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歷史研究要講人文關懷（2）

  來源: 南方都市報

何爲『人性』，在學術上仍是一個存在爭議的話題。離開社會性，能否準確說明人性的價值和意義，也有深入討論的餘地。但是，無視人性和人權的激烈的革命性改造，用毛澤東早年的話來講，畢竟『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如今，革命改造時代早已過去，官方也已逐漸拋棄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承認了人性的超階級性質。社會各界圍繞著人性、人權和人道主義問題，如今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達成了共識。
自古以來，文、史原本就是一家。這是因爲，它們都是對人的整體性存在的探求，只不過文學作品靠的是建立在美學、語言和人類既往經驗基礎上的豐富想像，而歷史學則是通過對既往事件發生、發展原因及經過的發掘與評判來展現其意義。如果說『文學即人學』，那麼，歷史研究更是直接以人爲研究對象。如果說任何一個偉大的文學家，都必定首先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話，那麼，任何一位缺少人道主義情懷的歷史學者，要想在歷史研究中取得驕人的成績，贏得世人的尊重，也一定是不可能的。
研究歷史需要有人性視角，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除了我們上面提到的馬克思就是從人道主義的角度觀察人類歷史發展趨向的問題以外，恩格斯對此也講得很明白。他指出，人類對平等理想的追求，根本上就是由人性(『人的共性特性』)引發出來的。英國哲學家沃爾什乾脆認爲，歷史學家必須要具備人性觀點，並要基於人性的觀念來做研究。他說：『除了歷史學家各自爲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之外，他們還各有一套基本判斷構成爲他們全部思維的基礎。這些判斷關係著人性……歷史學家正是根據他對人性的概念而最終決定把什麼作爲事實來加以接受，以及怎樣理解他所確實接受了的東西。』
歷史本身是極爲複雜和多樣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社會、文化、民族、階級和國家之間，都存在著區別，這些註定了後人對歷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多角度、多側面，甚至是要從多層面入手的。這意味著，在歷史研究中增加人性視角，就認識層面上來看，不過是在歷史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增加一個重要的選項而已。它當然會豐富我們對歷史複雜性、多樣性和整體性的認識。
比如，由於科學的過度發展，原本是以複合的有機體整體運行的歷史如今被人爲地碎片化了。太過注重技術手段和學科分類的傾向，把複雜的歷史有機體切割、剝離，使我們幾乎忘記了歷史其實是一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創造出來的這樣一個事實。顯然，如果我們能夠較多地注意到歷史的主體―――人和人的共性，我們也許能夠擺脫目前流行的這種瀰漫著濃烈的福馬林氣味的屍體解剖式的研究方法，更容易『還原』人的思想、活動及其過程，更容易了解人發生這種或那種思想與活動的原因，從而更容易使我們的研究貼近我們研究的對象，即人類歷史的主體―――那些曾經也一樣活生生的人。
又比如，傳統的革命史觀，著眼於政治的是非，往往只見階級不見人；新近的現代化史觀，著眼於生產力及其相應的經濟政治發展，又往往見物不見人。流行的階級史觀，或民族國家史觀，著眼於某個階級，或某個民族或國家的發展與命運，往往只見自己不見他人。從人性視角看歷史，顯然能夠較好地彌補這類史觀的局限性。因爲，既然歷史的主體是人，既然人有共同的特性，那麼，研究歷史就不僅需要注意到那些表面的不同，如地主和農民、精英和民眾、敵人和友人、外族和國族、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還必須要注意到他們作爲人的共性之所在，並基於對人類共性的理解，透過不同研究對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真切地了解歷史中人的情感及意圖所在，避免做出過於武斷和片面的判斷。
以毛澤東和蔣介石爲例。毛母文氏之愛毛澤東，與蔣母王氏之愛蔣介石，顯然分不出高低貴賤。毛澤東愛其母，與蔣介石愛其母，與他們的黨派立場和階級傾向恐怕也扯不上多少關係。舔犢之情、愛子之心，連動物都有，但趨利避害，也是一般動物之本性。何況蔣對蘇俄及共產黨恐懼痛恨幾深入骨髓，然而他自己的兒子蔣經國在蘇聯加入共青團，歷經階級教育和革命歷煉，公開發表文章揭露父親虐待母親，譴責其背叛革命，宣布與蔣斷絕父子關係。蔣卻不顧兒子忤逆不孝之舉而堅信親情感化之力，堅持爭取兒子回國達10年之久。蔣經國回國後亦在其父的誘導教訓之下迅速轉變，最終接班掌權。此亦足以證明，和階級觀念相比，人性之作用大矣哉。不了解這種情況，要讀懂歷史實恐大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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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歷史研究者需要講人性、重人權、倡人道，卻並不簡單是因爲它能夠在認識方法上提供怎樣的研究便利，而是因爲舍此斷難達成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
歷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務在求真，即要儘可能還原歷史的真相。一般而言，簡單求真並不難。在各種史料相對完整的情況下，要想通過文字重建某一事件的基本史實，就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歷史愛好者，也可以實現。今天網上有許多軍事史的愛好者，都沒有專業的背景，然而，他們因爲肯下工夫，因此弄清了許多部隊的歷史沿革過程，甚至弄清楚了不少戰役的具體經過，就是一例。
