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臨江之麋】偶識

  : 胡　恆

　　【三戒】爲柳宗元被貶永州時所作，【臨江之麋】即是其中的一篇。文中寫了一隻慣受主人寵愛的小鹿常與家犬嬉戲，以犬爲同類，後一出家門，立即被外面的狗吃掉的故事，其意在諷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殆於禍』者（【三戒序】），寓意深刻，『千餘年來，殆爲唐文敷散最廣之作』（章士釗【柳文指要】卷十九，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爲其釋音、釋意者爲數不少，但其中偶有乖舛疏謬者，筆者試辨析之併兼談其史料價值。
　　臨江所在，宋代注家如【增廣注釋音辨柳先生集】、【五百家注柳先生集】等於此均無注，其原因大概是臨江所在非常明晰，無需註解。至此以後，政區變遷劇烈，後人已不知唐時臨江所在，故往往以後世地名注此，代表性的觀點爲『臨江』即江西省清江縣（如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編寫的【柳宗元詩文選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貝遠辰選注【柳宗元詩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柳宗元詩文編注組【柳宗元詩文選注】，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宋八大家文鈔•柳州文鈔】，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高文、屈光選注【柳宗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尚永亮注評【柳宗元詩文選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吳文治注評【柳宗元詩文選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尚永亮、洪迎華編選【柳宗元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等）。據【元和郡縣圖志】、【舊唐書•地理志】、【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時稱臨江者有二：一爲忠州臨江縣，隋大業初屬巴東郡，義寧二年（618）爲臨州治，唐貞觀八年（634）改爲忠州治，終唐一代未曾廢置；二爲臨江郡，本隋代水平郡的武林縣改置，貞觀三年（629）置州，天寶元年（742）改爲臨江郡，始有『臨江』之名，乾元元年（758），又改爲龔州。柳宗元被貶永州在永貞元年（805），其時臨江郡已改治近五十年，則【臨江之麋】中的『臨江』即是指忠州臨江縣而言，大致今重慶忠縣一帶。唐時忠州產鹿，白居易【初到忠州贈李六】詩中說『吏人生梗都如鹿』，以鹿作比，可見忠州產鹿，唐時即爲時人所知。宋代忠州馴鹿仍不少，【方輿勝覽】咸淳府（即唐時忠州，南宋咸淳元年（1265）改，臨江縣仍爲府治，遷今忠縣東二十里黃華城）下土產條即有馴鹿一項，故柳宗元取『臨江』所產麋鹿來設喻。此『臨江』爲忠州臨江當無可疑。
　　【臨江之麋】雖是虛構的寓言故事，但任何文學作品的創作都不可能脫離其生活環境，作品中所牽涉的人、事、物恰恰從虛構的側面反映了歷史的真實，這篇小文中就蘊涵著豐富的史料價值，試淺析之。從春秋戰國時起，古人對麋鹿的記述就不絕於書，【孟子】中寫到，『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可見至遲在春秋時皇家的苑囿中已經有了馴養的麋鹿。但麋鹿如何馴養，史無明文，而【臨江之麋】就恰恰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材料。其先是臨江人『畋得麋』，麋即是小鹿，下文又稱『麋鹿稍大』，推測起來，他所田獵的應是一頭幼獸。麋鹿雖然較溫順，但野性未除，對人仍有攻擊性，因此臨江人將幼崽帶回家以後『畜之』，目的就在於馴服。臨江人『日抱』之，且使其『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日久天長，麋鹿已『忘己之麋也』，全然馴化，失去野性了。可以想像，古代各種家畜在馴化的初期，很可能就如『臨江之麋』，先獵取其初生仔獸，採用人工哺乳的方法，俟其成長，這樣容易使其馴服。這種取仔獸馴化野生動物的方法還可以從其他史料中得到驗證。
　　【滇南雜誌】記載：『臨安山中產鹿，清明前後生子，其子必俟雨後方能走，若無雨，終不能行也。土人覓得歸家，以羊乳之，長大便隨羊行走，野性稍馴，可爲園林點綴，名羊乳鹿。』
　　【嶺外代答】卷九禽獸門介紹：『淳熙乙未（1175）二月，有野婦把一白鬻於市。太守鄭以錢七百得之，日取牛乳飼之，長大乃雌爾，然馴狎可愛。鄭求得張曲江進白鹿故事，作壘金羈絡掩尾之飾，將以進呈而不遂。然欽之白鹿，自昔有之，不足異也。』（以上兩例爲謝成俠【中國養牛羊史（附養鹿簡史）】檢得，中國農業出版社1985年版）
　　史籍中此類關於動物馴化的事例不多，柳宗元的【臨江之麋】雖爲文學作品，但恰恰給我們提供了目前所知較早的取仔獸馴化的記載。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臨江之人，畋得麋，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牴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柳宗元【三戒•臨江之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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