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獨尊儒術的思想意義

_{胡發貴：董仲舒『獨尊儒術』的思想意義}

摘 要：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倡議，既呼應了自古以來就不斷強化的『天下一統』的趨勢，又深刻反映了古代文明所推崇的整體價值優先，以一元價值來統領和融合共同體的文明實踐。表面上看，董仲舒所謂『獨尊』，不無學派之見，以及爲專權背書的『一是非』的思想控制；但其內在的精神本質卻是對國家秩序的關切，對華夏文明存在和發展的價值追尋。就此而論，其思想意義極爲深遠。

^{關鍵詞：董仲舒；獨尊儒術；思想意義}

【董仲舒與儒學研究】專欄特約主持人按語

武帝朝的『罷、尊』歷來備受關注。胡發貴研究員以爲，漢初國家『萬事之統』尚付闕如，制度雖襲秦，但國家核心價值觀念飄移不定，尚未確立，『王道』還是模糊的。董子屏絕諸家、獨尊儒術，顯然是接緒於荀子的倡議，結束『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各是其是，在思想趨向上以孔儒折衷百家的一偏，爲天下立恆定、明確而統一的『法度』，因而爲漢帝國指明了創建『萬事之統』的文化與精神上的取捨，以一元價值來統領和融合共同體的文明實踐。其文精當，言簡意賅，點播到位，實乃誠懇而日月不刊之論！

^{上海交通大學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中華孔子學會董仲舒研究委員會會長
董子學院、董仲舒國際研究院、董子講壇首席專家
余治平博士}

作爲一位彪炳史冊的人物，漢代大儒董仲舒以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倡議而備受關注。史載董子對策：『【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_{【漢書·董仲舒傳】}漢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議，從而開啟了中國古代兩千餘年的儒家治理。董子這一建議本身，包含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本文擬作三點論理，以期更真切地走近董子。

^{儒家常說在董仲舒的努力下，走向獨尊}

一、 終止『道術久於一偏』

歷史地看，董仲舒以前，天下有過一統，但學術思想卻未『一統』，相反的，卻『道術』長久分裂。特別是春秋以降，百家爭鳴，僅儒家就分爲八派，墨家分爲三派，『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_{【漢書·藝文志】}。各家均欲以其學易天下，悅諸侯，『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_{【漢書·藝文志】}。

爲了『取合』諸侯，各家無不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_{【莊子·天下】}，都自以自家主張最爲正確，『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_{【莊子·天下】}於是，諸子各持己說，各張己論，莫衷一是，『戰國從衡，真偽紛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_{【漢書·藝文志】}。荀子身逢戰國百家學術蜂擁之際，對各家固守一偏之見頗多不滿和譏評，斥之爲『矞宇嵬瑣』，即詭詐委瑣 ：『假今之世，飾邪說，交奸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_{【荀子·非十二子】}莊子似平和些，但卻也諷刺百家之說，不過是一曲之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_{【莊子·天下】}

爲了超越這種一察之見的欠缺，揚棄百家的一偏，早在荀子那裡，就已出現了綜合百家之異、統一於孔子的聲音：『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_{【荀子·非十二子】}秦一統天下，尚法寡恩，荀子『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的建議，未被採納；到了大漢一統，使『法仲尼』的先聲得到了響應。董子的屏絕諸家、獨尊儒術，顯然是接緒於荀子的倡議，結束『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各是其是，在思想趨向上意在以孔子的儒家，折中百家的一偏，爲天下立一恆定、明確而統一的『法度』。

二、 致力『尚同』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以『有組織的社會』_{摩爾根【古代社會】}開始的，它意味著不論何種發展水平的人類群落，都必須構建一種統一和普適的規則，如果沒有這種規則，群體就難以形成，而且必然是不斷的衝突。中國古代許多先哲，於此都有過精闢的闡釋。如『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文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臭余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_{【墨子·尚同】}。墨子以爲，立天子，正是爲了統一是非，『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再如荀子所深刻指出的：單個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必須聯合起來，即人類『群』而後才能保護自身並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而人的理性能力，恰保證了人類能夠『群』，即人類的智慧足以制禮造義，創造維護社會團結與穩定的根本規範_禮、道。他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_{【荀子·王制】}