歷史研究之難，說到底是難在兩點。一是難在歷史的悟性，或曰對歷史文獻的解讀力上，即能否真正讀懂古人的想法，比較準確地說明古人所言所行的複雜動機和目的；二是難在知道如何在浩如煙海的史料堆和數不勝數的歷史謎團當中，找出值得研究和確有研究意義的問題來，使自己的研究能夠觸動讀者的內心，能夠啟發讀者去思考，從而能夠有助於人類歷史的進步。
要讀懂古人之所以難，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情境差異的問題。今人和古人之間的時空距離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今人和古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思想文化鴻溝。不必說史料上的欠缺，僅僅一個語言文字的差異，就使文獻解讀困難重重。這就好比讓一個沒有在中國長期生活過、接受過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外國譯者來翻譯中國的古代小說【紅樓夢】，不要說譯出原著的文字風格和作者的思想情感來，就是要想把意思譯準確，都幾乎是不可能的。
要讓自己有一雙慧眼之所以難，卻多半是一個現實關懷的問題。歷史駁雜繁蕪，萬象紛呈，容不得我輩一一考察辨析，當今歷史研究碎片化之危險，就在於它會把研究者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無數與歷史發展主線無關、因而也與今人關心的種種問題無關的瑣碎史事之中。歷史研究不是不可以細化和微觀化，問題是歷史學者首先應該是一個知識分子，有一顆『社會的良心』，即他首先應該有現實關懷，有大的問題意識，歷史細節和微觀的研究理當服從於這種大的問題意識的需要，有助於對今人所關心的大問題的理解或了解。
據說，作家畢淑敏打過一個比喻，說社會就好比一列火車，大眾是乘客，政治家是司機，自然科學家是技術工，他們的任務就是將載著乘客的列車開到目的地，而人文學者就好比是列車上的觀察員。人文學者的任務就是觀察列車前方可能出現的情況，和關注車廂內乘客的安全與舒適情況，他們對列車是否能夠到達目的地不產生影響，他們的作用是監督乘客乘車的舒適與否，保證乘客的乘車質量。
其實，畢淑敏的這個比喻很不恰當。不僅所謂的『大眾』是分層的和有不同的利益需求的，政治家尤其是追逐權力和利益而四分五裂的。控制了駕駛室的政治家們固然可以主導列車的走向，但維護既得利益的強烈欲望與需要，必定會促使他們無視乘客中眾多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群體的願望，甚至可能不顧最適合於社會發展的方向，讓列車永遠在他們所希望的軌道上無休止地跑下去。在這方面，單純的自然科學家起不到任何作用。而畢淑敏完全沒有看到這一點。她不知道，列車運行不是沒有危險的，不僅司機的作爲必須要受到監督和規範，而且列車運行的大方向也必須要有調度室預先設定的干預機制隨時給予干預，以防止出現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所說的那種『無賴』行爲而引發災難性後果。這一切監督、規範和干預機制的設定，都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任務，而且不僅僅是人文學者，政治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教育學家，統統都應該起著這種監督和干預的作用。如果他們不起作用，社會正常運行的干預規範的機制，即從憲法到各種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就沒有可能。人文學者，特別是歷史學家在這裡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訴人們，我們過去走過了一條什麼樣的道路，爲什麼會 那 樣走，它對在哪裡，錯在哪裡，爲什麼必須要有所改變或修正？沒有這樣的研究和對過去歷史中是非善惡真相的揭示，社會科學工作者就無法找到準確的事實依據對制定各種規範和干預機制提供正確的意見。
歷史研究不僅不是可有可無，而且也不是隨便研究點什麼就有意義。歷史研究要對社會有所貢獻和作用，歷史學者本身必須要有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要有大的問題意識，這至爲關鍵。而當今時代發展已經越來越清楚地告訴我們，人類社會歷史進步最重要的標誌，不是單純的國家、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甚至也不是一個階級或一個族群的自由與解放，而是整個人類和人類社會對人，包括對人的生命，對人性、人道、人權和人的自由與幸福的重視程度得到了怎樣的提升。即由最初的無視到重視，由只重視部分人到重視所有人，由只重視權利的平等到重視每一個人實際的自由感與幸福度。換言之，人類歷史發展和進步的另一種動力，就是人對自身命運的永不休止的關心與關注，也就是人們今天會提出『以人爲本』的人性觀念的歷史發展的邏輯所在。
歷史發展當然有其特定的條件，因此條件的不同會令歷史發展不可避免地呈現出階段性和漸進性。在相當長的時段內，人權會被神權所吞噬，一部分人會被另一部分人所統治，普通人的個人命運會被遮蔽在國家或集體的巨大身形下變得無足輕重。但是，人對自身命運的關心和關注卻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而且永遠也不會止步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有條件參與到關注自身命運的思考中來，故人們要求主宰自己命運的那一天也終會到來。
無論這一過程會經歷怎樣的曲折，無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認識到人性、人道和人權價值的途徑會如何不同，我們都可以斷定，當歷史研究者開始從人性的角度看歷史的時候，他們的研究也就開始有其存在和發展的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