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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考古網
2012年5月25日下午，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聚落考古中心主持召開『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社科院考古所、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專家學者，考古所科研處從德新處長、翟少冬博士也出席了會議。會議圍繞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現按照出席會議發言人的發言順序，將各主要發言人的發言內容摘要介紹如下。
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兼聚落考古中心主任）
我們所於2012年3月20號正式成立聚落考古中心，這是一個非實體的研究機構，所長辦公會議決定由我來做主任，一室的三個主任（傅憲國、梁中合、李新偉）爲副主任，趙春青爲常務副主任。
聚落考古實際上是無所不包的，什麼都可以成爲聚落考古，從小到一個村落，大到像二里頭、陶寺這樣的都城遺址，甚至到漢唐的遺址都可以叫聚落。不管叫什麼，我們每個人做研究做起來都是很具體的，都有很多話要說。我想今天這個會呢，是針對大型遺址大型聚落的一個田野考古方法的座談會，這樣的會也許以後還會開下去，不僅在我們所里開，也可以到田野中間去，去開聚落考古現場會，所以今天的會議只是一個開端。同時，今天的會議也算是我們聚落考古中心成立以來的第一次會議，規模非常小。在座的各位多是大遺址數十年的發掘者、主持者，夏老師雖然沒有主持過遺址的發掘工作，但是大遺址比我們跑的還多。對於這個題目也一定有自己的高見。下面，我們請春青來主持今天的會議。
趙春青（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河南新砦隊隊長、聚落考古中心常務副主任）
受陳所的委託，我首先介紹一下這次會議的緣起，做一個拋磚引玉的發言。
大家知道聚落考古目前已經成爲田野考古常見的作業方法之一。現在一談到田野考古發掘，都會談到聚落考古作業的理念。我個人看來，聚落考古可以理解爲我們國家田野考古的一個傳統。比如說安特生1921年發掘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李濟1926年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時候，都請了袁復禮先生測繪遺址地形圖，試圖復原遺址當時的地形地貌。在20世紀50年代發掘半坡村遺址目的是想發掘出母系氏族社會的村落。所以這個也應該是比較明確的聚落考古的實踐。半坡的發掘比較成功，不僅揭示了房子、墓地、環壕等比較完整的聚落，而且在此基礎上蓋了博物館。所以說那次應該說是一次比較成功的聚落考古的實踐。
當然半坡遺址有它的局限性，它遭受後期破壞比較嚴重，分期頁有些問題，所以就有了20世紀70年代陝西臨潼姜寨遺址的發掘。一提起中國原始氏族村落，大家馬上就會想到姜寨。姜寨一期村落的中間一個廣場，旁邊有幾組房屋。每組房屋有一座大房子、一兩座中型房子和一群小房子。村外有壕溝，壕溝外有成片的墓地，是一處保存得更爲完好、揭露得更爲齊全的原始聚落，是單個聚落遺址田野考古的一個示範。只不過不管半坡也好，姜寨也好，遺址的面積都不大。
