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史學思想的精義

  來源: 文匯報

王永興先生指出，陳寅恪先生『「求真實、供鑑戒」之史學思想，其根柢亦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來之學，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應有獨立精神。可見「吸收」與「不忘」兩方面正是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體現』。此爲先生論述陳寅恪先生史學思想的精義所在。
　　王永興先生去世了。父親生前不多的幾個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十多年前，我讀過王永興伯伯寫的【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印象深刻。現在，爲了紀念他，我又重讀此書。這對於逝者，應該是最好的紀念。
　　以下，是我學習【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的幾點認識。
　　一、陳寅恪史學與清****據之學的根本區別
　　作爲陳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興先生在【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學不可能出自清代經學或清****據之學』這一問題。
　　先生引用陳寅恪先生對清代史學的評價：『雖有研治史學之人，大抵於宦成後退休之時，始以餘力肆及，殆視爲文儒老病銷愁之具。當時史學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誠可哀矣。此清代經學發展過甚，所以轉至史學之不振也。』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陳寅恪先生的史學，與清代的史學並無淵源關係。
　　那麼，陳寅恪先生對清代經學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興先生認爲，在陳寅恪先生看來：『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斷其當否也。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缺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以謹愿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以誇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斷之論述爲滿足，因其材料殘缺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其論既出之後，固不能犁然有當於人心，而人亦不易標舉反證以相詰責。譬諸圖畫鬼物，苟形態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真狀之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皆不知。往昔經學盛時，爲其學者，可以不讀唐以後書，以求速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於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爲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於經學一途。』
　　依陳寅恪先生的看法，史學與經學這兩種不同的學問，竟是根本對立的。首先是學問路徑上的對立。蓋史學因『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故可以求真，且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的論述』；而經學因『材料往往殘缺而又寡少』，只能『依據文句各別解釋』，或『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其次是治學目標上的對立。在陳寅恪先生看來，『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是治史者可能達到的目標，也是治史者所應追求的目標；而『經學一途』，本身既缺乏『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的可能性，治其學者則貪圖『聲譽既易致，利祿亦隨之』。一種學問，學者若視之爲博取『聲譽』、『利祿』的工具，則這種學問本身即失去了意義；凡真正意義上的學者，固不恥也。據此，王永興先生認爲寅恪先生之史學不可能出自清代經學或清****據之學，是非常正確的。
　　在中國歷史上，經學之盛，無如漢朝和清朝。班固作【漢書】，對漢代經師亦有如此評論：『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漢書。儒林傳】）班固之鄙薄漢代經學，與陳寅恪先生鄙薄清代經學如出一轍。宜其同爲史家，非偶然也。
　　論者或謂陳寅恪深得清****據之旨。王永興先生對此大不以爲然，他說：『時下研究者多稱讚寅恪先生擅長考據之學，這當然是對的；並學習他的精密考據方法，取得治史成績，這當然也是可稱讚的。但這還不是陳寅恪史學。寅恪先生從來不放過小問題的考證解決，但他更看重有關歷史上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大問題的考證解決；即或是研究小問題，也要歸到有關民族國家大問題上來。』顯然，在先生看來，陳寅恪先生的考據有很高的史學立意；考據是史家功夫，而非史學本身。
　　二、『宋賢著史之規模』的精義所在
