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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在陽秋 本著用人不疑，疑問不用的精神，建文帝在軍國大事上完全放權黃子澄、齊泰，削藩雖然符合其想法，但對建文帝而言卻不是最要緊的事務。建文朝的大部分時間，建文帝的精力放在改制以實現自己和父親的政治理想上，對朱棣不夠重視，所以在戰場上屢戰屢敗，但建文改制則得到了天下人的支持和期待。
大司馬說
建文帝即位初年，主要精力放在改制而非與朱棣的戰爭上，這是他自幼以來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父親朱標的遺願。 官制改革爲建文改制最主要內容，自不待言；由於建文史料【皇明典禮】的發現，使建文禮制竟而獲得了最原始材料，因而也有了予以特別關注的必要；改變洪武肅殺的政治氣氛，使治國之道由猛趨寬，本屬建文改制的宗旨，因而法律之改，理所當然位列其中；經濟、社會政策，作爲『制度史本位』的『外緣』，將在最後討論。 建文官制改革是有計劃、分步驟進行的，顯系一套對政治制度的通盤設計，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帶有濃重的方孝孺個人政治學說的痕跡，也飽含了朱允炆本人對治國之道的考量。無論從縱向，還是橫向上看，建文官制都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是一系列有系統的措施。 前文提到，軍國大事全在黃子澄、齊泰掌握之中，他們二人在建文初年以柄國大臣的面目出現。方孝孺既不得躋身宰輔執政之職，那麼把精力集中於官制的設計、改革，可算得其所哉。
方孝孺
方孝孺軍國幹略勝於齊黃，可惜未能發揮 方孝孺與齊黃固有權力之爭，但未能勝過齊黃而執掌大權，恰巧給了他們以不同的分工，可謂是：外事問齊黃，內事問正學。同時，朱允炆對削藩討燕實際也並不甚熱心，建文初年他的主要精力實則是與方孝孺討論周官法度，傾心於治國經邦之道。 如此，齊黃得掌軍國大政，方孝孺、張紞、陳迪與朱允炆本人主抓內政，構成了建文前兩年的主要政治格局。方孝孺、朱允炆不知兵事，恰能得其所長於內政；朱允炆放權齊黃，齊黃卻目不知兵，卻誤國喪師。 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即位之年，便已對制度予以更定。裁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大理寺復設均在本年九月完成： 九月二十日，革五軍都督府斷事官。是日復設大理寺。
不過，這兩項改革，並不是建文改制的主要內容。建文元年二月，壽州訓導劉亨上書，拉開了建文改制的序幕： 更定官制。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六卿秩卑於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更定。
案劉亨本一級別甚低之地方教官，他突然應詔進言，朱允炆也迅速接受，所言又頗合朱允炆心意，後又多照此施行。可知劉亨之上言，決不同於一般的應詔言事。高層政治行動，端賴低級官員襄贊，此爲中國政治傳統之一。即在明代，張璁桂萼之議禮，鄒應龍之劾嚴嵩，均爲顯例。 筆者推測，朱允炆、方孝孺暗中指使劉亨上言，藉以坐收順水推舟推進改制。劉亨所言注重文武之別，並不言及制度合理化之要求，以及改制背後之政治理想。這表明：朱允炆、方孝孺一開始便意欲得到士大夫集團的支持以推進這場改革。不過，上書中流露的右文貶武傾向，足令武臣寒心，不啻減弱了統治的擁戴力量，給建文政局埋下隱憂。 劉亨二月上書，建文改制即已正式登場。建文元年的二、三、四月，可謂是朝廷改制的第一個高潮：改戶部、刑部爲四司；六部品秩升至正一品；布政使升至正二品；堂上官進秩一級；調整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鴻臚寺、通政司等中央官。 建文元年的這些改制，幾乎是與削藩同步進行的，齊、湘、岷三王便削於建文元年的上半年。七月朱棣起兵造反，朝廷改制便已成爲他攻擊的口實。