大型聚落考古的開端是始於1928年的殷墟發掘，到了20世紀50-60年代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是我國大型聚落考古的早期實踐，發掘二里頭宮殿基址是當時二里頭田野考古工作的重點之一。只不過到了1985年，張光直先生在北大做了聚落考古專題講座之後，大家在思想上終於有了明晰的聚落考古的概念了。聚落考古另外一個重要內容是區域調查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發掘半坡遺址期間，已經有了灞河和漢恿饔虻牡韃椋徊還筆鋇淖叛鄣閌且闈宄詘肫亂胖分芪Щ褂心男┭鏨匚幕胖罰胝毆庵畢壬罄此駁那虻韃橄啾齲緣帽冉霞虻ァ⒋致剩疃囁墒游泄角蚩脊諾韃櫚南壬Ｕ畔壬詒貝罌司勐淇脊漚滄螅諑砩嫌辛思父鑾虻韃櫚陌咐熱綈慚翡『恿饔虻韃欏⒏仕嗑襯諍恿饔虻韃欏⒁諒搴恿饔虻牡韃櫚取
進入21世紀以後，準確的說是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如何將中華文明再向前追溯，聚落考古成爲倚重的田野考古方法，不少主持大型遺址發掘的學者，帶著聚落考古的理念，回到原來的遺址上，重新開展工作，並且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一些進展。打頭炮的是陶寺遺址。梁星彭先生專門講過，其重新啟動中斷多年的陶寺遺址的田野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找城。他堅信，陶寺遺址這麼大，墓葬這麼多，且規格這麼高，不相信它沒城址，結果他果然找到了陶寺城牆。後來，被列爲探源工程預研究其他幾處重要遺址，帶著聚落考古的理念來搞探源工程，都獲得了突破。
但是，從田野工作方法上講，大型聚落遺址究竟應該如何著手，截止目前好像還沒有召開過一次討論會，基本上大家還是各做各的。從鑽探到發掘，每一個環節都是學者們自己在摸索一套方法。
其實，小的遺址比較簡單，比如5萬平方米左右大小的遺址，如果真有足夠的資金支持，那麼採取全面揭露的辦法即可，但是面對面積達近百萬甚至超百萬平方米的大型遺址，按照一年發掘一千平方米的速度，一個百萬平方米的遺址需要發掘一千年才能揭完，沒有一套可行的田野方法行嗎？
可以說，大型聚落怎麼搞，已經成爲擺在每一個學者面前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座的多是主持大型遺址發掘的一線專家，我們不妨從自己的研究個案當中，談談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一個大型遺址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應該怎麼去做，我個人設想的有這麼幾步。第一，收集前人留下的影像資料，我覺得影像資料的分析大概是做大型遺址聚落考古的第一步。第二，通過地面踏查，對遺址的地下埋藏情況有個大致的推測。雖然地面上遺留的遺蹟和遺物雖然不能完全和地下的情況相照應，但也確實能反映不少信息。第三，施行物理探測方法，因爲大型遺址往往上百萬平米，甚至幾十平方公里那麼大，即使鑽探也要耗不少人力物力，那麼在鑽探之前不妨使用物探的方法對遺址的地下埋藏情況有一個最初的了解。第四，使用傳統的洛陽鏟進行鑽探。第五，在鑽探的基礎上選擇試掘點進行目的性明晰的試掘；第六，在試掘的基礎上，選擇准關鍵部位進行大規模發掘。此外，如何在大型遺址上開展環境考古研究，如何在大型遺址上提取測年標本等，夏老師和張雪蓮老師也都有多年的實踐經驗和相關思考。因此我們是不是可以按照這個順序來先後做個發言，也可以隨機討論。目的是對大型聚落遺址田野考古方法做一個初步的整合，提出我們小範圍的意見，以期對其他做同樣事情的考古同行有所啟發。如果能達到這個目的，今天會議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劉建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
