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唐宋變革與第一個中產之家的政權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唐宋變革』的要義，是唐宋兩代既有延續，也發生了一些劃時代的改變，一方面使唐宋兩代在某些重要領域產生斷裂，另一方面是變革的結果――宋型文化，開啟了中國的近世，元明清三代只是延續，沒有再產生劃時代的改變，亦即沒有宋元變革、元明變革或明清變革了。

最明顯的斷裂，當是統治階級的構成和性質。唐代雖有科舉，但名額常被世家大族占去，寒門難以爭勝，故統治階層仍以世家大族爲主，開放程度不高。北宋統一，是以北統南，統治階級其實跟唐末五代差不多，抽象來說，宋初政權仍是北方性格，常以北人的價值觀念來治理天下。例如，太祖和太宗看到南方諸國有些已實行父子分居異財，就無法忍受，硬要恢復同籍共財，違者處死。變革是到了北宋中後期才真正發生，拜科舉改良所賜，社會流動快速展開，意義有四：一是統治階層達到前所未有的開放程度，舊的和新的世家大族雖仍占有各種優勢，但已無力壟斷。二是統治階級（the ruling class，官戶）與被統治階級（the ruled class，民戶）之間不再如天地之隔，彼此的流動是史無前例的頻繁，平民子弟上升爲統治者的比例是史無前例的高，仕宦子弟下降爲被統治者的比例也是史無前例的高。這既帶給被統治者無盡的希望，認爲富貴並非全然命定，後天仍有可期；也帶給統治者無窮的壓力，因爲不但富不過三代，貴也是難逾三代，而各種得富貴和保富貴的方法，實質的如家族制度，虛無的如積陰德看風水，乃成熱門話題，超越前代。三是南方人透過科舉逐漸入主中央政府，登庸拜相者比比皆是，形成南北人共治，打破了宋代開國由北人主政的局面。由北人以槍桿子打來的政權，現在由四方人士憑著筆桿子共享合治，也算是一種和平的政權轉移，其性格也由北方轉變爲兼具四方，未嘗沒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是科舉入仕者的出身是高低與貴賤俱有。就社會地位來說，他們來自士、農、工、商、軍、醫、仆等家庭；就家庭身份來說，他們有的是嫡子，有的是庶子（妾之子如宰相韓琦和史彌遠）甚至私生子；有的是守節婦之子，有的是改嫁婦之子（如副相范仲淹）。他們執政之後，是否多少會照顧這些家庭和人士的利益？無論如何，能夠負擔舉業的，大多是中產之家，我們可以大膽說，宋代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中產之家爲主體的統治階層，對前代是斷裂，對後代是開啟。

　　
統治階級的成分改變了，許多改變隨之而來，例如平民和南人成爲立法和司法者之後，將民間和南方的社會習慣和價值觀念帶進法律領域，使宋代的法律文化呈現中產之家的特色。新的法律主動允許子女與父母同籍而異財，承認子女獨力賺得的財富屬於個人私財，局部打破了同居共財的儒家傳統，反映宋代私有制的蓬勃發展。新法也允許子女控告繼母侵犯他們對家脈或家產的繼承權，局部打破子女不得控告父母的禮法傳統，反映宋代法律由強調當事人的身份轉而依據其罪行來審判。南方女子多投入生產，有見及此，新法提高未婚女兒對父親遺產的繼受權，她們以前只能得到兄弟聘財的一半，現在可得到兄弟繼承份額的一半。新法讓寡妾享有對亡夫遺產的受養權，司法上也讓她們享有一定程度的立嗣權。新法也提高贅婿的繼受權，以回饋他們對妻家經濟的貢獻。總之，新的法律注重『責任』與『權利』的對應，不大管這個人的性別或地位。在這前提下，新法造就了有條件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大力保障中產之家的財產權，刺激了宋代經濟的革命性進展。也許資本主義不能在傳統中國發生，問題不在法律，而在其他因素。

　　
對任何議題，只發議論而無論證都不算歷史研究，只算問路的石頭。我要問的是：其一，宋代以後的統治階層有沒有更爲開放？毫無疑問，舉業資金的籌措是一大關鍵，宋代似乎主要依靠個人或家庭便可，其次是家族、朋友和科舉會社等，不知明清是如何？清人沈說：『古者士之子恆爲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爲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假如明清真的是非富有如商者不能爲士，那麼精英階層的代表性反而有點減少了。今日崇尚民主政治，但選舉經費大都非個人所能負擔，所產生的統治階層，不知代表誰的利益爲多？究竟應如何開放統治階層，使之更有代表性？其二，在統治階層的構成和性質上，假如明清再沒有大變，原因何在？中產之家一方面是穩定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否成爲阻礙變革的力量？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探討。

　　
（作者柳立言 系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