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錢穆論清學史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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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以錢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爲主，評述錢穆研究清代學術史的成果。錢氏寫作之前，已見梁啓超所撰同書名之作。比較兩書，可見兩人思想與學術之異同。大致而言，論清初學者，錢梁略同；論清中葉學者，錢惡樸學之鄙宋攻朱，頗多譏評，而梁則認爲乾嘉考據，甚具實證主義精神而好之。至於晚清，經今文興，梁隨康有爲之後，爲此一運動的推動者和宣揚者，自道有啟蒙之功。然錢穆一本尊崇宋儒之心，以及信仰朱子之執著，痛詆今文改制說之荒謬，甚不恥康之剽竊與武斷，視之爲清學覆亡的罪魁禍首。於此可見，錢著與梁著立異之處，要在意識型態的不同，尚可見漢宋門戶之見的遺影，並未能在思想史方法上，有所突破。他仍采傳統的學案體，故未能將各種議題展開來討論，學術思想從一時代到另一時代轉進的過程，因而難詳，更難能顯示時代的深層動力，也不足以細究學術思想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對時代的實際影響。一部以現代思想史方法書寫的清代學術思想史，猶有待於來者。
【關鍵詞】錢穆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思想史  
一、引言
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他研究清學史的代表作。這部書於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之前出版，乃據北大授課講義而成。錢氏自謂，任公（梁啓超）曾在清華講授近三百年學術史，並印有講義，錢氏赴北大開同一課程，並於北平東安市場購得梁之講義，「因與任公意見相異」，故另撰一書，[1]於是梁錢各有一書名相同的著作。
錢穆及其先進梁啓超均屬名家，所著在學術史上亦有其應有之貢獻與地位，然學術不斷進步，兩氏有關清代學術史的撰述，無論在寫作方法與實質內容都暴露了嚴重的缺點與不足，此乃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之所以以今日之學術眼光評論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業績，也非對前人要求太過，實在檢討已有的成果，知其缺點與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與進展。若仍以舊日的標準，一味讚賞前人之書，認爲仍具頗高的學術價值，豈非自認近一世紀來，有關清學史的研究竟然停滯不前，毫無進展？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我們應該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遠矚，大步邁進。
本文述評錢穆論清學史，固然要指出與任公相異之處，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見。無論異同，錢書都有依傍梁書的痕跡。錢書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勝出，然思辨論證未必超勝許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現象，故讀錢書的同時，不時參閱梁書，或亦有助於理解錢氏清學史的看法。
錢氏講授以及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除了自稱與任公「立異」之外，亦有闡釋清代學術史內容與流變之意。其判斷和解釋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寫作方法與所用史料爲何？與近代思想史之寫作，究有何種距離？其主要論點爲何？是否有效？影響何在？以及錢穆作爲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屬本文寫作時思考的範疇。  