良渚是探源工程的項目，良渚水利工程的很多工作我都參與進去了。良渚遺址的保存比較好，情況非常特殊，與別的遺址沒有可比性，二里頭、陶寺、甚至相距很近的凌家灘與良渚遺址的情況都絕不一樣。良渚遺址的水利工程在山區，現在有很多遺蹟保存下來了。良渚遺址的考古工作，從反山等墓葬的發掘，到城圈的發現，開展了很多年。前幾年，浙江所的王寧遠參加付羅文在成都舉辦的GIS培訓以後，他就把良渚城所在地1:500的地形圖進行處理，然後從數字高程模型上清晰地顯示出城圈的範圍，甚至還發現其他的城牆。東面和南面的一小圈遺蹟也是從高程模型上看出來的。然後進行鑽探，就發現了很多新的線索。省所對此非常感興趣，之後他們就將良渚城往北往西又測了1:500的圖。那些圖測完以後，再對數字高程模型進行仔細複習，從模型上看哪個地方高些，哪個地方低些。最後在北面塘山那邊發現幾個非常可疑的現象。
然後我們買回了良渚遺址60年代的衛星影像，60年代的衛星影像比現在的影像好很多，那個時候可能人們的生存條件比較艱苦，把田野裡面能砍的樹和草都砍掉了，地面光禿禿的，所以地面上有什麼土坎之類的東西，上面顯示的非常清楚。從影像上我們又看到那幾個壩狀遺蹟，把那幾個山口全部堵死了。去年六月份，我們又去現場調查，對整體的布局慢慢清楚起來。回來之後通過對衛星影像和地形圖的綜合分析。後又有了新的想法，提出三重防洪體系的框架。今年四月份，我們幾個人又到現場跑了一遍，結果以前的想法不能成立，水是被堵死的。（圖1）
良渚遺址1969年衛星影像圖
所以如果以後我們遇到這樣一個大型聚落，能否先將它的地形圖測出來，將1～2米甚至50厘米的高差顯示出來，這些也許對我們的研究很有幫助。對山西、河南這些地方，人們生存較密集，破壞得比較嚴重，這些地方殘存的遺蹟可能會差些。另外，早期航空和衛星影像很重要，新的影像，包括近紅外、中紅外波段，也能對地下異常有些反映。我在安陽殷墟用的是30米的中紅外的影像，對殷墟一些大的建築基址和墓葬顯示效果比較好，當時在現場做了很多鑽探進行了驗證。
良渚水利工程所做那的空間分析在很多遺址是不適合的，包括二里頭、殷墟、新砦這樣的重要聚落。空間分析的方法有很多，但不同的遺址只能選擇其中的方法進行研究。
遙感影像與地形圖收集齊全之後，一些聚落歷經多年的調查、發掘資料如何匯總在一起也很重要。最近灃西和上林苑兩個遺址的材料整理效果是比較理想的。灃西已經開展了很多年的工作，以前調查、發掘的材料都零零散散的。這次運用GIS技術，首先準備基礎地理信息數據，然後對多年來的調查、發掘材料進行配准和數位化。把這些資料匯到一起以後，墓地、建築群等遺蹟的準確位置關係就明白了。很多重要聚落都需要做這樣的工作，但是這些工作需要大家一起來完成。現在灃西隊簡單掌握了GIS方面軟體，熟悉RTK測量技術，以前沒有定位的發掘區域，他們都把資料拿出來到現場進行測量。
上林苑的情況也是如此。劉瑞收集了3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的測量的地形圖，衛星影像有現在的和早期的衛星影像，全部集成在一起。經過長安大學的GIS兩個專業學生，首先根據90年代和70年代地形圖對早期影像進行精細糾正，然後再根據60年代的影像糾正30年代的地形圖。剛開始的時候根據村內主要街道進行糾正的影像變形很大，基本上無法使用。後來根據小路的交叉點進行糾正，把影像地圖全部對應上了。再把全部資料放在一起研究，就有了很多新的發現。很多現在已經消失的台地，在30年代的圖上都有標註。雖然30年代的圖上沒有等高線，但是台地邊緣都有標註，很多建築基址都是通過這種方式找到的，並且經過鑽探得到驗證。這種方法幾乎是把能用的資料全部利用起來，這個方法應該值得推廣。漢魏故城隊是用航模、氣球拍照，拍照以後總結經驗，發現小麥快成熟時地下異常最爲明顯，通過照片分析，漢魏故城隊發現了太極殿附近的兩組品字型建築。
