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聖賢人在世,也需要有明君認識並重用

聖賢也需有明君

『十曰以讒嫉廢賢能』，因爲讒言嫉妒而廢棄賢能之士。【戰國策】中『三人成虎』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魏國大臣龐蔥很受魏王的器重，魏王派龐蔥陪同世子去趙國做人質。龐蔥知道國君很容易受左右之人的影響，聽信讒言。所以臨行之前，龐蔥向魏王講述了一則寓言。龐蔥說：『大王，如果有人對您講，大街上有一隻老虎，您會相信嗎？』魏王笑了笑說：『當然不相信，老虎招搖過市，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龐蔥接著問：『如果又有一個人從街市上回來，告訴大王說街上有一隻老虎，這回大王相信嗎？』魏王猶豫了一下，說：『這就很難說了，要考慮一下。』龐蔥繼續問：『如果第三個人也這樣說，大王會信嗎？』這一次，魏王肯定地點了點頭，說：『如果三個人都這樣講，那肯定是真的了。』

龐蔥說：『街上怎麼可能有老虎？街上沒有老虎是事實，那些說有老虎的人只是在相互傳謠。可是大王您爲什麼會相信？就是因爲說的人太多了，所以大王才相信。而現在我和世子要到趙國去做人質，趙國遠離魏國，比從這裡到大街的距離不知道遠多少倍。而這時候如果進讒言、誹謗我們的又不止三個人，大王可能就會懷疑我們，希望大王能夠明察。』魏王聽了之後說：『我知道該怎麼辦。』

龐蔥走後，誹謗的聲音很快就傳到魏王那裡。當世子結束人質的生活，回到魏國時，龐蔥就再也見不到魏王了。這說明魏王已經不再信任他，也不想任用他。由此可見，讒言的力量多麼可怕。即使魏王已經提前受到提醒，做過預防，但仍然抵不過讒言的泛濫。

古人說：『謠言止於智者。』如果領導者是有智慧的人，就知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個真正有德行的人，希望團隊和諧的人，絕對不會故意製造矛盾，影響人際和諧。而聽信讒言的原因在於『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所以，古人教導人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君王要檢討自己是否疑心太重，對身邊的人有成見、嫌隙，才使讒言乘機而入。而進讒言的人一般都有嫉妒之心，嫉妒之心讓人心裡失衡，容易招致怨恨，因此會做出誹謗、傷害他人的行爲。

孔老夫子在世時周遊列國，希望自己的仁愛學說能夠爲一位開明的國君所採納，把國家治理好，爲天下人做出善治的示範，讓天下人都來學習，但也遭到重重困難。

當孔子到達楚國時，楚昭王本來想重用孔子，爲了表示自己對孔子的敬重和誠意，想把有居民的方圓七百里的土地封給孔子。但這時，令尹子西進讒言說：『大王您看，在您出使諸國的使者之中，有像孔子的弟子子貢這樣的人才嗎？』楚昭王一想，說：『沒有。』子西又說：『大王的相國之中，有誰的德行能和顏回相比嗎？』楚昭王又想了想，說：『沒有。』子西說：『大王的將帥之中，有像子路這樣的人物嗎？』楚昭王又搖了搖頭，說：『沒有。』子西又說：『大王的各部長官，有像宰予這樣的人才嗎？』楚昭王仍然說：『沒有。』

令尹子西說：『楚國的祖先在周受封時候，封號是子、男的爵位，封地僅有方圓五十里。現在孔子修習三王五帝治理天下之道，彰明周公、召公的德業，大王如果任用他，楚國還能世世代代保住泱泱數千里的土地嗎？周文王在豐地，周武王在鎬地，領地才不過方圓百里，原本只是小國的國君，最後都能稱王天下。而現在如果孔丘占有方圓七百里的土地，又有賢能的弟子輔佐，這恐怕不是楚國的福分。』楚昭王聽後，認爲令尹子西說得很有道理，於是就放棄了給孔子封地、重用孔子的想法。這完全就是因爲君主沒有知人之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聖人周遊列國，並不是想升官發財，而是希望遇到一位明君，能夠把自己的仁愛學說推廣於天下，讓百姓過上幸福安樂的生活，使社會和諧，天下太平。但是這些國君、臣子往往以小人狹隘的私心揣度聖人的心量，結果導致聖人在世時也不能被重用。所以古人感嘆：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即使有聖賢人在世，也需要有明君認識並重用。古人說，不世之臣遇到不世之君，才能建立不世之功。也就是卓越的臣子要遇到卓越的君主，才能建立不朽的功勳，否則即使如聖人孔子也難免被埋沒。