二、清學史淵源
清朝享國約三百年，錢穆與梁啓超所謂三百年學術史，就是清學史，實甚顯然。梁以清學始於對晚明弊政與王學流弊之「反動」，明末西學之輸入，藏書、刻書、讀書風氣之漸盛，以及佛教反禪精神之發展，遂下開重視實踐的清學，[2]所言雖仍不免簡略，卻眉舉目張，並照顧到思潮與時代的關係，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學以及新概念對他的影響。錢穆雖晚於任公一世代，思想則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絕不提十六世紀以來西學之衝擊與反動，亦不提思想之物質基礎，徑謂清代學術導源於宋，而宋學又導源於唐之韓愈，其意清學既揭漢敵宋，若不知宋學，便「無以平漢宋之是非」。[3]欲知宋學，必須追蹤到唐宋。若然，則近三百年學術史應作近九百年學術史矣。其實，明末清初對宋學之反動，並非完全反對宋學；所反者乃宋學之流弊，而流弊見之於三百年前，實在沒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錢穆論清學淵源時，也特別強調晚明東林學派的重要性，若謂東林不僅「矯挽王學的末流」，而且「抨彈政治之現狀」。[4]不過，問題是東林是否可稱清學的先驅？錢氏雖亟言，清初大儒或導源於東林，或爲東林之嗣響，然亦自認清代之實學固非東林之所謂實學，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5]然則，錢氏徑謂「清初學風盡出東林」，[6]無乃太過？事實上，錢氏首章所討論的黃梨洲、王船山、顧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學的先驅人物。諸人背景雖異，皆欲糾空談心性之弊，以實學濟之，並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啓超已經做出的定論。錢氏在論述這些先驅時，也頗襲用梁氏原語，或轉引梁氏引文，小傳照抄梁書之處尤多，最明顯的莫若船山傳略有曰：「其遺書，得七十七種，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猶多」，[7]僅易任公所記「佚者不少」爲「佚者猶多」。然而梁氏誤記卷數，錢穆照抄而未查書，故而沿誤。按船山遺書初刊於1842年，上海太平洋書局1930年重刊，計七十種，二百八十八卷。吾國傳統文士，轉錄前人之書，習以爲常，未必能以現代西方規範論之，然錢氏僅言與梁氏之異，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黃王顧三人在現代被視爲清初學術思想之巨子，學者景從無礙，多少歸功於梁錢兩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肯定，而兩人對三氏的評價也大同小異，主要觀點可說相當一致。梁首揭梨洲雖出自陽明，實已提出致良知的新解，謂致即行，以救王學空疏之弊，並將之比作「近世實驗哲學的學風」，也許未必有當，然其斷定「梨洲不是王學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學的承繼人，他是王學的修正者」，[8]則頗言簡意賅而不可移。錢穆所謂，梨洲「重實踐，重功夫，重行，既不蹈懸空探索本體，墮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9]並未超出梁任公所提致良知的新解。
錢穆論梨洲政治思想一節，多取【明夷待訪錄】，所論與任公也少異，引文亦略同，認爲黃氏已具民主之創辟思想。所異者，主要是【待訪錄】之所以作，任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謂「將俟虜之下問」，也就是說，期待清廷的青睞，而正恰恰相反，實欲「爲代清而興者說法」。錢穆則據全祖望之言，謂成書之時（ 1663），「潮息煙沉，已無可望，更無可待，故而【待訪錄】成於梨洲五十四歲，實爲梨洲政治興味最後之成績」，此後則轉入理學方面。[10]然而，事實上梨洲並未放棄他最後之政治興味，似乎仍有所待。據1985年寧波天一閣新發現的【留書】抄本，知乃【待訪錄】之底本，成於前十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後之人有因無言而行之者，又何異乎吾之自行其言乎？」[11]足見梨洲仍有待於後人，以實行其主張。然其所待者，絕非狹隘的某一類人；其胸懷固非近人之比。