文獻記載中，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傳說中的上古先王就開始尋求團結部落或氏族聯盟的普遍性原則。史稱舜『和五典』，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四岳推薦舜，稱其純孝，『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又稱舜統一度量衡、時間標準和刑法：『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_{七政指日月五星}。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辯於髃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祡，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 _{【史記·五帝本紀】}文中的『同律度量衡』，【史記】『正義』註解說：律之十二律，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皆使天下相同，無制度長短輕重異也。故文中的『同律度量衡』，實即統一社會生活中的某些重要而基礎性的標準。而文中的『五禮』，【史記】『集解』引馬融的見解，是指『吉、凶、賓、軍、嘉』五種禮則，其要義如【周禮】所載，是爲『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祗，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它們無疑也都是些指導社會生活的規範。

揆諸史籍，舜不僅親力親爲『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在自己主政後，又命商契修『五教』，『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_{【尚書·舜典】}。史書又說：『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_{【史記·五帝本紀】}後來孟子明確地指出，是契造五倫：『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_{【孟子·滕文公上】}

不論是『五典』還是『五倫』，顯然都是指的某類人倫規範和社會行事準則，本質上都是在爲邦國共同體努力構建一種普適的是非標準。周克商後，締造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超地域政治帝國，於是，構建與此政治帝國相適應的『天下大義』也就成爲一種現實的亟須。史稱武王求教箕子，如何構建新帝國的『彝倫』，後者道出了『洪範九疇』，尤其強調了其中的『王道』普世精神：『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在回答中建議，要在『惟皇作極』，創建超越而統領天下的『王道』：『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_{【尚書·洪範】}何謂『王道』？【尚書】『正義』所指稱的『天地大法』頗爲傳神：『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顧名思義，『天地大法』者，即天下最高而絕對的準則，亦可謂古代世界的普世價值。

故從歷史的視角看，『一是非』是人類『有組織的社會』生活之必需，人類也很早就開始了尋找並確立這一是非標準，董子的獨尊儒術，可以視爲這種努力之一，只不過它是在漢初出現的構建『天地大法』的具體方案，其實質恰如墨子所論，是致力於社會的『尚同』而不是殊異。

三、奠定『萬事之統』的精神取捨

周以前的天下一統，在創製建章上，成就斐然；尤其是周王朝，孔子贊之爲『鬱郁乎文哉』的典盛。據王國維先生的研究，殷、周之際社會變化最劇，因爲周人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創建了一種『道德化的國家』：『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_{王國維【殷周制度論】}

但到了春秋戰國，隨著周天子權力衰弱，周人制度遭到了劇烈的挑戰，禮崩樂壞，普世的王道也受到衝擊，世界分崩離析，其情形誠如許慎所形容：『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_{【說文解字】序}

秦一統天下，以焚書坑儒極端的方式，終結百家爭鳴而一任於法，但二世而亡，在如何構建一統天下的『道術』上，似沒有留下什么正面的遺產。漢代秦而起，一面警醒秦任法之路不通，但如何而長治久安，卻一直在探索而沒有定論。劉邦開國，因叔孫通依儒立禮儀，初嘗儒家魅力；但『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_{【史記·儒林列傳】}。漢景帝時，還發生了一場著名的論辯：轅固生與黃生爭論湯武是革命抑或篡弒，互不相服，景帝以『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_{【史記·儒林列傳】}止息了這場爭論。故漢武帝深爲憂慮地說：漢家草創，『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_{【漢書·董仲舒傳】}。可見迄至漢武帝，國家『萬事之統』尚付闕如。這一『闕』，表明漢帝國初期，制度雖襲秦，但國家核心價值觀念，飄移不定，尚未確立，漢初的『王道』還是模糊的，這換用今天的話說，即國家與社會亟待構建普適的價值。在此意義上，董子的『獨尊儒術』正是爲漢帝國指明了創建『萬事之統』的文化與精神上的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