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漢學網 但在上述具有典型性的平民選秀活動中，大眾簡訊的權力施行還僅僅局限於簡單化的『Yes/No』範式選擇，平民大眾富於個性化的話語聲音以及更爲複雜多元的思想觀點被這一簡單的模式所掩蓋和遮蔽――由於簡訊是象徵和體現著平民大眾文化權力的符號，大眾的文化權力實際上就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與框限；同時，在初始階段，簡訊的權力作用範圍也僅限於娛樂選秀領域，而其它廣闊的意識形態領域則尚未對之開啟；再者，最早與簡訊聯姻並爲之開闢權力空間和通道的大眾傳媒主要是電視，而同樣作爲當今主導媒體類型的報紙、期刊等平面媒體則未積極跟進，顯得較爲遲緩和滯後。上述三方面的問題究其實質是一個空間的問題，而空間對於一種權力的施行和運作而言是極爲重要的。沒有一定的社會文化空間，權力就不可能發生作用。福柯認爲：『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②然而，正是在大眾文化權力賴以實施的基礎――空間方面，以電視爲代表的大眾傳媒爲以簡訊爲載體的大眾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公共領域卻極爲有限和狹隘。顯然，早期階段各主流傳媒爲簡訊開啟的文化公共空間的『窄化』現象，已不能滿足後現代社會語境下文化大眾日趨強烈的文化權力訴求和日益膨脹的文化個性、文化主體性張揚。於是，簡訊大眾文化參與訴求的強大壓力，再加上各文化傳媒本身在市場經濟語境下對於經濟利潤的追求與攫取，使得大眾傳媒紛紛開放或開闢新的文化空間，或將舊有模式下的文化空間大力擴容，以使更多的文化大眾能從簡訊渠道進入更爲廣闊和自由的文化空間與平台，參與文化的狂歡，踐行文化話語權力。在這一文化轉型的關鍵轉捩點上，電視傳媒首先順時應勢而動，一方面在原有的文娛活動/比賽節目簡訊投票的基礎上，再增添『簡訊評節目』的環節；另一方面又將『簡訊評節目』的運作模式擴展、延伸至其它非娛樂頻道，非文娛、非比賽節目。甚至有部分電視傳媒機構有意識地擴延節目的現場空間，爲電視機前的廣大受眾人爲創設逼真的『現場感』，從而吸引現場外儘可能多的『虛擬在場』觀眾通過簡訊的方式積極主動地參與融入到節目進程中，並與第一現場的觀眾、主持人就某一話題展開同步交流與互動。這樣，由於節目空間的無限、無形擴展以及受眾以簡訊方式對節目進程的成功介入和干預，受眾的文化權力便得到了更爲有效的行使和進一步加強。隨後，其它平面媒體也紛紛仿效和引入電視傳媒中簡訊介入節目的模式，或開通簡訊評報、評刊綠色通道，或定期推出某一話題懇邀讀者通過簡訊參與討論，其爲文化大眾開放的公共空間空前廣闊，幾乎囊括了社會意識形態的各個層面：大眾文化權力的觸角廣泛延伸至政治、經濟、文藝、民生、體育等多個領域。這樣，隨著媒體爲簡訊開掘文化空間工作的縱深推進，以及各類媒體在此文化行爲中的聯勢互動，大眾簡訊的文化評判與社會參與功能便得到了極度放大，其社會影響力和文化操控力也在與日俱增和逐漸提升――這一結論並非空穴來風：已經有批評家敏銳地指出，簡訊改寫了2005年中國文化的格局③。在此基礎上，我們有理由相信，伴隨著手機簡訊文化生存空間的進一步拓寬，它將進一步改寫和重塑中國文化的內在與外在形態。
手機簡訊作爲一種民間大眾文化的象徵符號，之所以能得以准入文化公共領域，並能在當前社會文化語境中獲得文化評判與社會參與的權力和空間，其背後有著深層的文化動因。
首先，包括電視、報紙等在內的大眾傳媒既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經濟企業，又是公共領域，它是一種集三種性質於一體的機構和組織。作爲一種公共領域，它允許民眾發表和交流意見，並形成共識和公共輿論；作爲一種國家機器，它體現國家、政府、政黨或一部分人的意志，並常常使用一種無形的力量使受眾接受和服從它，這種權力就是媒介權力；作爲一種經濟企業，大眾傳媒又必須追求經濟利潤，從而才能在激烈的市場和行業競爭中獲得生存空間。媒介的這三種功能角色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下，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其地位並不是同等的，其發展並不是均衡的。在當前的中國，隨著社會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傳媒組織也同其它大多數國營企業一樣被推向了商潮洶湧的市場，它們失去了國家的運營資金支持和生活供養，從此被迫自謀生路，獨立發展。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傳媒機構在繼續保持其文化公共領域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等基本屬性不變、繼續發揮其社會公共輿論和媒介權力功能的前提下，突出傳媒的經濟功能，充分依靠並挖掘自身獨特的資源優勢和潛力，並按照商業企業的經營和運作模式大量生產傳媒商品，以從中獲取最大數額的信息利潤；同時，傳媒企業還必須不斷注入大量資本擴大循環再生產，以賺取更多的剩餘價值，由此才能確保自己在市場競爭中能立於不敗之地。因此，在當前的市場經濟語境下，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成爲了傳媒組織的主要任務和核心目標，其經濟企業的屬性和功能得到了空前的突出和強化。