這些技術和方法可能靠一兩個人是做不好的，大家都應該掌握這些技術。良渚考古人員通過分析數字高程模型，看出很多異常；上林苑考古人員把很多信息綜合在一起分析，找出很多現已消失的建築基址。那些資料由考古專家去看就能看出很多有用的信息，因爲他們是帶著問題去看的，看到一些異常之後，能夠和自己思考的問題聯繫上，就會有很大的幫助。所以多學科合作是一方面，但還是希望田野考古一線的人員對這些東西感興趣，了解並掌握一下這些資料怎麼去使用，那樣可能幫助會更大。
鍾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研究員）
我簡要介紹一下物探的方法及初步成果。這裡準備分以下幾部分來講，一是物探對大遺址的作用，二是各種物探方法的原理及適用對象，三是初步成果。
先講一下物探的作用，首先使用物探能確定大遺址堆積區域的分布範圍。2002年至2007年，在喇家遺址經過物探得知其範圍比以前鑽探得知的擴大了一倍。其次，能夠了解城牆和壕溝的走向，其三，能夠確定夯土建築的大體範圍、大致的厚度，進而推斷出地下建築基址保存的現狀，其四，能夠了解封土堆內部是否經過被盜，還有計算出夯土的埋深及塔基地宮的地下結構。其五，能夠了解地下金屬埋藏物的情況，金屬探測一般可以探測地下深2-10米之間的範圍。
現在講一下物探方法的特點及其應用範圍。
1、磁法勘探
主要的優點是速度快、成本低、應用範圍廣，是考古勘探的首選方法之一。非常適合大面積的考古勘探。只要遺蹟和遺物具有磁性差異，都可以進行勘探，探測的對象包括灰坑、壕溝、居址，還有文化堆積層，還有墓葬，古代建築，陶瓷、磚、玉石填充物等。
2、電法勘探。
電法勘探是通過尋找地下遺蹟周邊土壤的電阻率的差異來測定目標範圍和形狀。電法勘探的具體方法較多，目前我們使用的主要是高密度電法，這和田野考古中發掘探溝差不多，做的是地層剖面的探測，具體操作方法是在地下插一排探針，就可以了解周邊大於50公分寬的範圍內的地層剖面情況，相當於我們挖一條大於50公分寬的探溝，用於發現地下這一區域內剖面的信息。該方法主要針對古代的墓葬、古代的道路、城牆、壕溝及夯土建築的台基和地下空洞等。
最後，講幾個物探的案例。
磁法勘探適用於大面積勘探，建議在考古遺址進行大面積的鑽探之前，首先用這一方法進行大面積的物探。這樣可以大大節約鑽探的人力物力。有異常之後再鑽探，這個方法已在多個遺址得到證實。
現在磁法勘探是比較成熟的，基本上確定的異常地區都是存在文化堆積的。現在我們又新購進了一台磁光泵磁力儀，這個儀器的靈敏度要比目前我們使用的磁力儀性能高100倍，有了它，以前發現不了的異常現象，今後也可以發現了。
我們在河北鄴城趙彭城北朝佛寺遺址曾經開展磁法勘探，探測結果與先前他們鑽探的結果基本吻合。需要說明的是，他們之前鑽探過，但是沒有告訴我們，我做完磁法勘探以後才和他們進行了對比。
我們使用電磁法在銅官窯遺址做過一個金屬物的探測，探測出在一米深的地方有金屬，其中小的是個銅錢，大的是銅鏡。我們還在山東淄博闞家村發現到冶鑄遺址的地下銅渣和銅礦石的埋藏地點，在這個地點我們試著挖了個坑，就挖出了礦渣和銅礦石。銅礦石後經電鏡分析，得知含銅量還不低。
使用電磁探測夯土能發現地表以上約一米左右的目標。我們在漢魏城遺址太極殿使用電磁探測，只幹了大概半天時間，就發現其中間是夯土台子，邊緣很清楚。其中一個台子長100米、寬60米，夯打得比較實。
因此，我們建議：當需要大面積尋找地下埋藏物，特別是金屬埋藏物時，推薦使用電磁法可以快速地尋找到地下遺蹟，一般不超過0.5米。對於埋藏得比較淺的大型夯土台基電磁法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此方法受地下水的影響較大，在地下水比較高的地方，探測深度只能在3米左右。
如果遺蹟埋藏得太深，就得使用高密度電法了。它的優點是比磁法快，只要背著儀器在地上來回走就行。
