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史學的求真與經世(3)

  : 國學文化

三　求真與經世的辯證統一


　　史學的求真與史學的經世是辯證統一的關係，不是相互對立的關係。


　　首先，我們從理論上看。劉知幾【史通・人物】篇強調史書『誡世』、『示後』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結論說：『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謂『誡世』和『示後』，是指史學的經世作用；所謂『難』，所謂　『重』，所謂『筆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強調史學的求真。劉知幾是把史學的求真視　爲史學經世的基礎。上文說到宋人吳縝論批評史書的三個標準，一是事實，二是褒貶，　三是文采。他認爲，事實是一部史書的根本，有了這一條，才不失爲史之意。他說的褒　貶，是著史者的價值判斷，其中包含著史學經世的思想，而這些都應以事實爲基礎。吳　縝所論，同劉知幾所論相仿佛，都強調了史學的經世以史學的求真爲前提。可見，求真　和經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結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對史事採取輕浮的、曲解的、　實用主義的態度和做法並用以比符現實，既違背了史學求真的原則，也失去了史學經世　的基礎及其本來意義。


　　其次，我們再從實踐上看。史學的求真，是史學家在學術追求上的實踐。史學的經世　，是一切運用歷史知識、歷史經驗、歷史智慧於現實歷史運動的人們的實踐，其中也包　括史學家所作的努力。司馬遷著【史記】，被後人譽爲『實錄』，當之無愧。與此同時　，我們也看到在兩千多年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史記】的經世作用產生了巨大的力量；　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統治集團引以爲戒；漢初的『與民休息』的國策，使多少傑出　的政治家受到啟示；漢武帝時代的富庶和浮華，使一代又一代後人陷於沉思；還有那些　具有『國士』之風的名將賢相，那些『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各階　層人物，以及各種各樣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後來者『思齊』、『自省』。大凡讀過【史　記】和比較熟悉歷史的人都會感受到這樣一個事實：【史記】的經世作用之大，非筆墨　可以形容。唐貞元十七年(801年)問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傑出代表作。作者杜佑　撰寫此書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自　序)。這裡說的『人事』，是指歷代制度的演變，『群言』是指歷代群士關於制度的制　訂、實施、得失的議論，無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礎之上；這裡說的『將施有政』，意　在以所著之書用於施政的參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後的政治活動中產生了積極的　影響，受到許多政治家的稱讚：『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代(世)立言之旨備焉』(【　唐文粹】卷68權德輿【歧國公杜公墓志銘並序】)：『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　經國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製重刻通典序】，參見咸豐九年崇仁謝氏重刊本)。作爲　通曉史學的政治家和精於政治的史學家，杜佑把『經邦』『致用』之旨縝密地、嚴謹地　寓於制度史的闡述之中，史學的求真與史學的經世可謂相得益彰。同樣，司馬光與【資　治通鑑】鮮明的經世之旨，也是人們交口稱讚的。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的主旨已如上　述。朱熹評論【資治通鑑】說：『(司馬)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語類】卷134)　。王夫之認爲【資治通鑑】包含著『君道』、『臣誼』、『國是』、『民情』，爲官之　本、治學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內容與啟示(見【讀通鑑論・敘論四】)。南宋以下，　【資治通鑑】受到各族統治者的重視和廣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學上的崇高地位和實　踐中的參考價值。世人盛讚史學上的『兩司馬』，絕非偶然。上舉三種體裁的三部通史　，大致可以表明中國古代史學之主流在求真與經世上的一致性。類似的或相近的史書歷　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舉。


　　再次，我們還應從全局上和本質上看。毋庸諱言，中國史學上確有曲筆的存在，對此　，劉知幾【史通・曲筆】篇不僅有事實的列舉，還有理論的分析。劉知幾之後，史學上　的曲筆現象仍然存在。舉例來說，官修史書，時有修改，不論是修改曲筆，還是曲筆修　改，都說明了曲筆的存在。而此種曲筆產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響所致，當然也　跟史家『心術』相關。但是，在中國史學上有一個基本準則或總的傾向，這就是：直書　總是爲人們所稱道，而曲筆歷來受到人們的揭露和批評。誠如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　】篇中所說的那樣：『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　萬代一準焉。』對奸邪給予懲戒，正是優秀史家的直筆所爲，正如農夫看到田間的莠草　就一定要把它鋤掉一樣。像這種做法，也是萬代同一的準則。在中國史學上，曲筆或可　得逞於一時，但終究免不了落下罵名，爲人們所唾棄。


　　最後，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職業角色與史家的社會責任是相聯繫的，　史學的求真要求與史學的經世目的也是相聯繫的；這兩種聯繫，存在著一種更深層次的　本質的溝通，即在史學的信史原則和功能信念上統一起來。可以這樣人爲：揭示出這種　聯繫，就是從一個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國史學的總相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