錢穆於任公讚賞梨洲【待訪錄】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學說，雖無異詞，卻有一語暗批任公曰：「今讀其書者，驚其立說之創辟，而忘其處境之艱虞，則亦未爲善讀古人書矣」。[12]任公並非不知梨洲處境之艱虞，若謂「凡豪傑之士，往往反抗時代潮流，終身挫折而不悔」。[13]蓋正有此挫折之處境，始有其創辟之見；不顧處境之艱虞而持此創辟之見，正梨洲之所以異於常人也。錢與梁對梨洲的看法，實大同而小異。
王夫之號船山，其書至十九世紀中葉始出，才引起重視。梁啓超雖自稱未通讀王書，然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予王學極重要的位置，並首以西洋哲學概念描述王學，謂「爲宋明哲學辟一新路」。[14]錢穆論船山，承襲梁書的痕跡顯然，觀點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學的方法治學，「比前人健實多了」。[15]錢亦以哲學之本體論述王學之能顯真明體，並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論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闊，幽微精警，蓋無多讓」。[16]
梁揭出王夫之「反對純主觀的玄談」，[17]而錢亦言船山切中流俗，砭「後世言心者，蹈虛落空之病」以及「虛知浮解之無當本體」，蓋其「發明性道之幽玄，本於人事生理之實也」，故而既不空談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18]此論也未脫任公所說，船山提倡實行而不廢原理。[19]錢穆固標出船山喜言變動與宇宙演化之妙，謂王氏人文進化之說，「閎辟深博」。[20]唯船山之演化觀，不僅演進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興亡起伏之跡，實爲一「石破天驚」之論，[21]惜錢氏未及見之。錢穆甚賞王學，未嘗不因認爲王學「繩律之嚴，仍是宋明儒家矩E」，尤與張載【正蒙】的學風爲近，[22]展露錢氏一貫崇宋之主見，亦因而相較之下，顏元汩於習行，戴震耽於情恕，以錢之見，皆不如船山之正。然以錢氏之嚴夷夏之辨，於論呂晚村一節，多有發揮，竟未就船山貴華賤夷的強烈民族本位政治與歷史觀，大加論述，僅以「【黃書】於種性夷夏之防尤謹嚴」，[23]一語帶過，未免失之交臂。
錢穆論顧炎武，雖然在傳略與引文上頗采梁書，但論點頗異。錢穆一則曰，「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陳第季立之遺緒」，以駁梁氏稱亭林爲漢學開山之說，[24]再則曰，經學即理學，「亦非亭林首創」，因錢牧齋已先言之，意在駁斥近人「既推亭林爲漢學開山，以其力斥陽明良知之說，遂謂清初漢學之興，全出明末王學反動，夫豈盡然」？[25]錢氏於此顯然在挑戰梁啓超所謂「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個人」；[26]然而細察之，錢穆對亭林的結論，實亦清初不作第二人想，不僅認同任公總括顧學「博學有文，行己有恥」之精到，而且認爲並世學者「皆不足相肩並」，「要其意氣魄力自足以領袖一代之風尚」又謂「以後清儒率好爲纂輯比次，雖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廣，結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爲聞其風而起者，則不可誣也」。[27]然則，錢穆雖不雲亭林爲漢學開山，實已肯定其開山之功，與任公所言，大同之餘，小異耳。
總之，清初學者莫不針對明末空疏之弊而發，故提倡實學。清學之淵源於此亦顯而易見。錢穆雖言清學源自宋，然並不能無視清學乃宋學流弊之反響。太炎所謂，宋學至清已「竭而無華」，亦屬事實。錢穆對於清初三巨子的評價，實與梁啓超所見略同。  
三、清中葉之考據學