我們也曾使用高密度電法對漢魏城遺址太極殿遺址進行勘探，總共測了56條測線，結果也與他們鑽探的太極殿的夯土深約8米基本吻合。
我們在西安秦襄莊王陵做了兩條剖面的探測，這座王陵深近40米，每條探測剖面是插了120個電極，每個電極間隔2米，上面一個小刻度就是一個電極，總長240米。用這種方法發現金屬的可能性比較小。因爲我們的間隔是2米，只有超過2米的金屬它才會有反應。如果沒夯土，只是土堆的話，那就可能很均勻的。
二里頭遺址已經找到宮城了，若順著宮牆的方向，使用物探的方法去走一遍，尤其使用高靈敏度的磁力儀進行勘探，應該在二里頭遺址有所作爲。
新砦遺址的西南部地塊基本上全被高壓線覆蓋所，磁干擾、電干擾都很強烈，其它方法都不能用，但是使用高密度電法勘探還是比較成功的。用高密度電法我們在這裡共做了11條剖面。其中，南北向7條，東西向4條，紅色代表可能有城牆或夯土，黑色的地方就是壕溝或和壕溝有關的東西。壕溝的電阻低些，所以是黑色的。有的是完全可以和實地鑽探圖對得上的。
因此，我們建議，對大型遺址進行考古勘探之前，特別是進行試掘前，想了解地下遺蹟埋藏深度和範圍時用高密度電法進行探測，這樣可以幫助發掘者尋找到最佳發掘和試掘的位置，以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費。
江旭（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實習研究員）
地面調查是開展聚落考古的首要環節，如何開展史前遺址調查？大約自20世紀90年代以後，來自國外的所謂拉網式調查法（又稱全覆蓋式或地毯式調查方法）逐漸傳入國內。
這種調查方法，對於堆積薄、擾動少的遺址，當然適用。可是，在黃河中下游以及長江中游等農業高度開發區，難免因人爲大規模擾動的影響，使一些陶片發生位移，（經年累月的積肥、撒糞、修房蓋屋和修築耕種農田 ）因此，在此類遺址上運用全覆蓋式調查方法，採集陶片，以此判斷遺址規模，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一直受到部分學者的懷疑。
爲了摸索一套在農業高度開發區進行拉網式調查的方法，檢驗此類方法的可信程度，考古所河南新砦隊聯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於2011年在河南新密新砦遺址進行了拉網式調查。現將此次調查的方法與收穫介紹如下。
一、工作方法與步驟
1、測量遺址矢量化地圖
近年來，隨著全站儀、GPS等現代測量技術在田野考古中的應用，使得獲取遺址本體矢量化地圖成爲可能。2009年末，我們首先組織測繪人員，使用全站儀配合高精度GPS手段，對新砦遺址進行了整體測量，獲得新砦遺址及其周邊1:2000的矢量化電子地圖。測量範圍東西長約1860米、南北寬約1500米，總面積約278萬平方米。這種利用全站儀等儀器獲取的矢量化地圖，可以任意放大和縮小，因此可以使遺址及其周邊每一塊耕地、每一個測量點都能相當精確地在地圖上找到相對位置，從而爲準確標示任何一個測量點提供了可能性。
2、劃分調查範圍、小區與地塊
有了矢量化地圖後，首先在其中劃定一定的調查範圍，其東邊以新砦遺址東城牆以東約140米的南北向水渠爲界，南抵雙洎河北岸以及被洧水環繞的新砦村南端，西至新砦遺址西城牆以西340米的南北向水渠爲界，北到新砦遺北外壕以北最遠250米的東西向柏油公路爲限，調查範圍面積約824100平方米。
確定調查區域後，把現存的具有明顯界線的田塊標示在矢量圖上，這樣便於記錄採集的標本。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根據河流、沖溝、村莊等明顯的地貌特徵將新砦遺址劃分爲A、B、C、D四大區，再以此爲基礎，依據每一區內的田地的地埂、田間道路和磚砌水渠等界限，再細分爲若干地塊；較大的區域先劃分若干亞區。這樣，來自新砦遺址範圍內的每一塊標本都能夠歸屬到相應的區、亞區和地塊當中去，根據每件標本的編號（即可了解其所在的相對位置。（圖2）