　　對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思想，王永興先生有多方面的總結；對陳寅恪先生繼承宋賢，並在此基礎上之創穫，王永興先生多有發明。王永興先生說：『陳寅恪先生史學植根於華夏民族優良的學術傳統之中，植根於華夏民族優良的史學傳統之中，特別是宋賢史學。』特其師承有自，深通陳寅恪先生治史之旨，皆能具體入微。『宋賢史學，今古罕匹。』『中國史學，莫盛於宋。』此皆陳寅恪先生所言。但是，要真正理解陳寅恪先生史學淵源，還須深入理解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思想。先生引陳寅恪先生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所言：『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盪，其論史之作，漸能脫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今日史學之真諦……先生是書之材料豐實，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具功力，庶幾宋賢著述之規模……關係吾國學術風氣之轉移至大。』先生指出：『所謂「吾國學術風氣轉移」即由清代不振之史學向「宋賢著述之規模」的轉變，陳援庵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所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者，即因爲其「庶幾宋賢著述之規模」也。』先生認爲，所謂『宋賢著述之規模』，最根本的就是兩條：
　　一是『求真實，供鑑戒』。如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鑑】，『專取關國家興衰，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就是『供鑑戒』：『研精極慮，窮竭所有』，『遍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擇幽隱，校計毫釐』，『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就是『求真實』。亦如歐陽修所言：『自君臣善惡功過與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先生說：『求真實、供鑑戒的主要內容爲「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之大事，其目的則是使國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
　　即此，則可知所謂『求真實、供鑑戒』，不僅是在一時一事的史實上求真，更在於在一長時段的歷史中求一『貫通』之理，以『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只有這樣，才堪稱是『宋賢著史之規模』。
　　一是『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先生認爲，陳寅恪先生強調『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貶斥勢利，尊崇氣節』的宋賢史學思想有極深的淵源。其一方面固然是鄙視『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另一方面則爲『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如歐陽修所說：『予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力，於是就而學之……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也。』其撰著【新五代史】，斥馮道『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如司馬光斥馮道『臣而不忠，雖雲其智，安所用哉』，而盛讚張巡抗擊安祿山，爲『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凡此，都與提倡『貶斥勢力，尊崇氣節』有關，也與『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有關。尤爲值得注意的是，歐陽修以『始得於韓』一語，來表明自己學術思想的淵源。陳寅恪先生在【贈蔣秉南序】中，則強調『歐陽永叔少讀韓昌黎文』。先生引陳寅恪先生【論韓愈】一文中『呵詆釋迦，申明夷夏大防』，『以諫迎佛骨表得罪，當時後世莫不重其品節』等語，謂陳寅恪先生的用意，即在於讚揚韓愈之『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精神，並讚揚歐陽修及宋代新儒家對這種精神的繼承。先生又引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所言：『至道教對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無不儘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說以後，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教義。此種思想上之態度，自六朝時亦已如此。雖似相反，而實足以相成。從來新儒家即繼承此種遺業而能大成者。』總而言之：『獨立之精神，包括個人獨立、民族獨立兩方面，就個人而言，「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爲獨立，此氣節問題；民族獨立，寅恪先生概括爲「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然則，所謂『宋賢著史之規模』，亦爲一種氣象閎闊的人格與精神境界。