錢穆以傳統學案體寫學術史，但見學人先後出場，卻難見學術與學派之演變。乾嘉考據代表清學的全盛時期，但錢書實未能盡道其來龍去脈，而於顧炎武作爲清代漢學開山之說，亦頗持異議。雖仍以乾嘉考據，上承亭林，然承襲之跡不明。白壽彝曾批評錢穆將顧視爲復古主義者、道學先生、抄書匠，歪曲了亭林考據學的優良傳統，[28]雖言之尖刻，不謂無見，錢穆尤其不應誤解亭林所謂著書不如抄書之真意。顧氏之意，僅僅是說，盜竊或改竄他人的著作，還不如忠實的抄書，而此一誤解，確也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據爲目的而非手段。所謂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續復古與抄書的傳統？顯然不是。
梁啓超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長篇結算「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實系對乾嘉考據學的詳細總結。[29]由此總結可知，所謂乾嘉考據學，確不免煩瑣；爲考據而考據之譏，亦非無據。今人探究考據極盛之故，常謂專制政權禁錮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乾嘉正當清之盛世，始有人力物力進行大規模的考證工作。其結果對古籍的復原與整理，對文化的承繼，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余英時提出的「內在理路」說，謂乃自明末清初以來，重視「道問學」的自然結果，[30]能以內緣說補外緣說之不足。惟道問學與尊德性乃一體之兩面，殊不可一分爲二。
錢穆論乾嘉巨子，以專章述戴震（東原）與章學誠（實齋），於兩氏學術思想之交涉，語焉未詳，後由其門人續成之。[31]戴震與章學誠雖爲乾嘉之要角，未得謂包攬乾嘉時代學術思想錯綜複雜之全貌。錢書論及乾嘉時代，也未暇多言時代與學風的關係，亦看不見亭林考據學發展至乾嘉的過程，以及兩者間之異同。
休寧戴震（東原），可說是乾嘉時代最享盛名的學者，不僅在考據上別開生面，從字義、名物、度數以通經意，所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而且在義理上更頗有發明，尤令後世學者敬佩。胡適之就把戴東原的哲學等同英國講求實用的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視爲清初以來反玄學運動的成果。[32]梁啓超也說，東原所言，「絕似實證哲學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見焉，清學派之精神見焉」。[33]梁胡兩人皆將漢宋之爭，視爲實學與玄學之爭，而尊漢鄙宋之意溢於言表。然此恰非錢穆所能接受，並見諸其論述之中，如謂東原學自江永，徽歙又是朱子故里，風尚篤實，原亦尊朱；所謂戴學原出朱學，章實齋已先言之，惟錢穆認爲東原論學之變，由於受到惠棟的影響，始尊漢詆宋，亦因而使錢詆戴，若謂「東原在四庫館，盜竊趙東潛校【水經注】，偽謂自永樂大典輯出，以邀榮寵，其心術可知」，[34]則又效實齋之叱戴矣。胡適之窮畢生之力治【水經注】，不亦爲戴氏辯誣乎？
學者間相互激盪，事屬平常，然東原是否聞蘇州惠氏之風而變，並無確據，一如胡適疑心【孟子字義疏證】和【原善】受到顏李學派的影響，沒有確據。[35]但東原的學術思想，卻可分前後兩期，而後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學術與思想。即使他最後受到惠棟的影響而變，他的學術之精深，已遠遠超過惠棟。戴學既不能歸功於惠棟，亦不能將戴之抑宋攻朱，怪罪於惠棟，更不能說，戴助惠奪宋儒講義理的傳統，何況學術思想之變，不可能突然發生，而是其來有自。余英時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經考】與【經考附錄】，發現「東原後期思想的發展大致都可在此早其作品中得其根源」。[36]然則，戴氏思想有變有常，仍具思想發展的一貫性。東原晚年從辨性慾到辨理氣到辨理欲，亦有其一定的發展過程，似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導。
