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概念,出現的很早。【周禮·春官】中,就記載說:『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周禮】中的『國學』,指得是國家一級的學校,相當於現在的國立某某大學。 秦朝之後,國學沿化而成了『太學』、『國子監』,再後來,就演變成了『國立京師大學堂』,也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 清朝末年的時候,『國學』的概念發生了質的變化。 當時,西方以堅船利炮扣開了中國的門戶,西方的勢力在全球呈現出興盛之使;清王朝爲了自強,不得不學習西方的軍工技術,這段歷史,後世稱之爲『洋務運動』。 剛開始學習西方的時候,我們要學得,只是人家的科學技術,那時還沒有變更中國文物制度的意思,當時的口號爲『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那時候的國學,還被稱爲『中學』。 後來,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洋務運動的成果灰飛煙滅。清朝爲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實施變法,以加深對西方的學習。 隨著中國對西方學習的加深,西方的思想學術大量湧入中國,大有吞滅中國故有思想學術之勢。 中國的一部分士大夫緊張了起來,他們擔憂中學會被西學吞滅;所以,他們就學著日本人的方法,提出『國學』的概念,以與西學相抗衡。當時的大多數士大夫,他們雖然覺得西方的科學技術好,卻對西方的文化抱有深深的疑慮。 1902年,梁啓超給著名的詩人黃遵憲寫信,商量創立【國學報】。 幾個月後,梁啓超寫【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書,說:『最近,有些悲觀者,看到年輕人都去學習西學,而對中學不感興趣,所以恐懼國學從此而消滅。但是我,不此之懼也。』(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 『不此之懼也』,意思是,他梁任公『不懼西學滾滾而來』。梁啓超爲這樣說呢?因爲他當時堅信我國文明是『大道』,有強大的自新能力,終將融合西學。他自信地說:『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 但是,後來隨著西學的越來越強勢,中國士人們漸漸對自家的文化失去了信心。 民國之後,『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魯迅、錢玄同等人,要『打倒孔家店』,要徹底埋葬中國舊文化。爲此,他們狂飆突進,要全盤西化,全面擁抱所謂『蔚藍色的文明』。 對與這些人的激進態度,另一部分比較保守一點士人,不服氣,他們便倡導『國學』,以與『西學』相抗衡。1922年,梅光迪﹑吳宓等人,創辦【學衡】雜誌,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爲宗旨。學衡二字的意思是,『平衡東西方學問,不偏國學與西學』。 新文化運動陣營的胡適之,也覺得把『中國數千年的思想學術』,全部扔進垃圾坑,有些可惜;他主張把它們統統收入『舊物倉庫』,稱之爲『國故』,意思是『我國故有之學』。 由這『國故』衍生出來的學問,如果是美國人研究,就稱爲『漢學』或『中國學』;如果由中國人自己研究,就簡稱爲『國學』。 很顯然,在胡適那裡,國學帶有某些貶義。 依照胡先生的意思。西學是普世之學,代表著人類的未來;中國的國學,不過是東亞的地方之學,而且已經過時,註定了要被西學取代。國學的存在價值,不過就像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或敦煌經洞中殘存的經卷,供學者們研究之用。當然,如果能從這些過時的東西中,萃取出一些『精華』,補充今用,那就更好了。 胡適對『國學』的定義,深深地影響了數代人,當今社會上對國學的輕視與懷疑,就與他對國學這一定義有關。 我們現在,不能再像胡適他們,把國學看成是過時的、僵死的學問;也不能再像梅廣迪、吳宓他們,把國學與西學,看成是平等的學問。我們今天需採取梁啓超的態度,恢復我們的文化自信,重新恢復我們傳統文化的主體地位。 清朝末年的時候,張之洞等人倡導『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看起來順理成章,條件卻並不成熟。1902年,黃遵憲在一封,回覆給梁啓超的信中稱:『不宜過度提倡國學,應開大門戶、迎納西學。國粹主義應該緩行。待中西融合之後,再倡國學之復興。』 