新砦遺址分區分塊圖
3、人員實施野外作業和組織調查設備
實施野外作業：
第1步，將全站儀的基點和後視點與測矢量化地圖時確定的基點相重合，使得全站儀數據通過電腦導入矢量化地圖並自動生成圖像。
新砦遺址的永久基點位於新砦工作站所在的屋頂上，用釘子釘出一個凹點，爲『100000，100000，100米』，作爲準備工作開始時所使用的第一個基點，以此基點開始向四周確定其他後視點及基點。
在選擇用於測量的其他基點上，儘量選擇視野較廣、占地較高、少一些交通干擾的點，這樣可以在儘量少換站的情況下，完成所測區域，減少換站所帶來的誤差。在軟體使用上，主要使用AutoCAD製圖軟體及其更新版本。
第2步，組織調查人員按照之前劃分的區、亞區和地塊，從某一地塊的地頭開始，先將調查人員排成一行，人員間距爲0.5米，按照同一方向，並排向前行走，邊行走邊採集地表上發現的遺物。採集過程中，工作人員應儘量細心，保證不遺漏一片可見標本，在發現每一塊標本後，將其裝入隨身攜帶的密封袋內，裝入標本後，再將密封袋置於原發現處，繼續向前行走，以發現並採集新的標本。當全體調查人員在同一地塊按『之』字形來回行走數趟、發現一定數量的標本之後，處於效率考慮，轉入測量階段。
採集過程中，對於明顯不屬於新石器時代的遺物，直接剔除；對於模稜兩可的遺物，要採集，留待後期整理時再做判斷。
第3步至少需要2名操作員配合完成，其中，一名操作人員守在全站儀旁操作儀器，另一名跑杆員，將標杆垂直樹立在裝有標本的密封袋所在位置，測量員通過對講機報出標本編號後，並由跑杆員在密封袋上註明標本編號，編號內容包括某區某小區某地塊的第幾號標本，
如BI③：257即代表新砦B區路西小區第3地塊內的第257個標本。測量員向跑杆員報出標本編號後，隨即記錄下每一標本的全站儀測出的數據，這樣每一片標本就有了自己單獨的一個可見於矢量化圖上的坐標點。每一塊地所有的標本，均從『1』開始，按自然序列編號。
全站儀操作員開始測量，之後通過對講機告知跑杆員此標本編號。經過2010年10月底至2011年1月底將近3個月的調查，最終覆蓋全部規劃區域。
第4步，室內整理並分期
2011年1月開始對調查採集到的所有標本，包括石器、陶片進行室內整理，具體步驟包括：①，剔除明顯不是龍山文化、新砦期、二里頭文化這三個時期的殘陶片和明顯不是石器殘片的石質殘片（塊）；②，清洗調查標本，並對每一標本上註明編號；③，將標本按照不同區塊和不同質料，如陶片、石器殘塊等進行分置。④，2011年2月過完春節後，我們按照之前發掘時得出的龍山文化、新砦期以及二里頭文化三期之間陶片標本的顏色、形態、紋飾的差別，把所有陶質標本分爲龍山、新砦、二里頭三期，之後還專赴偃師二里頭遺址，觀摩二里頭文化的陶器特徵，將新砦遺址所出二里頭文化的陶片再次進行了修正。
第5步，在矢量化地圖上顯示分期結果
對調查結果在矢量化地圖上進行直觀顯示，主要分爲兩步：①，在野外調查階段，每天通過全站儀採集並儲存在儀器中的數據，必須當天輸出於電腦中，以日期爲單位，並與陶片標籤上的區塊相對應，這一過程爲數據的及時輸出並存儲，防止了數據因誤操作而產生的丟失情況，另外，全站儀中存儲數據數量有限，舊的數據輸出後，可以刪除，以便挪出空間來留給新的數據，確保工作的有序進行。因爲本次拉網式調查的方式爲採集每一片所見陶片，過程不可逆，所以在採集過程中的測繪極爲小心，盡力防止測繪中出現的技術和操作上的人工失誤。
②，在室內整理階段，根據整理及分期結果，對應每一片陶片上表明的號碼，在電腦上對每一區塊的數據進行處理，在展示不同時期陶片分布狀況時，只留下某一期別需要的數據，剔除、刪減掉其他期別的數據後，將該期別標本坐標點按區塊展開於矢量化地圖上，最終形成龍山文化、新砦期和二里頭文化時期三個不同時期的陶片在新砦遺址表面的分布狀況矢量圖，單獨形成一張石器分布圖，最終將生成這四幅圖，並以JPG格式儲存的電子圖像。（圖3、4、5）