錢穆雖認可東原考證之精卓，然並不認同其義理。太炎嘗言，戴之名著「【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出，學者自是薄程朱」，[37]而錢穆尊崇朱子，始終如一，晚年撰百萬言【朱子新學案】，開宗明義即謂：「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瞻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可與倫比。」[38]錢穆既仰視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論，故斥東原所論「激越」、「深刻」、「詆毀逾分」，於東原頗致憾焉，亦因而下視東原曰：「余觀船山議論，頗多與東原相同，然船山極尊宋儒..其識超於東原矣」，[39]因亦頗爲借重章實齋批戴之言，若謂「東原以朱學傳統反攻朱子，故實齋譏之，謂其飲水忘源也」，更說學問之事不盡於訓詁考釋，以奪戴學之長，並斷言東原慧有餘而識不足。[40]錢穆恨與朱夫子爲難之人，頗似方東樹。
錢氏矛頭既指向東原，於章實齋自多表同情；然章氏在乾嘉時代實遭冷遇，其書亦未出，錢穆專章論實齋，以與東原相抗衡，已張大其事，所謂「東原實齋乃乾嘉最高兩大師」，[41]亦如任公謂章學誠爲乾嘉全盛期與蛻分期間一重要人物，[42]不免誇張。實齋之成爲重要人物，乃後世之發現與認可；實齋之學，也多後人主觀的詮釋。[43]實齋針砭漢學家之言，既非乾嘉漢學家所知，則又何從影響其時代？
一時代學術之重要，端視其影響的深淺，以及反響的輕重。就此而言，戴震無疑是清中葉最重要的宗師。梁啓超以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爲最能光大戴門之業的後學，[44]顯然著眼於正統漢學之樸學，其一脈相承，增事踵華之跡，厘然可尋。錢穆則以焦里堂（循）、阮芸台（元）、凌次仲（廷堪），繼戴之後。三人固極重東原，亦皆受東原的影響，然未盡受戴氏藩籬。即依錢穆之見，焦循雖學宗東原，不免「溺於時代考據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藝之才」，故思辨深湛，「可與東原實齋鼎足」，甚至「較東原爲圓密」，亦因而能不隨漢學家考據之風起伏，進而能綜戴章兩家之長，自樹一幟。[45]所可議者，里堂既未得讀實齋之書，又何從綜其長乎？不過，焦循的思想，確有可述，尤其時變旁通之義與異端執一之說，非同凡響。錢穆雖言裡堂旁通異端之說頗詳，[46]惜未能就兩者之意義多所發揮，如時變旁通，是否已發清季變通思想之先聲？異端執一，是否已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論，實無須局限於漢宋調和一端也。
阮元之學，固亦植根於東原，主古訓明而後義理明。錢穆因見阮之長於歸納，有別於焦之長於演繹，故謂阮重實事求是，近乎朱子；焦主自思求通，近乎陸王。由焦阮性情之異，以明學途之異轍，再因阮氏出處較顯，助成漢宋兼采之風。[47]錢氏此見，可稱明通。至於凌廷堪，錢穆認爲亦承東原之風，雖以禮易戴之理，然論經實與戴同尊荀卿，曰「東原言性善，專就食色之性言之，與次仲言禮，專就聲色味之好惡言之，同一失也」，[48]而凌分樹禮與理的旗幟，更嚴漢宋門戶，則揚戴之風而益甚矣！唯凌亦頗道漢學流弊，不以「好罵宋儒而高自標置」爲然，也不以「許慎掩周孔」爲然。[49]類此皆頗合錢穆之意，錢梁標舉東原後學之異，可以略見漢宋門戶，以及兩人道術之異趣。
錢穆述論焦循、阮元、凌廷堪之餘，附錄方東樹（植之），涉及清中葉學術史上一大公案，事關桐城派挾怨攻伐漢學。梁啓超說，「方東樹著【漢學商兌】，遍詆閻、胡、惠、戴所學，不余遺力」。惟梁氏雖說「其書爲宋學辯護處，故多迂舊」，然仍謂「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爲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50]錢穆則謂，方東樹之書「頗足爲漢學針砭」，尤樂見其「尊護朱子」，雖雲方氏「肆口無忌」，其書之水平也不及實齋之【通義】與陳澧之【學思錄】，但風格差近，皆不滿當時極盛之漢學，並可絕其病痛者。[51]但是梁錢兩氏，均未對此一公案作全面的探討，亦未追究其學術史上的意義。錢氏僅在附錄之中，稍稍涉及，隱約不彰。