但現今,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大開門戶,廣泛接納西學,中西已深度融合;現在到了重新復興國學的時候,我們可以重新倡導『以中學爲體,以西學爲用』了。 天道好還,黃遵憲、梁啓超,若知當今興起『國學熱』,他們當含笑於九泉之下了。 國學包含哪些內容?也是個頗具爭議的話題。 早在1906年時候,有個叫鄧實的人,就給國學下定義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 鄧實關於國學的這個定義,過於模糊,胡適之、章太炎等人,都不滿意,他們大致認爲:國學,就是指中國故有的歷史、人物、風俗、禮俗、制度、語言、學術、文藝等方方面面。 有些學者,更極端,他們甚至認爲,現今,應把中國境內所有少數民族的歷史、人物、文學、習俗等,統統納入國學研究的範疇。 可是,這樣定義國學,實在是過於龐雜寬泛,令人難以理解與把握。 有個叫馬一浮學者,對此就很不滿意,他認爲,所謂『國學』,就是指『六藝之學』。而『六藝,指得就是『詩、書、禮、易、春秋、樂』。 他認爲『六經』,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形式,統攝諸子,是中國一切思想學術的核心。舍『六藝』,就沒有國學。 但是,馬一浮的定義,似乎又過於狹窄。 所以,最後大家比較公認的,『國學』的定義爲:國學,就是指中國固有之學術。 這中國『故有之學術』,雖看起來還有些虛;卻很容易理解。因爲,在清朝乾隆年間,由乾隆皇帝主持,紀曉嵐等三百餘位高官學者,歷時13年,編纂成了一本大書,稱【四庫全書】。 這四庫全書有近八億字,基本囊括了『中國固有之學術』。 爲什麼說是『基本』呢?因爲它的收錄,儘管比較全面,但還是在有意與無意間,漏掉了許多典籍。 這【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分。 經:指儒家的十三經:具體指【詩經】、【尚書】、【禮記】、【周禮】、【儀禮】、【周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史:指中國的正史,包括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 子:指諸子百家,及佛家、道家等典籍。 集:指各種文集,又可略分詩集、文集、雜集等。 這【四庫全書】,近八億字的規模,一個人,窮其一生,也不可能遍讀。那怎麼辦呢?這國學該如何學起呢? 其實,也別無他法,只能選其精華而學。但哪些是必學的精華呢?這本身也是個問題。 1923年,清華大學要派一批學生,出國留學,梁啓超給他們,開列了一份,『國學入門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其中除『四書五經』外,還包括諸子、史記、李太白詩集等二十餘種。 錢穆後來覺得,這些書目對於現代人而言,還是多了。他認爲,有七部書最能代表中國的精神,爲現代中國人所必讀。於是,他也開列了一份簡單的書目,具體爲:【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其中,儒家占四,道家占二,佛家占一。 梁啓超、錢穆等人,開列國學必讀書目,其實有些畫蛇添足。 【四庫全書】中的經、史、子、集,四部分,並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經』的地位最高,代表的是中國文化的精華。它的字數不是很多,整個儒家『十三經』,不過六十餘萬字。 『經』,在原則上,是所有讀書人的優先必讀之書。但在實際中,有很多人認爲,它還是過於龐雜,不適合所有讀書人去讀。 怎麼辦呢?在古代,這『十三經』,還可以濃縮,濃縮爲『四書五經』。『四書五經』,也就只有一、二十萬字。 在現代,『四書五經』的內容,對於我們這些對傳統文化完全陌生的人而言,可能還是有些多了。 怎麼辦呢?其實,四書五經還可以再濃縮,濃縮爲『四書』+孝經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的大陸人,要入國學之門,最好先讀【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規】等讀物,以開蒙,與打基礎。然後,再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孝經】,以理解儒學的精髓。 所以說,我們現在學習國學,核心應是學『四書』+【孝經】。等有了餘力,再學五經;再學老子、莊子、壇經及古代詩文等。 這是一個基本的,學習國學的入門之次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