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讀書報 商業性比較充分
這裡所說的商業性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與文化性相對而言的商業性，文化性與商業性是出版的一對最重要的基本範疇，這一對具有博弈性的範疇在民國展現得最爲充分。民國出版人張靜廬在其自傳【在出版界二十年】中有一段話，是當時的論述：『「錢」是一切商業行爲的總目標。然而，出版商人似乎還有比錢更重要的意義在這上面。以出版爲手段而達到賺錢的目的；和以出版爲手段，而圖實現其信念與目標而獲得相當報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發的動機完全兩樣。』鄒韜奮說得更明白：『因爲我們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業，所以必須顧到事業性，同時因爲我們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來支持事業，而發展事業，所以必須同時顧到商業性。』本人十幾年前也曾以【文化的商務】爲題，對王雲五時期的商務印書館做過研究。第二個含義是指民國出版形成了一套商業運行體制與機制。這也是過去歷史年代的出版不曾有過或不充分的。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滋長，出版作爲一種行業大體形成，一大批知識分子投身出版後導致職業人群的出現、隨行就市的商業原則之下書店街（如上海福州路一帶，武漢交通路一帶）的形成，內部業務流程的形成，幾大出版機構出版競爭格局初步形成，出版的商業手段較以往更豐富，如大部叢書的預約征訂，藉助報刊廣告等。出版的商業形態乃至產業形態出現雛形，產業形成初期就呈現了產業集中度很高的格局，俗稱的商、中、世、大、開即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和開明書店等幾家占有中國出版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並且形成了一些很好的出版理念與商業倫理，如民國出版的重要人物陸費逵所說：『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大些。』這句話，現在來看都不過時。
新載體
最值得關注的是新式教科書與報刊雜誌的出版，這是過去年代不可比的。現代都市的出現，市民社會的興起，新式教育的推廣，現代交通與現代印刷技術的進步，給新式教科書與報刊雜誌提供了以往年代不可能產生的土壤。可以大批量生產的白話文新式教科書，代替了【三字經】之類的幼學童蒙書以及【四書五經】之類的科舉應試書，並且從幼兒園到大學以及職業教育教科書都應運齊備；而出版機構辦雜誌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也是新出版與舊出版相區別的所在。中華書局在民國成立後創刊八大雜誌，依次是：【中華教育界】（1912）、【中華小說界】（1913）、【中華實業界】（1913）、【中華童子界】（1914）、【中華兒童畫報】（約1914）、【大中華】（1915）、【中華婦女界】（1915）、【中華學生界】（1915）。這些可以迅速鋪向全國的近代報刊，成爲大眾傳播的主要形式。民國最重要的出版形式在這幾項。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的強項也在這幾個方面，這兩家的競爭格局也主要在新式教科書與雜誌群方面的對壘，以上所舉中華書局在民初創刊的雜誌群便是全面針對商務即有雜誌而來的。這些新載體社會需求量大，既受到社會的歡迎，也爲出版業創造了利潤，提供了生存發展的基礎。
過渡性特質
說民國出版具有過渡性的特點，一是由於民國是一個動盪離亂的年代，是一個新舊雜陳的年代，中國社會站在一個新舊交替的轉折點上。民國消亡了，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也湮滅了。民國出版由於社會的多種原因並沒來得及完全地更充分地展開歷史的活劇場面，便隨著民國的覆滅隨風而逝。二是由於民國出版的進程被打斷，民國出版的傳統經過後來也就是50年代的公私合營後實際是斬斷了的，民國出版提供給後世的只是較短的一個歷史時間段遺留的不太堅實與充分的基礎。三是民國出版畢竟爲後世提供了一個新的出版形態與出版業務流程的基礎，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出版，許多東西如編、印、發的體系，與那個時候有著比較多的相似性。民國出版的這一過渡性特點，其實也正是其價值。
兩面看
以上說了民國出版比較輝煌的一面。人們很推崇民國出版，在學界『人人都說民國好』似乎成爲一種學術潮流，那實在是因爲把這個去今不遠的民國四十年濃縮了看，既難免霧裡看花，水中望月，也難免只見其精華，而未見其糟粕，未必就達成了深刻的理解與準確的把握。其一，民國出版業產業規模有限，還不能說民國出版就成爲了一種產業，畢竟規模還太小，就像最大的商務印書館註冊資本和銷售都不是很大，國中第二的中華書局的利潤常年也不過百十來萬，與今日更不可同日而語。其二，實際上民國出版也有很多的不足甚至糟粕，民國出版除了整理以外，並無巨製。對於當時好書不多的現象，魯迅、胡適、郭沫若等文化界人士都提出過尖銳的批評。胡適留美回國前後就說國內沒有好書可讀。魯迅更尖銳批評過中國出版沒有出息，並把『中國沒有好書』歸咎於『書坊專爲牟利』。至於言商逐利、粗製濫造的比現在要嚴重得多，盜版書和一折八扣書的現象更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以至30年代，張靜廬對面對書業艱難甚至長嘆說：『書業的出路只有學校用書、一折八扣書、雜誌三項可存在。』其三，民國出版自由的觀念是空前的，但民國出版並不是自由的，文禁與書刊審查制度比之前朝並無放鬆，國民政府實現江山形式上的統一後，尤其是30年代起，對於出版的限制加強，因此查禁與反查禁的鬥爭成爲民國出版的重要視點。
末了，我想要著重說的是，民國出版是中國出版史長河中的一段，對民國出版要重視，民國創造了出版的新範式，新形態，要研究，要借鑑，但對民國出版不可過於拔高，需要冷靜的分析與理性的觀察是最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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