按照章太炎的說法，戴震治學深遽，令諸儒震悚，願爲弟子，天下人遂敬重經儒而輕文士，導致文士與經儒間的交惡。桐城派文士效法曾鞏與歸有光，講究依傍程朱的桐城義法，但是桐城諸子並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故尤遭輕蔑。姚鼐想做戴震的學生，未被接納，感到羞辱，乃不斷抨擊樸學殘碎，後來方東樹寫【漢學商兌】，雖不完全是誣讕之言，然方氏本人，亦屬文士，強以宋儒自居，而行不附言，所言漢學弊端，僅僅是微識，反增糾紛。[52]近人朱維錚於此一公案，有進一步的論述，略謂姚鼐死後，江藩撰【漢學師承記】以區別漢宋門戶，又撰【宋學淵源記】，獨不記桐城諸家，因而結冤。方東樹即姚門弟子，反應最爲強烈，凡與漢學有關之人，都在攻擊之列，尤集矢於戴震與揚州學派，以維護朱子與發明道統自任，學術價值雖然不高，但頗得桐城、陽湖兩派之聲援。更有進者，方東樹身後，正值咸同大亂，曾國藩輩以當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漢學商兌】亦隨世變而風行一時；然而變局之下，漢宋實兩敗而俱傷，雙雙凋零。[53]朱氏所論，頗能補梁錢兩公之闕。蓋思想史之研究，不僅須追究漢宋間理性對話，且須顧及學者間之隱情私衷，亦須注意時代因素及其影響。錢穆著作體例，引一段，評說一句，不脫舊史藩籬，殊難暢述思想與學術發展之複雜過程。
四、晚清學術史
晚清學術，肇自乾嘉樸學式微之後，講求復古。乾嘉考據學風，崇尚樸實，主張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原是針對宋明理學末流的游談無根，然而此一學風，亦導致清代經學之流於煩瑣，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際，衰象已著。梁任公曾以考證學研究範圍之拘迂，漢學本身因遲滯而腐敗，漢學家尊古與善疑之矛盾，以及咸同戰亂之刺激，思以經世濟時等因素，解釋盛極一時乾嘉清學的衰微。[54]錢穆論清學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場，較著眼於東原以來，樸學家力訾宋儒之非是，故述衰世之繼起者，多以調和漢宋爲言，顯然以爲漢宋調和乃救學與興學的良方。不過，倡言漢宋調和，即使能夠落實，是否足以應付道咸以降的世變，殊爲可疑，而此一關鍵問題，梁錢兩公皆未作深論。
正當道咸學者提倡漢宋調和之際，漢學因經今文的復興而趨分裂。今文之復起，自與乾嘉箋注之學流於義理枯竭有關；然今文之闡抉奧旨，往往牽綴比附，並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義理，自非錢穆所能允可，故目爲好誕之風，較其弊視惠棟尤有過之，若謂「其始則爲公羊，又轉而爲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盪搖撼之，學術治道同趨@滅，無救厄運」。[55]錢穆此語，總結經今文學在晚清的影響，認爲關係到學術治道的@滅，甚至將清代之覆亡，歸罪於經今文。此等大事，理應詳述密證其過程，明其因果，豈能一筆帶過？
梁啓超將經今文學派開拓之功，歸諸龔自珍，[56]錢穆也認爲常州今文學，雖然起於莊存輿，立於劉逢祿、宋鳳翔，然變於龔自珍與魏源，而龔才是此一學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龔自珍始將今文學派之輕古經，推展到注重時政。[57]龔氏確是清儒在百年文字獄陰影之餘，首開發舒政論風氣之一人，在學術上固然爲乾嘉經學的反響，在思想上由政論而發清末變法的先聲，而其膾炙人口的詩篇，也風靡幾代士人。凡此皆龔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探細究。然錢穆或因其鄙視今文之故，對龔氏的評價偏低，一謂其承襲章實齋之說，再惜其屢試不售而消極，以致於「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審適從之慨」，[58]又說「定Q之學，博雜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開風氣」，[59]雖可說明即使定Q也不能有所作爲，卒不免自我否定其學術思想之重要性矣。