新砦遺址龍山文化陶片分布圖
新砦遺址新砦期陶片分布圖
新砦遺址二里頭文化陶片分布圖
本次調查共計採集約6102片（塊）標本，石器殘塊多爲可明顯辨識爲石器者。
本次調查到的龍山文化、新砦期、二里頭文化三期的陶片口沿標本，主要依據新砦報告之前已經劃分的分期標準進行分期。另外，包括口沿及殘片在內的所有採集陶片中，龍山文化陶片約560片，新砦期陶片約5120片，二里頭文化陶片約354片。
二、調查結果及初步認識
我們通過調查、整理、分期以及數據成圖，可以看到龍山、新砦、二里頭文化這三期單獨的陶片分布圖以及無法劃定時代的全部石器分布圖。爲了便於進一步分析，我們對三期的陶片分布圖及石器分布圖進行了進一步的處理：以20*20的正方形網格區將調查出的所有標本區劃爲很多相鄰區域，對每個正方形網格內所含標本數量進行分類，分爲分別包含2、3以及4片以上標本的三類正方形網格，以此來表示古代人類的活動範圍密集程度，包含1片標本的方格我們將之認爲是後期搬運導致的，包含2片、3片、4片標本的方格隨著數量的增加，表示古代人類活動區域的頻繁程度的增加，分別用黃、橙、紅三種不同顏色的方格顯示在圖上。
三期陶片分布範圍上有一定的承續關聯，新砦期較龍山文化的陶片分布範圍和密度在原有基礎上大大的擴展了，。
就每一期的分布範圍與發掘出的遺蹟關係來看，龍山文化時期陶片分布範圍主要集中在城牆內側；新砦期陶片分布範圍已經遍布內外壕，在外壕北側疑爲兩個出入口的外側亦有大量分布，在城牆西面也可見到大面積的陶片分布，爲是否與外壕向南延伸有關？爲今後工作提供了線索。
• 二里頭文化時期陶片數量驟減，爲三期中最少者，雖然分布範圍爲7個區域，但普遍爲少量的零星分布，不排除其中不少爲後期移動的可能性。
• 二里頭文化較新砦期的陶片分布範圍有所承續，有些新砦期的新增區域區域在二里頭文化時期還有延續，只是在密集程度上遠遠不及新砦期，說明二里頭文化時期，這裡已經衰落爲普通聚落。
調查出陶片的各期數量和之前發掘的三期遺蹟繁榮程度大體一致，即，新砦期大於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最少，但就陶片分布的範圍而言，新砦期最大，二里頭文化陶片分布的範圍略大於龍山文化。
在三期陶片分布狀況中，東北面內外壕之間、東城牆東面均出現了一大片空白的區域，究竟是何原因，是不是當時的耕地，尚待進一步的工作來解釋；另外在調查中，外壕以外的大片區域，罕見這三個時期的陶片，可見古代人類的大部分活動還是集中於外壕以內的進行的。
三、啟示和意義
（一）、拉網式調查在面對大型複合型遺址時，儘管是高度開發的農業區，仍有可能達到初步了解遺址範圍、各時期人類活動頻率的可能性，那種因後期人爲搬運所致的陶片散亂分布情況，並不足以改變陶片的整體分布格局。
（二）、通過觀察陶片分布狀況，可以大體區分遺址的分區和布局，爲確定重點勘探和發掘區域提供有益的重要線索。
（三）、相對於以往針對大型遺址的全覆蓋式調查，本次調查採用全站儀等技術，使得效率和準確性大爲提高，對於大型遺址的全局掌握更爲準確、直觀。因爲是調查，故也存在其局限性，對於陶片殘片的辨識得到的不同時期陶片的分布情況，僅僅是一個宏觀的趨向，並不能取代勘探和發掘結果，關於聚落內部布局的探討，最終還要依靠大面積的鑽探、發掘和綜合研究來解決。
因爲是調查，故也存在其局限性，對於陶片殘片的辨識得到的不同時期陶片的分布情況，僅僅是一個宏觀的趨向，並不能取代勘探和發掘結果，關於聚落內部布局的探討，最終還要依靠大面積的鑽探、發掘和綜合研究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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