　　綜合上述二者，王永興先生指出：『「求真實、供鑑戒」之史學思想，其根柢亦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說：『吸收外來之學，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應有獨立精神。可見「吸收」與「不忘」兩方面正是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體現。』先生又說：『「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即不忘本來民族之獨立。先生之言乃有所爲而發。不以本民族之獨立爲出發點，吸收輸入外來的思想習俗，致使本民族或民族歷史的一段時期或一部分地區失去民族之獨立性，因而改變歷史性質以及歷史面貌，非鮮見之史實也。因此，先生「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史學思想，即民族學術獨立及民族獨立之思想。』此爲先生論述陳寅恪先生史學思想的精義所在。
　　三、長編考異和神遊冥想
　　關於陳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及淵源，王永興先生舉以『長編考異之法』、『神遊冥想真了解之法』、『總匯貫通之法』和『時間、地理、人事之法』。其中最重要者，爲長編考異之法和神遊冥想真了解之法。
　　陳寅恪先生在【楊樹達論語疏證序】中，盛讚楊樹達先生的『治經之法殆與宋賢治史之法冥合，而與天竺詁經之法，形似而實不同也』，『乃司馬君實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乃自來詁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爲治經者辟一新途徑，樹一新楷模也』。先生引此而認爲『研究陳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首先要了解長編考異之法』；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鑑】，李燾撰著【續資治通鑑長編】，陳寅恪先生撰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制度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使用的都是長編考異之法。先生指出：『宋賢長編考異之法可分爲三個層次：（1）修叢目，即廣搜群籍也；（2）在此基礎上，比較異同，有所取捨，修長編；（3）考證是非，解釋矛盾疑滯，互相參證，撰著成文。』對於前兩個層次，先生均有具體的分析和總結。如叢目編撰的方法，先是設『事目』，其下依年月集注大量史料，而後由諸多『事目』集結爲『叢目』，取材則『過多不害』；長編編撰的方法，則是在叢目的基礎上，『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採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寧失於繁，無失於略』。這兩個層次，即所謂『長編考異』。而先生所謂第三個層次，按我的理解，即所謂『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
　　關於長編考異之法，以及陳寅恪先生對這一治史方法的推崇，王永興先生舉證甚詳。但更爲重要的是，先生具體闡明了陳寅恪先生『發展宋賢長編考異之法』。先生認爲，陳寅恪先生在使用長編考異方法的目的上，『從探討個性真實以求借鑑，發展爲向更廣闊、更深遠的目標著眼，使用此法求得中華民族發展歷程之真實，求得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的教訓』。這裡所謂『更廣闊、更深遠的目標』，就是『從多數個性真實總括而得』的歷史的『通性真實』。而所謂的『教訓』，亦即『借鑑的引申』，『不僅限於道德上的善善惡惡、亂臣賊子懼，也不僅限於供皇帝或官吏資治，而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關係到華夏文化的生死存亡』。其如陳寅恪先生所強調的『吸收外來之學』與『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就是一個『通性真實』的問題。此其一。在用之於長編考異的材料上，陳寅恪先生於詩歌、佛道典籍、醫籍、歷算、考古資料、域外資料無所不取，『廣泛超出宋賢』。此其二。陳寅恪先生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總結王國維先生的治學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先生認爲，這三個方面，在陳寅恪先生的著述中均有體現，而『不論所取爲何種材料，寅恪先生皆以長編考異之法一之，寅恪先生這種多重考證、儘可能廣、精、深地取材，正是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宋賢長編考異史學方法的發展。』
　　陳寅恪先生說：『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爲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如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先生引此，而以陳寅恪先生關於宇文泰蘇綽制訂關中本位政策的論述爲例，具體而宏觀地把握了陳寅恪先生對『宇文泰苟欲抗衡高氏及蕭梁，除整軍務農，力圖富強等充實物質之政策外，必應別有精神上獨立的自成一系統之文化政策』這一問題，指出：『寅恪先生通識魏晉南北朝之政策軍事文化形勢，洞察宇文泰蘇綽等人之思想性格及心理狀態，故能神遊冥想並理解同情宇文泰蘇綽不得不創立關隴文化本位政策之苦心孤詣。此即「神遊冥想」之「真了解」也。』先生還以唐太宗對魏徵恩禮不終的論述爲例，具體而宏觀地把握了陳寅恪先生『太宗賦予魏徵的責任僅在於「接洽山東豪傑監視山東貴族及關隴集團，以供分合操縱諸政治社會勢力之妙用。苟征之行動逾越此種賦予之限度，則必啟太宗之疑忌」』這一問題，指出：『寅恪先生神遊冥想，真了解當時關隴及山東文武三大勢力所構成複雜關係以及太宗之對策』，『故能在千餘年之後，發其覆而求得歷史之真實』。即先生所舉之兩例，可知『神遊冥想真了解之法』，必須是在更閎闊的歷史視野下，在相關的歷史事實之間建立聯繫。陳寅恪先生若非對於關隴、山東和江左歷史的全面把握，又如何能『神遊冥想』宇文泰蘇綽確立關隴文化本位政策的苦心孤詣；若非對關隴及山東文武三大勢力所構成的複雜關係的把握，又如何能『神遊冥想』唐太宗對魏徵『恩禮不終』的莫測心思。