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真正英雄人物終於登場，此人乃曾國藩（1811-1872）。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錢氏所說，國藩學業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持論顯然與乾嘉漢學家異，代表晚清反考據之學風，更何況曾氏以中興元勛，提倡經世致用，以挽救士風爲己任。曾氏禮論，謀漢宋會通，扶植禮教，而禮以時爲大，遂達經世濟時的目的，不謂無見。然而錢氏不僅以專章述曾，而且將其學術地位與清代巨子並列，贊褒有加，認爲其見解「有其甚卓絕者」，如「以杜馬補許鄭之偏，以禮爲之綱領，綰經世考核義理於一鈕，尤爲體大思精，足爲學者開一瑰境」，又說「與嘉道漢學家繼東原後，專以考訂古禮冗碎爲能事者，回不侔焉」，尤推譽其特重宋學，不僅知經世而且知經術，以致於「滌生之所成就，不僅勘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即論學之平正通達，寬閎博實，有清二百餘年故亦少見其匹矣」，故而「滌生之歿，知經世者尚有人，知經術者則渺矣，此實同治中興所爲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60]於此足見曾國藩在錢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實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見錢穆與曾國藩在思想與意識上之相契。現代學人之中，固不僅僅陳寅恪之思想在湘鄉南皮之間也。
曾國藩之外，另一獲錢穆青眼的晚清學者，是粵人陳澧，號東塾。東塾完全是象牙塔內學者，幾無俗世名聲。錢氏以東塾身值大亂衰世，能切中時弊，深知發明訓詁而不講義理的漢學家之失，故欲挽風氣，砭流俗，主漢宋兼采，有意提倡新學風。所謂新學風，以錢氏之見，只是不分漢宋以求微言大義，且不期而與章實齋挽風氣之說相同，並響應方東樹對漢學流弊的批評。然則，所謂新學風，實無新義，更何況錢穆又說，東塾之學仍不出古訓，其意實欲漢學家勿專務訓詁，勿忘義理。若然，則東塾乃漢學之振興者，亦不得謂之新學風。另可注意者，錢穆於東塾的學術實未予多許，若謂：
於兩漢學術精要所在，尚未能發揮呈露，又排比眾說，不欲講家法而但求通義，其意雖是，而於兩漢四百年諸儒，流變派別，因亦無所發明。其取去抉擇，在作者雖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則其書亦不得謂研治漢儒思想者一完備之參考書也。
又說「其言學問偏主讀書，議論似不如顏習齋；言讀書唯重經籍，識解似不如章實齋」。[61]既如此，則又何須專章論述陳澧？原來錢穆拳拳致其嚮往之意於東塾者，因東塾力斥士情既懶且躁，不肯讀一部書，而好以勝古人，頗中錢氏當世之感慨：「今日安得東塾其人者，以上挽之於朱子鄭君，相率趨於博學知服之風，而求以作人才轉世運哉？」朱子鄭君云云，立見錢氏本人學術思想之歸宿，與夫論學好惡之所本。
康有爲雖是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之「殿軍」，也就是結束清學史的大學者，但是錢穆對康之評價甚低，與梁啓超對乃師的讚賞回異。錢氏認爲，康之公羊改制說，實自川人廖平剽竊而來，甚至說，「康門學說，尚是廖季平範圍」，[62]豈不是說，若稱康門，還不如徑稱廖門？至於禮運大同之說，康雖「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來歷，並非絕無依傍剿襲也」，[63]而所論也不出譚嗣同的仁學。然則，依錢穆之見，康有爲並無自得之學可言，錢氏清學史的完結篇遂有極爲消極的結論：
長素之於考據如廖，於思想如譚，更所謂橫掃無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於後。凡其自爲矛盾衝突抵銷以迄於滅盡，則三百年來學術，至是以告一結束，掃地赤立，而繼此以往，有待於後起之自爲，此所以康廖譚三家之書，適成其爲晚清學術之末影。[64]
「掃地赤立」，未免言之過當；蓋後起者，頗多自認受到康有爲的影響。康之思想非無創意，所謂矛盾衝突也非不可解釋。康有爲固然受到廖平的啟發和影響，但兩者的規模與目的絕異，殊不可同日而語。蕭公權先生之研究，已有定論（1988）。於康之評價，非蕭錢兩氏可各持一端之詞，而屬是否公平判斷之事。將康氏震動一時，影響深遠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說成完全剽竊廖平幾無影響的〖知聖篇〗與〖辟劉篇〗，並不公平。既謂竊自廖平，所竊之貨，無論好壞，自應由造貨原主負責，卻又集矢於非造貨之人，徑謂「長素抹殺一切，強辯曲解，徒亂後生耳目」。[65]果如錢穆所言，其說來自廖平，則抹煞曲解之罪，豈非應歸之廖平才是？
