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作者：林存陽）
清代學術，以整理和總結中國數千年學術爲其特徵，而最能體現此一歷史特徵者，則爲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自前輩大師章太炎、劉師培、梁啓超、錢穆、侯外廬、楊向奎諸先生開啟先路、奠立藩籬以來，學人對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的董理，後先相繼，續有闡發。尤其近一二十年間，眾多學術俊彥再度深入此一領域，推闡發明，各抒己見，論著宏富，迭有創見。惟晚近之研究起步甚速，文獻準備尚嫌不足，加之學人間研究視角差異，因而其間的某些主張，尤其是若干關係到把握全局的認識，儘管不乏新意，但仍有進一步深入探討和發掘的必要。因此，爲推進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研究的健實發展，加強乾嘉學術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便愈益成爲引起學者關注的問題。
　　有鑑於此，接武前輩諸大師所辟之門徑，在充分借鑑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陳祖武先生別闢蹊徑，以『乾嘉學派研究』爲題，擬對乾嘉時期的學術演進源流，以學術史和社會史相結合的方法，詳加鉤稽，從整體上對其加以實事求是的梳理與考辨，以期得出合乎歷史和邏輯發展的認識。
　　『乾嘉學派研究』課題的展開，本著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合集體之力，首先通過對相關文獻、學術人物等做深入考察爲基始，裁剪、彙輯成一部可資依據的【乾嘉學術編年】；在此基礎之上，課題組成員分專題進行深入研究，從而結集成一部別具特色、學有專長的研究論著――【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以期推動『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研究的深化，並積極倡導實事求是的治學風氣。
　　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如同中國學術史上的眾多學術流派和不同歷史時段的學術形態一樣，也經歷了一個形成、發展、總結、嬗變的演進過程，在卷帙浩繁的乾嘉學術文獻中，通過爬梳整理，區分類聚，用學術史資料長編的形式，按其時間先後順序，把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如實地輯錄下來，於推動乾嘉學術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把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的董理引向深入，或許不失爲別具一格的一種新嘗試。此即【乾嘉學術編年】的立意主旨。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錢穆先生所著【先秦諸子系年】即已引其端緒，開啟以編年體史裁述學的路徑。惟錢先生大著旨在考證先秦諸子史事年代，準確地說，與其稱之爲編年體學術史，倒不如將其視爲歷史年代學的開風氣傑作，更加名副其實。而繼錢先生略後，劉汝霖先生之大著【中國學術編年】，則無疑可稱開山之作。然不無遺憾的是，劉先生大著【漢晉學術編年】、【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刊行之後，其餘諸集競成遺志。【乾嘉學術編年】之結撰，即系遵循前輩師長開闢之學術門徑，而續加闡揚。
　　【乾嘉學術編年】之纂輯，體現了如下一些取向：其一，在研究範圍方面，含括乾嘉至道光十九年（1839）間近百年的歷史，意在以貫通的視角來審視此一歷史時段內學術發展的脈絡、走向、主流及意義所在；其二，在研究對象上，涉及到當時的140餘位學者，對他們之間的學術師承、交往、辯難，及其主要成果和見解等，進行了較爲系統的梳理和考辨；其三，作爲政治與學術互動的體現，對中央及地方之學術舉措及其對學者的影響，予以詳細鉤稽和梳理；其四，在取材上，主要依據清高宗、仁宗、宣宗三朝【實錄】，以之爲綱，博採官私史籍、方志、檔案、文集、專著、譜牒、筆記等，年經月緯，綱舉目張；其五，在體例上，所錄文獻，一事一條，先述梗概，繼摘原文，逐條隨文標註所出，以示徵信，而對實難判定確切年月，或其時間尚存異說之文獻，則擇善而從，務求其是，並酌加考釋，以示多聞闕疑。
　　【乾嘉學術編年】的成稿，是課題組成員在審慎別擇乾嘉學者有關專著、文集、年譜等文獻的基礎上，鉤稽、排纂成初稿，再經陳祖武先生詳加審核、剪裁和整合，最後融貫在一起，從而形成較爲系統的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演進史。
　　以【乾嘉學術編年】爲根基，在對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有一整體觀照的前提下，本課題擬對諸如乾嘉時期清廷的文化政策、古學復興之風初起、經史考證主流地位的確立、總結整理古代學術的卓著業績、學術隨世運而變遷、乾嘉學派的歷史地位等問題，加以深入而系統的探討。通過對這些具有全局性問題的剖析，以揭示乾嘉時期學術發展的走向、特色、成就、學術的碰撞和交融及其主流所在，進而展現『乾嘉學派』是一個相繼發展的歷史過程，而非僅是不同學派之間的更替和差異――正由於當時大部分學人頗致力於經史考證，有著共同的學術志趣，故其能形成獨具一格的學術形態。
　　有必要指出的是，『乾嘉學派』和『乾嘉學術』既相關聯又有區別：『乾嘉學派』指當時大部分具有共同志趣的學者，在以經史考證爲特色的治學取向下，所形成的一個學術流派；而『乾嘉學術』的含義則更廣泛一些，它既包括以上所說的『乾嘉學派』，又含括理學、詩學、制義及辭章之學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學術取向成就的大小，與學人經史之學根柢的深淺是緊密關聯的）。因此，不能將『乾嘉學派』混同於『乾嘉學術』，更不能以後者來代替或取消前者。就其時的學術演進而言，『乾嘉學派』實是乾嘉時期學術發展的主流。
　　學術傳承，後先相繼，前輩之遺志，實乃後學爲學之起點。20世紀初葉以來眾多前輩的學術積累，以及近一二十年間四海碩儒之新成果，無不使本課題的結撰深獲教益。然而，乾嘉時期傳世文獻之繁富，經史子集，可謂包羅萬有。本課題之進展，不過掇拾其間之一隅，旨在記錄此一時期之學術演進源流，至於能否得其大要，中其肯綮，尚祈學界先進予以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