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圍繞語言文字的思想論爭 （1）

  : 檔案春秋

清季最後幾年，由於西方民族主義思想的引入，前此不甚被看重的語言文字地位逐漸上升，被視爲『國粹』的要素之一；故國粹學派所提倡的『古學復興』，其一個重點即落實在語言文字之上。伴隨語言文字地位的上升，與其密切相關的文體問題也成爲朝野共同關注的一個焦點。在『東瀛文體』及構成此文體的重要特徵『新名詞』越來越流行於中國的同時，貶斥和抵制『東瀛文體』也日漸形成朝野一致的風氣（這樣的『一致』不必是朝野共謀的，也未必是有意識的）。實藤惠秀關於中國人留學日本的研究仍是這方面最有參考價值的著作（註：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三聯書店，1983年。該書中關於翻譯出版的內容有兩章，而關於漢語攝取日本詞語的更有專章詳論，並述及『文體』問題。），其餘經常提及清季『新文體』特別是『新名詞』的論著尚多，但專門的研討似尚少見（註：馬西尼的【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黃河清譯，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頗有可參考的內容；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含有關於『新名詞』的綜論性陳述（672-678頁）；王奇生曾注意到『文體』問題，參見其【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309-312頁。另外，一般關於梁啓超的傳記都會提到所謂『梁筆』，一般關於張之洞的傳記也都會多少提及他反對使用新名詞之事，不過兩者也多是提到而已。並當參閱高名凱、劉正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實則關於文體和新名詞的爭議不僅反映了清季士人對一些基本思想和學術問題的見解，揭示出時人對日本這一敵國既試圖效法又欲有所區別的心態，尤可見當時新舊的糾纏互滲已到較難區分的程度，似尚可進一步深入探索。本文無意全面論述這個問題，僅就其一些側面進行簡略的考察分析。

一　引言：語言文字地位的上升

中國引進西學，一開始就是開辦同文館、廣方言館等，後來也正是從語言文字方面發現西學侵入中學已極深，而引起一些士人之高度關注。這一發展過程同時也是中國讀書人觀念轉變的演化進程。同文館最初開辦時，僅選八旗少年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到同治五年（約1866年）則提出增設天文算學館，招收正途出身的學員，結果引起強烈反彈，形成一場大爭論（註：關於這場爭論的研究甚多，對其詮釋過程大致經歷了從守舊與維新之爭到頑固與改良、落後與先進的鬥爭，再到中學與西學（或中西文化）之爭，最後是傳統與近代化的衝突。李細珠的【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65-186頁）應是最新的論述，作者以爲這是『傳統社會的惰性力量與近代化進程的矛盾衝突』，反映出『以國家爲主體的向西方學習的早期近代化運動與社會的排外主義的民族情緒之間出現了極端緊張的關係』。）。雖然當時反對者的核心考慮恐怕主要在正途出身一點，但學外文則無所謂，增學其他內容則力爭之，仍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士人多視語言文字爲工具，對之並不重視。
類似的觀念延續到戊戌維新時期，惟立場已發生根本轉變。孫家鼐在甲午後議設京師大學堂時，便認爲同文館和各省廣方言館不過『斤斤於文字語言，充其量不過得數十譯人才而止』。梁啓超在大約同時也指出，『今之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自強學堂、實學館之類，其不能得異才何也？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之事少；其所謂藝者，又不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揣其本』（註：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光緒二十二年七月），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戊戌變法】2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425頁；梁啓超：【變法通議・學校總論】（光緒二十二年），【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19頁。）。
過去是新舊雙方對學外國語文尚能接受，而增學其他便有爭議；如今是其他內容才更應該學，語文則不足道。對西學的整體認識已大變，然輕視語言文字則仍舊。雖然這些人所言及者實際爲外文，但中外語言文字在性質上是相通的，在言及外文時無意中透露出那種認爲語文『淺』的見解，在某種程度上表明此時中國士大夫對整體的語言文字仍不夠看重，後來主張改革中文甚至廢棄中文者，正多從其僅爲『工具』這一角度出發。
光緒二十九年（約1903年）的【奏定學堂章程】之【學務綱要】第13、14條規定，小學堂『以養成國民忠國家尊聖教之心爲主，各科學均以漢文講授，一概毋庸另習洋文，以免拋荒中學根柢』。但在『中國文義通順、理解明白』之後，『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必勤習洋文』。其所本之道理頗有趣：『今日時勢，不通洋文者於交涉、遊歷、遊學無不窒礙；而粗通洋文者往往以洋文居奇，其猾黠悖謬者，則專采外國書報之大異乎中國禮法、不合乎中國政體者，截頭去尾而翻譯之；更或附會以一己之私意，故爲增損，以求自圓其說。』若『中國通洋文者多，則此種荒謬悖誕之翻譯決無所施其伎倆』。【綱要】特別強調，『大學堂經學、理學、中國文學、史學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後其用乃爲最大』（註：【新定學務綱要】，【東方雜誌】1年3期，影印本，100-102頁。）。此時大致還是一種魚與熊掌兼得的取向，雖以中文爲根基，最後還是要通洋文以得大用。
在大量中國學生蜂擁到日本後，部分或受日本國粹觀念的影響，更多則直接受近代西方民族主義的影響（即視語言爲確定『民族』的要素），時人心目中語言文字的重要性陡增。如國粹學派即多視語言文字爲國粹或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實說：『合一種族而成一大群，合一群而奠居一處，領有其土地山川，演而爲風俗民質，以成一社會。一社會之內，必有其一種之語言文字焉，以爲其社會之元質，而爲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國。一國既立，則必自尊其國語國文，以自翹異而爲標緻。故一國有一國之語言之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語言文字者，國界種界之鴻溝，而保國保種之金城湯池也』（註：本段與下段引文見鄧實著【雞鳴風雨樓獨立書・語言文字獨立】，載【癸卯政藝叢書・政學文編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73-174頁）。這是【政藝通報】這一舊雜誌的分類重裝本，癸卯年（約1903年）按欄目分頁，下引之丁未年（約1907年）則每一號的號數和張數也出現在文章之旁，故以下癸卯年的註明其在【叢書】中的卷數和影印本的頁數以便核檢，丁未年的則注出原刊的號、張數以見刊發的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