『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如果以上列舉的十難不排除，賢臣就不能被起用；賢臣不能被起用，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如果君主不能任賢遠佞，或者任人出於個人喜好，任人唯親，都必然招致國家的敗亡。

【群書治要·昌言】中說：如果君主任用的人，不是自己的親屬就是自己寵幸的人，沒有任人唯賢而是任人唯親，任人出於自己的喜好；所愛的不是美女，就是諂媚巴結的人；以和自己的觀點相同與否作爲評判好人、壞人的標準，根據自己的喜怒行賞罰；喜歡美女而忽視朝政，不理國家大事，百姓被冤枉、殘害。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對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違背四時之禮；審判案件都嚴格在冬日行刑，按照四時規律處理國家大事；用於占卜的蓍草和龜甲，堆積於廟門之中；用以祭祀的純色牲畜，都成群成對地系在豎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來；祝史跪在祭壇旁不離去，縱使做到了這些，也無益於挽救敗亡。

這段話告訴君主，治國的關鍵就在於能否『任人唯賢』。賢德之人能夠用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教導百姓，真正把人心轉惡向善，國家才能得以治理。相反，如果不尊重賢才，不能做到任人唯賢，即使費盡心力地用於占卜、祭祀等儀式，人心卻沒有改變，這些儀式也就變成了形式主義，免不了敗亡。

關於任人尊賢的重要性，【群書治要·周易·益卦】中說：『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處上位的人能以禮敬的態度對待在下位的人，前途一片光明。【群書治要·周易·屯卦】中也說：『以貴下賤，大得民。』雖然身處高位，但是能謙恭地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夠大得民心。

【群書治要】中指出，用人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興衰成敗、治亂安危。得賢首先要知賢，並把觀察賢士的方法總結爲八觀六驗、六戚四隱、三參、四慎、五儀、六驗、七害、八征、九慮等，以此全面觀察人的心性，判斷是否賢德。觀人雖有方法可循，但招納賢士最重要的還是【大學】中所說的『有德此有人』，即君主、領導者修養自己，就能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感召真正的人才。所以，真正的人才不是高薪聘請的，都是感召而來的。

得賢之後，還要敬賢、任賢。判斷賢人應遵循德才兼備、以德爲先的原則，重視選拔忠孝之士、賢德之士、廉政之士和讓賢之士。讓賢，體現一個人沒有私心，所以古人把讓賢作爲評價一個人德行的重要的標準。任賢之後要安賢，對待賢士要做到態度上誠敬、物質上保障、制度上激勵，這都是感召和留住賢才的重要方法。因此任賢尤其要避免求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信、信而復疑，不能官非其任、祿非其功，杜絕求全責備、嫉賢妒能、聽信群小、黨派之爭等情況的發生，因爲這些都會導致失賢。

比如，漢代實行的『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包括『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予』的原則，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的各個環節落實了『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主張，即舉薦賢人就受到國家的最高獎賞，蒙蔽、埋沒賢人就受到國家的最高懲罰，從而保證德才兼備的人被選拔到領導的位置。在這種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都是圍繞如何把人培養成賢德之人、如何把賢德之人選拔到領導的位置上而設計，其結果就是【群書治要·六韜】中所說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不能以私害公，沒有功勞的人不給予賞賜，沒有罪的人不能無故被施刑；不能因自己生氣就給人責罰，高興就給人封賞；殘害人民的人有罪，進獻賢者的人受賞；……這樣官府就沒有貪污腐敗之人的藏身之處，國家也沒有流亡、凍餓的民眾。

以上就是因爲古人深刻地認識到要實現社會大治必須落實任人唯賢，實現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所以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總結了系統的觀人、選人、得人、任人的思想、制度和方法，爲今天實現中國之治提供了重要借鑑和參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歷史文化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