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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歷史的轉折：君主在與統治集團內其它勢力的權力博奕中逐漸獲勝
加強君權與確保君權順利繼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因爲能對後者產生威脅的人，必然是手中有權的人，所以只有削弱這些人手中的權力，高度集權於君主一人，才是保障君權及其繼承安全的唯一途徑。
但統治階級內部的各個集團，本來就是君主進行統治所依靠的力量，在他們的危害性充分暴露之前，削弱其勢力是不可能成功的。這就又出現了一個兩難選擇――君主困局，即：君主要想維護君權及其繼承的安全，就必須收回其他人手中的權力，但君主又要依靠他們進行統治，就不得不授予他們一定的權力，於是其他人又有了做亂的能力；君主可以暫時打破這個困局，即通過巧妙的權力制衡，把放出去的權力控制在不足以做亂的範圍內，這在政局平穩時可以做到，但是總有政局不穩乃至動亂等君主一人已無法維持統治，需要其他人配合的時候，這時就必須更大程度放權以調動其他人的積極性，於是別人又有了做亂的能力。
在幾千年的君主制社會裡，一方面這種循環無法避免，另一方面每一輪循環都使君權得到進一步加強，其它勢力則逐漸衰落，有一些逐漸退居次要地位，有一些則永遠退出了歷史舞台。
清除威脅君權順利繼承的勢力，實現政權的平穩過渡，不僅是君主們的要求，也是老百姓的要求（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而且還是整個統治階級的要求。因爲繼位之爭常常使很多統治階級成員被迫卷進血腥內鬥，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最後得益的卻總是少數人。內鬥削弱了政權的力量，削弱了對人民的統治，從而損害了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這是君主能在與其它勢力的權力博奕中逐漸獲勝的根本原因。
（一）北宋――歷史的轉折
嚴格地講，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夏朝建立，至公元976年宋太祖去世爲止（宋太宗趙光義以宗室身份兼任重臣，有殺兄奪位的嫌疑，故北宋正常的君權繼承從太宗以後算起），將近三十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中國一直未能實現最高權力比較順利和有質量的繼承，離宋最近的唐和五代，反而是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君主制下最高權力繼承可能存在的所有弊端都在這一時期上演。
『唐代的皇位繼承最爲混亂，廢太子者有6位，追諡太子者有11位，除高祖李淵之外，包括武則天在內的20個君主，按常規制度繼位者僅有德、順二宗，其餘不是「以兵清內難而後繼大統」，便是外戚爭立、母后女主於政謀立和權臣、宦官扶立。……即使是號稱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不免陷入立嗣的深重煩惱之中，他一廢太子李承乾，再黜魏王李泰，三立晉王李治，四欲改立吳王李恪。面對諸子弟爭奪儲位的極爲激烈的紛爭，他自嘆「我心誠無聊賴」，競『自投於床』，『抽佩刀欲自刺」[31]』[32]接下來的改朝換代如走馬燈的五代，更把最高權力過渡的混亂進一步推向了極致。
吸取了唐及五代的慘痛教訓，宋初對武將、權臣、女後、宗室、外戚、宦官這六種勢力進行了嚴格限制，高度集權於皇帝一人。重點是把兵權一分爲三，『殿前司』等『三衙』負責平時的掌兵、練兵，樞密院奉聖旨調兵，統兵作戰另遣將領，同時禁止武將兼理民政、財政，從此基本杜絕了北宋之前、尤其是唐末五代以來武將頻繁篡奪皇位的積弊。（元朝由於本民族傳統勢力的影響，沒有吸收宋朝軍制的優點，兵權分散於權貴手中，沒有高度集中於皇帝一人。結果是元前期宗室諸王各擁武力，爲爭奪汗位內戰不斷，中期以後軍事政變頻頻，武將掌權胡作非爲。軍制上的缺陷是元朝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朝加強皇權、打擊內部其它勢力的努力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兩宋共十八位皇帝，除宋太宗有殺兄篡位之嫌，宋理宗乃權臣史彌遠擁立外，其餘的皇位繼承都屬正常平穩，沒有引起政局動盪。當皇位繼承人有選擇餘地的時候，宋朝君主不拘泥於嫡長繼承制，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立賢』重於『立長』，真宗、孝宗、光宗之繼位即屬此例。由於皇帝之外的所有勢力都被有效壓制，這樣做基本沒有引起動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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