另一方面，作爲新興媒體的手機簡訊除了具有傳播信息、承載話語的信息工具和媒介特性之外，還具有較強的經濟屬性。由於手機簡訊是收費的，而且是按條計費，因此簡訊所產生的費用和收益是與簡訊的數量成正比的。在早期的修辭性簡訊敘事文本高度繁盛階段，簡訊文學活動的主辦單位和手機網絡運營商們正是察覺到了文學簡訊傳播中所蘊藏的巨大商機和利潤空間，他們很快便結成了一個利益同盟，共同鼓勵與推動文學文本在簡訊載體上的流通與消費，以獲取最大利潤，並協商分紅。這樣簡訊文學活動就給雙方都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這無疑十分符合當前的文學市場化運作原則。而反過來，可觀的利益收入又進一步刺激主辦單位和手機網絡運營商們積極發起更多的簡訊文學活動。因此，由於簡訊自身較強的經濟屬性，由於簡訊文學與市場資本的完美融合，更由於社會利益同盟人爲的強力推動，簡訊文學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發展勢頭強勁――近幾年紅紅火火的全國性簡訊文學比賽/活動即是有力的證明。
再者，從權力的層面上看，在當代社會後現代主義浪潮和大眾文化潮流的衝擊下，作爲文化大眾和大眾文化的象徵符號，手機簡訊已不再滿足於在民間和底層進行修辭性的文本創作和在私人空間之間流布、傳播『語詞的遊戲』、『話語的狂歡』，自娛自樂、自我安慰，不再甘心於遠離社會文化和權力中心的邊緣書寫和被動、壓抑的文化選擇與實踐，使自己處於無正式文化身份和地位的『無名』、『無權』尷尬狀態，而是開始萌發了對於進入社會文化中心和獲取文化權力的自覺意識。它強烈抗議社會精英、文化權貴對於文化公共領域的壟斷和獨占，堅決反對其在重大社會文化活動中的話語獨白、文化霸權，並時刻找尋躋身社會文化公共領域、獲得話語權力的機會。
市場經濟語境下的大眾傳媒正是察覺到文化簡訊傳播中的豐厚利潤及其廣闊的發展前景，注意到簡訊大眾對於文化話語權力的熱切訴求，於是它們充分利用自身豐富的空間/權力資源，積極滿足文化大眾的內在權力渴求――大眾媒介將過去絕大部分由文化精英占據、象徵著權力的傳媒文化空間進行重新切分、整合，對以前主要由文化精英操控的文化權力進行重新分配，並將儘可能多的權力份額面向大眾出租，在不影響媒介權威的條件下，使文化大眾擁有儘可能多的文化空間和儘可能大的文化權力。於是，通過簡訊這個渠道和載體，最大量的公眾獲得了文化話語權力，並在大眾傳媒這個公共領域第一次真實地行使自己的社會參與和文化評判權力；同時，也結束了長期以來文化精英憑依自己特有的文化資本優勢而在文化生產場和文化公共空間生產權力話語、把持文化領導權的時代，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中心局面的形成。接著，傳媒將賺取的部分信息利潤轉換成資本，投入到空間（公共領域）的擴大再生產中，從而實現權力的再生產。這樣，隨著更多的話語權力被出租，『權力消費』潮流和規模的形成，更多的文化大眾能參與社會文化事務，並發出自己的話語聲音。而在傳媒和簡訊分別實現『權力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權力化』進程中，二者達到了互惠、互利的『雙贏』目的：傳媒獲得了資本積累和利潤增長，簡訊則獲得了話語空間和權力擴張。
四、結語
從最初的實用工具功能形態階段到修辭性敘事功能形態階段，再到目前的文化評判與社會參與功能形態階段，簡訊依次經歷了『工具符號』、『大眾審美文化符號』和『大眾權力符號』的演變，它徹底地打破了文學精英的『文藝創作特權』神話和社會文化精英的『文化權力』神話。它結束了此前文學創作和社會文化權力主要由精英統治、主導和一手把持的局面，它繼網絡之後更進一步 推動了（下轉第188頁）
（上接第119頁） 二者（文學創作、文化權力）的平民化、大眾化――它在文學上真正推動實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社會文化建設上切實促進了大眾對於社會文化事業的積極參與，這無疑是有助於當前公民社會、和諧社會的建構的。 （作者：曾宏偉）
①李林悅.後現代語境下的話語狂歡[J].巢湖學院學報，2005.07. 第32-35頁。
②福柯.空間、知識、權力[J].包亞明編，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頁。
③朱大可.博客、簡訊改寫2005年中國文化格局[J]，世紀橋，2006.01. 第102-10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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