　　先生又以陳寅恪先生批評清代史學家王鳴盛爲例。王鳴盛指責【晉書。王導傳】『殊多溢美』，『其實乃無一事』。陳寅恪先生說：『南人與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縣神州免於全部陸沉，東晉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決定。王導之功業即在勘破此重要關鍵，執行籠絡吳地士族之政策。』因舉王導籠絡吳人的種種『屈尊』細節，而推見『導之苦心』。王先生說：『王導不惜屈尊而爲之，唯寅恪先生知之，因先生神遊冥想，與王導處於同一境界，同情王導，真了解王導的種種言行，一言以蔽之，求得王導之真實，故稱之爲民族大功臣……而王鳴盛致誤如此，與史識有關，也與他的治史方法有關，他不能如寅恪先生運用神遊冥想真了解之法也。』王鳴盛既不能『通識魏晉南北朝之政策軍事文化形勢』，故只能就【王導傳】而論王導，故於【王導傳】所言之『用意與對象』，自不能像陳寅恪先生那樣『神遊冥想』，而對王導的歷史功績有一個『真了解』。先生批評王鳴盛『致誤如此，與史識有關，也與他的治史方法有關』。據我的理解，先生這裡所謂的『治史方法』，並非僅指『神遊冥想』。陳寅恪先生有【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一文，逐條引述有關李德裕貶死的時間、地理、人事等材料，以證王鳴盛對【舊唐書】宣宗大中三年九月制之失讀。先生說：『叢目考異是修長編的基礎，在每一事目下匯集所有有關史料。李德裕貶死這一大事應爲一事目，其下匯集史料中自應包括唐宣宗大中三年九月貶潮州司馬李德裕制，可不致誤……王鳴盛氏之誤非偶然也。』即此可知，『長編考異之法』應爲求真最基本的方法。
　　四、義寧陳氏以忠義學術傳家
　　在論及陳寅恪史學時，王永興先生還特別注意到『寅恪先生重氣節的史學思想和他的家世密切關聯』。
　　陳寅恪先生的曾祖陳琢如，真正是位篤行君子。母親體弱多病，陳琢如『究心醫家言』，『遂以能醫名』：『病者踵門求治，望色切脈，施無倦色』，則謂『無功德於鄉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盡也』。天下『亂機牙孽，隱伏潛滋』，陳琢如則『求思所以消弭之術，欲因以識天下奇士』。大病將終，陳琢如仍『手錄李二曲【答人問學書】』，『復書「成德起自窮困，敗身多因得志」二語付寶箴』。陳寶箴的母親李太夫人，亦深明大義。陳寶箴爲興修水利，『蠲俸入萬金，猶不足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喜曰：』是地方久遠之利，未宜以難自阻計。即吾日食所需，節縮以給用，累少爲多，功幸完。「『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以吏能、廉潔、氣節、文章，頗負重名於當代『；因日寇占領北平，竟絕食絕藥而棄世。先生歷述義寧陳氏之家忠義氣節之史實，而謂』寅恪自幼生長在如此重氣節忠義之家，當然要成長爲重氣節忠義之人『，』義寧陳氏忠義之家爲其史學的另一淵源也是自然的『。
　　陳寅恪先生自謂：『老同涑水迂叟之迂。』先生引郭嵩燾【奉送陳右銘之官河北】『收功楹棟遠，誰解誦【迂書】』之詩句，謂陳寅恪此處用典，亦深受其祖父的影響。【迂書】即司馬光【釋迂】一文。在此文中，司馬光以種樹『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爲喻，謂『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因以『其道閎大而不能狹，其志邃奧而不能邇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釋『迂』。陳氏祖孫二人，皆以司馬光所謂的『迂』自況，此亦可見其學術傳承亦有得自家教者。先生說：『涑水迂叟之言，代表宋代史學之【資治通鑑】乃二十年夜以繼日而築成之史學大廈，至於以「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所構成之清代史學，其非「收功楹棟遠」，則不言可以自明矣。』先生又引吳宓語：『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爲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託命者也。寅恪自謂少未勤學，蓋實成於家學，淵孕有自。』
　　義寧陳氏，以忠義傳家，亦以學術傳家。從來講論陳寅恪先生之學者，於其家世影響，未有如王永興先生這樣具體而深入者。鞠養之愛，慈訓之恩，從來是最具有潛移默化的情感力量的。
　　【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寫就於1997年8月。先生撰著此書，除了講明陳寅恪先生史學的宋賢史學淵源，以及對宋賢史學的發展，還就陳寅恪先生的論著與論文的學術特點和史學貢獻，作了大量具體、深入而精到的論述。先生闡明陳寅恪先生的史學，其用意是非常深遠的。我以爲，學術的傳承，既是治學方法的傳承與發展，也是治學精神的傳承與發揚光大；先生撰著【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即希望有助於將陳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和治史精神傳承下去並發揚光大。
    作者: 程念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