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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漢學網 筆者在前輩成果的基礎上，於１９９２年湖南湘西索溪峪訓詁學年會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筆者認爲，訓詁學，應當是以古代文獻詞義的考證爲對象與目的的一門學科。
首先，我們應弄清『古代文獻』的含義。我們所說的『古代文獻』，是以古代漢語爲記錄工具的古代書面文獻。由於古代漢語包括以先秦口語爲基礎而形成的『文言』以及以六朝以來以北方話爲基礎而形成的古白話，因此『古代文獻』便相應地形成兩個系統：一個是古代文言文獻系統，另一個是古代白話文獻系統。其次，要弄清一部具體『古代文獻』的內在組成。以往，人們對這一問題並未給予應有的關注，更談不上深入的探討了。事實上，一部具體的古代文獻，例如一部富有哲理意味的書，像【論語】、【莊子】、【老子】之類，便是一個相對統一完整的系統；而這一系統事實上是由各個子系統組成的一個複合系統。這一複合系統中的語言系統是一部古代文獻的承載系統；對象（或知識）系統是一部古代文獻內事物的組成系統；此外，還有一個上下文義及言外之意粘附在語言系統及對象系統上。具體古代文獻的語言系統，又是由語義系統和語言形式系統（由語序、形態、虛詞、特殊文例等組成）所組成的；就承載功能而言，語義系統是主體，而詞義又是語義系統的核心。可以說，抓住了詞義，理解了詞義，是我們詮解、理解一部古代文獻語言系統的關鍵所在。但是，我們對具體文獻的詮解、理解，如果僅僅停留在對該文獻語言系統的詮解、理解層次上，是很不夠的，也是不能徹底了解文獻的整體的。例如【論語】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字面理解並不難；但語言
背後的深層含義是什麼呢？可見，對具體文獻的理解還必須深入到該文獻的對象系統中去。『上下文義』及『意外之意』在具體古代文獻中並不構成與該文獻語言系統、對象系統三足鼎立的一個子系統，而是粘附於語言系統與對象系統之上的。其產生原因，是由於語言自身未能完全達意及表情而出現的。這一點在文學作品（詩歌尤甚）與哲學作品中表現得十分突出，而在古代科技文獻中則微乎其微。我們在上文提到的『古代文獻詞義』是存在於『古代文獻』這一大範圍之內的，它和字典辭書中的『詞義』雖然有聯繫，但並不相同。字典詞書中的『詞義』，是一種詞義的系統，它一般由本義或基本義與引申義、比喻義、假借義所組成，而且是處於靜止狀態，尚未與事物系統發生動態的、表述的聯繫，更不會有上下文義及言外之意附麗於其上。『古代文獻詞義』是字典辭書詞義系列中的一個個體，或爲本義或爲基本義或爲引申系列中的一個義項，而且它與事物發生了動態的、表述的關係。有時，尤其在文學作品中會產生大量的上下文義及言外之意。
因此，我們這裡所謂的『古代文獻詞義』，是由下列兩部分組成的：
第一部分，是抽象義及附加義，這是長期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載於字典辭書的詞義；第二部分，是上下文義及言外之意，這是附著於具體文獻的語言系統及對象系統之上的。正如我們在前邊所提到的，無論是訓詁學中的『分工派』或『綜合派』，都是以詮解古代文獻詞義爲核心工作的。如果我們從『古代文獻詞義』的組成來審視這兩派，二者的分歧便一目了然。『分工派』，將自己的詮解對象拘囿於古代文獻詞義的抽象義及附加義上，所得的結果是語言學範圍的成果，是一種近乎純語言學的考釋。『綜合派』雖然在理論上宣稱自己要解釋古代歷史文獻的全部，從語言到語言的內容，但在實際工作中很難實現目標的全部。從以往的訓詁名著來看，如西漢毛亨的【詩詁訓傳】，宋代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沒有任何一部訓詁專著能達到訓解古代文獻語言與文獻語言所表述表達的全部對象的目標。但『綜合派』的優點，是在於走出近乎純語言學的訓釋天地，進入了文獻語言所表述的對象領域。這是繼承了傳統訓詁學的優點，值得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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