父子，遽爲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這在卷六五長孫無忌傳、卷八O遂良傳中是諱而不書的，在江夏王道宗、吳王恪傳中只是一筆帶過。後晉史官的這兩則史論，既彌補了列傳敘事的諱缺，又有益於全面了解長孫無忌、遂良其人。清人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中關於【舊唐書】『論、贊極有佳者』的評定，是很有眼光的。
【舊唐書】在編纂方面的缺點，清代學者不斷有人揭出，大致可以歸結爲四。其一，記事紛紜，主要在唐後期的敘事中。其二，『敷衍成帙』，多見於唐後期的記述。其三，人物重複，有五種情況。一是列傳重複立傳，如卷一二二、一四四都有楊朝晟傳，前傳較後傳爲詳；二是列傳與類傳重複，如卷一O一、一八七忠義傳都有王求禮，前傳較類傳爲詳；三是附傳與列傳重複，如卷九九附傳、卷一七一都有張仲方，雖然後傳爲詳，前傳卻有數事可補後傳不足。四是類傳與列傳中附傳重複，如卷五九丘和附傳、卷一八六上酷吏傳都有丘神藪，卷一O二韋述附傳、卷一九O下文苑傳都有蕭穎士傳，丘神藪可棄附傳而從類傳，蕭穎士傳則兩處記事多不重複，當合而觀之。五是附傳與附傳重複，如卷一九八上曹憲附傳、卷一九O中李邕追述都有李善，而以前者稍詳。缺點之四，失於考訂，多在沿引唐代實錄、國史舊文之處。
整體說來，【舊唐書】的編纂頗具特色，顧炎武對它的評價是很恰當的：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跡明白，首尾該瞻，亦自可觀。[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