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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新聞網 當海德格爾在【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中論及『語言是存在之家』時,哲學高度的語言與人類的棲息之所――『家』緊密契合在了一起。
語言問題的國家高度
時至今日,語言與國家的關係日益突顯,看待語言的視角也從單純的工具論發展成了資源論,因爲把語言當做一種資源更具有戰略意義。我國是一個語言大國,語言資源極爲豐富,但有些語言資源已經岌岌可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的語言】收入129種分布在中國境內的語言,有專家認爲,『在這些語言中,有相當一部分已經瀕危或正在走向瀕危,個別語言在調查研究資料公布之際,已經完全失去交際功能。』
關於瀕危語言的問題是個世界性問題,在倡導文化多元性的今天,這個問題更是不可迴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電子雜誌【信使】中有文章說,『每一種語言都是結構獨特的思想世界,它們獨特的聯想和比喻、思維方式、詞彙、發音系統和語法,以猶如建築般精妙的結構結合起來,但這種結構極易受到損傷,一不小心就會永遠消亡。我們人類應該像關心世界動植物物種消失以及生物多樣性那樣關心瀕危語言。』
爲促進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決定,將每年2月21日定爲『國際母語日』。2010年6月17―18日我國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以 『保護母語,傳承文明』爲主題舉行紀念國際母語日活動。我國正在進行語言資源有聲資料庫的建設工作,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希望通過技術手段使語言檔案留存。
除了語言的資源屬性備受關注外,語言在信息化社會中的應用更是事關重大,在某些恐怖事件中,語言監聽監測如果發達到可以隨時隨地辨識語音訊號,恐怕慘劇就有可能避免,除此之外,甚至天外來客的訊息都要依託語言符號的編碼和解碼。信息化給語言學家帶來難題的同時,也帶來了學術與產業共繁榮的發展機遇。
跨學科合作和跨國家合作已成爲產研的模式和路徑。但由此帶來的問題也值得我們重視,據國家信息產業部數據,國產手機輸入法軟體市場,基本由外國企業所壟斷,我國僅專利費用就需要每年向國外企業交納數億元,語言問題已關係到國家信息安全。據悉,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與國家語委於2011年4月8―9日在揚州舉辦『語言與國家的安全和發展』論壇,對語言與國家安全、語言與國家發展等方面問題進行研討。
城市化進程中的語言生活問題
有數據顯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從1980年的19%躍升到2006年的43.9%,增速是同時期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2006年我國城鎮人口57706萬,城市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個百分點,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快於同期世界城市化增長水平。預計到本世紀中葉,我國城市化率將提高到75%左右。我國將用幾十年時間,完成西方發達國家數百年完成的城市化過程。城市化進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有些問題已經突顯出來,如城市風貌的留存、城市環境的保護等,城市化使人口相對集中,在集中過程中,頻繁發生的語言接觸爲我們的語言研究者和工作者提出新的課題,如普通話與方言的關係問題、新形勢下推廣普通話與規範漢字的問題、特殊群體的語言服務問題、公共場所名稱命名問題等,不一而足。
漢語國際教育問題是語言問題
語言是不同民族間和不同國家間交往的橋梁。漢語作爲當今世界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之一,同時也作爲聯合國的一種工作語言,在國際交往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升,漢語的全球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國家和學術界對漢語傳播的認識也由對外漢語教學轉變爲漢語國際傳播的戰略高度。自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家孔子學院在韓國首爾建成以來,截至2009年底,我國已在世界上8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282所孔子學院和272個孔子課堂。漢語國際教育從學科交緣性角度可以認爲是語言學、教育學、傳播學和國際政治等幾個學科交集的領域,以語言教學爲主要手段,來達到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目的。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要冷思考在漢語國際傳播中的諸多問題,如孔子學院的全球布局問題、語言教學中的『三教』(教師、教材和教法)問題及『三教』問題的本土化問題、課程設置問題和與其他學科的共同研究問題等。
語言生態與語言規劃
『語言生態』特指『特定語言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在首屆中國語言生活學術研討會(2010年11月16日)上有專家從政治學視角切入研究語言政策。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賀陽的【高校母語教育的問題與思考】引發了學界對母語教育滑坡問題的廣泛關注。在第四屆語言與國家高層論壇(2010年11月8日)上也有專家關注『城市化進程與高校語言生態教育』問題。從語言生態入手來觀測語言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實際上,這爲國家語言規劃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提出語言生態的目的是希求通過語言和諧來促進社會和諧。面對語言生活中的種種問題,管理部門需要及時從紛繁的社會關係中梳理出『語言問題』的頭緒,在動態的社會環境中解析問題。
語言研究亟須反思
當我們的語言學者習慣於用西方語言學理論來解釋中國的語言事實時,當美其名曰爲尋找語言共性而努力時,我們不免有些擔憂,長此以往下去,我們的創造力會不會成爲拾人牙慧的低級重複力,特點鮮明的漢語和各種方言會不會成爲西方學者研究的註腳,這是我們不能不關注的。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語言研究理論化程度和速度都很不夠,這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我們現在學風的原因。即使產生一些本土化理論,在語言實踐中的應用也往往是脫節的,所以,教育部語信司司長李宇明提出,『語言生活問題:解決勝於關注』。時代賦予了當今語言研究的綜合性特點,多學科、跨學科交融下的研究註定成爲發展趨勢,在這種學術語境中,語言學該如何發展,以往的研究有哪些經驗和教訓,研究範式是否該發生深刻變化,語言研究能爲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時代作出什麼貢獻,凡此都值得整個學界深入思考。(宋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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