康氏論學，確常不顧證據，強詞奪理，梁啓超亦不諱言。錢穆就純學術之觀點，批評康魯莽滅裂，亦不爲過；然而不能不體會康氏著作之微旨，原不在純粹的學術考證。康明欲學以致用，甚至以學術作爲達到政治改革的手段，亦因此能在思想界引發颶風和火山。錢穆認定「康氏思想之兩極端」，[66]以爲戊戌變法是走急進的極端，而民國以後，反對共和則走保守的極端，似乎前後自相矛盾衝突，實則未能全面掌握康氏三世說而致誤。康有爲演三世說爲政治改革理論，一個基本點就是制度演變必須循序漸進而不可躐等。戊戌時期，保守勢力仍強，必須極力求變，而民國以後，未行君主立憲就遽行民主共和，有違漸進之意，造成紛亂，故極力反對。若知康氏理論之整體性，便知並無重要的矛盾或自相衝突之處。
蕭氏研究康有之最大貢獻，要能釐清康之現實面與理想面；現實面冀由改革而臻中國於現代化富強之域，而理想面則求世界大同於未來，乃分屬二個不同的境界，當前與未來的關切原本不同，並非矛盾。就康之大同理想而言，內容之豐富，誠如蕭氏所說，康有爲的「烏托邦構想極具想像力與挑戰性，足列世界上偉大烏托邦思想家之林」。[67]凡細讀康氏【大同書】者，當有同感，而錢穆竟視之爲「無端發此奇想」，「以空想爲遊戲」，「侈張不實之論」。[68]中外烏托邦思想多矣，精深或淺薄仍有其客觀標準，非僅憑個人好惡同情與否而能斷言者。錢氏惡今文，視改制爲荒誕，無從體會康有爲思想之重要與意義，失之多矣！
西力東漸，乃康有爲及其同時代有識之士無可迴避的挑戰，故探討晚清學術思想必不能不細考西方因素，而西方因素正是錢穆論晚清學術史之最大盲點。他仍持有根深蒂固的本位主義思想，譴責用夷變夏，而不去處理西方衝擊與中國反應的新時代課題，以致於在錢氏筆下，清代學術思想傳到康有爲，變得矛盾衝突，一無是處，無所適從，而有「掃地赤立」的錯誤結論。  
五、結語
錢穆論清學史的代表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僅在形式上是傳統的學案式的綱目體，而且內容也不脫傳統的義理，尤重宋儒朱熹。這部書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紀的人，寫十九世紀之書。錢氏寫清學史，似設身其境，與先賢唱和或辯難，而不似異代學者，作旁觀超越之論析。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錢氏自身之學術思想背景如此，其論清學史亦只能選取若干學者，述其傳略，摘取其著作要點，以其個人的信仰加以評論而已。取樣不廣，難見學術思想之全貌，一時代精神文明的整體，只能說是學者之學術思想列傳。其所論清初學者，議論與梁啓超略同；論清中葉乾嘉考據學，則與梁較異，錢惡樸學鄙宋攻朱，頗致譏彈，而梁則甚喜樸學的實證風尚；論晚清則錢梁所見絕異，道咸以後思想之變局，莫重於經今文的勃興，學者由論證而圖政改，康有爲以學人推動變法而至高峰，故梁視康乃晚清今文運動之中心，斯學之集成者，而自稱今文學派最猛烈的宣傳者，亦自認學術活動雖具政治色彩，然寄望於新時代之啟蒙，甚爲殷切，[69]意頗樂觀。錢則視今文改制說，荒誕不經，較惠棟猶有過之而無不及，視康有爲如學術之罪人，以其爲清學之總結，亦足見政學俱亡之不可挽救，其情悲觀。兩氏背景與思想俱異，遂有頗不相同的學術結論。
從現代的思想史研究而論，錢穆與梁啓超在方法上均無多突破。現代思想史貴知在特殊歷史時間中，思想與思想間的相互影響與演進，以發現其時代思潮的特徵，而時代思潮面向須廣，非僅由名家巨著所能形成，於不見經傳的短簡小冊之中，也可窺測時代思潮的趨向。時代思潮錯綜複雜，非必一致，同中或有異，而由一時代轉變到另一時代，也非乾淨利落，往往新光映幕而舊影猶在。清學史自早期經中期到晚期的縱橫發展與演變之跡，以及在整個思想史上的意義，猶待在先賢開拓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探討。
發表於【台大歷史學報】第26期，2000年12月，頁99-119。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0年11月24-26日）。
作者：汪榮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