靖難之役
建文朝廷邊打邊改制，主要精力在改制 建文二年構成建文改制的又一個高潮。年初朝廷頒布【皇明典禮】，於皇室禮文詳加勘定，東宮、王府官制均亦改定。無疑的，這是朝廷鑑於朱棣造反，而不得不於皇室家族之間的程式、規範重加參訂，以適應新形勢，並以此謀求皇室內部之敦睦。 【皇明典禮】自稱宗法【皇明祖訓】而來，禮文之中也確實並無與【皇明祖訓】牴牾之處。【皇明典禮】在不牴牾【皇明祖訓】之原則下，作出了官制、禮儀等之新規定。『皇太孫見諸王』等禮儀的制定，顯然是因時而定。因了原始資料【皇明典禮】的頒布和幸而存世，我們可以窺知舊史於改制記載的時間、事實錯誤。 本年靖難戰事，朝廷卻屢戰屢敗。北平、白溝、滄州連敗，直至年中濟南得完，年底東昌大捷，方一解困局。 然而就是在這一年，朝廷從二月到八月，大刀闊斧地推進改革。都察院改御史府；國子監、行人司、大理寺、詹事府等中央官署均有更張；翰林院大動手術；蘇松人仍官戶部，宮門、殿門改易。這一連串改革堪稱是元年改革的補充和繼續。這兩年的改革，已經窮盡了建文改制的絕大部分內容。 建文三年，朝廷於年初取得東昌大捷，旋又夾河敗北，齊黃二人二度去位。這一年的軍事形勢時好時壞，但燕兵也旋得旋失，戰事格局膠著。本年改制卻大有停歇之勢，銓選法的改定、僧道限田的新政策出爐，是最主要的改制行動。 建文四年，燕兵南下，軍事形勢漸壞。本年度朝廷對燕兵的南下左支右絀，但孤軍深入的燕兵也屢遭重挫，看不到勝利的絕對把握。本年度，朝廷仍然完成了京衛武學的創製、散階制度的改革。 綜觀建文改制的歷程，細審改制的時間節點，可知： 一、建文改制之發端，本與靖難戰事關係甚淺。 朱允炆甫即位，方孝孺未入京，時人即以君臣遇合目之，並期朱允炆爲堯舜。方孝孺等人在建文初年的文章、議論，也絕少以削藩爲言。 削藩是齊黃二人孜孜必爲之事，於方孝孺等人甚至朱允炆本人而言，實屬不急之務。朱允炆『聞耿炳文兵敗，始有憂色』，便是極堅強的內證。細察方孝孺的文集，絕少有相關削藩之事。這固然由於後來刊刻時多有抽毀有關，不過方孝孺的主要關懷的確不是削藩。 同時期，解縉雖遠在西陲，卻仍以『厲長之變』爲憂，方氏卻甚少留意。他的第一念想絕不是削藩，而是改制，這是完全可以確定的歷史事實。 建文元年、二年，齊黃權勢熏天，卻於改制不感興趣、甚少留意，方孝孺遂得與朱允炆專注於改制，這兩年也是建文改制的主要時期。 黃子澄、齊泰對削藩的興趣高於建文帝 二、建文改制在建文後期逐漸沉寂，這與靖難戰事已經密切相關。 靖難兵興，朱棣的藉口仍主要落在削藩，所謂『諸王實無罪』是也。以改制爲言，只是他的第二藉口。實際上朱棣切齒痛恨、殺之後快的始終只是齊黃二人（這從奪位成功後，朱棣還意圖籠絡方孝孺，中低級文臣更是留用頗多，可以印證）。 建文二年、三年，齊黃兩度去位，方孝孺遂逐漸得與軍政大事。建文中期後，改制步伐有所放緩，筆者推測這與方孝孺分心政事有關。獻策離間燕王父子、割地、城守，齊黃去位募兵的建文後期，方孝孺實已取代了齊黃的位置。軍政、內政『雙肩挑』，原先全情投入的改制運動，自然有所放緩。 三、建文改制在邏輯和事實上，畢竟與靖難戰事關聯不大。即使有聯繫，也屬間接聯繫。 朱棣猛烈攻擊的兩大藉口：削藩、改制，只是一實一虛。削藩爲實，改制爲虛。不過，朱棣隨著靖難戰事逐漸推進，卻使實者愈虛，虛者愈實。奪位成功後，朱棣便很少再提削藩，而集中討伐『改制』和『變亂祖法』了。有關朱棣此番策略，後文還將詳細論述。 朝廷方面，前文已述，改制運動實是朱允炆、方孝孺謀籌已久的，是對國家社會的一套通盤設計和整體規劃，並以朱允炆君臣心中的強烈政治理想爲動力。【周禮】等儒家經典浸潤其中，構成朱允炆君臣一整套的思維結構和行動模式。 筆者推測，相較於朱允炆君臣宏大的政治理想，削藩甚至未必稱得上是第二要務。建文元年方孝孺甚至還欲復井田，只是準備未周、形格勢禁而止，這便根本不是削藩能夠比擬的了。建文元年、二年，戰事方殷，朝廷也未曾放緩改制的步伐。 靖難戰事與建文改制的間接聯繫在於，因戰事而引起的人事、政局變動，確對建文改制有所影響。不過，這僅僅是間接聯繫。建文朝亡於軍事而非政治。可以確知的是，只要南京不失，建文朝廷繼續存在下去，改制還會繼續進行，而與削藩成敗關係不大。
建文帝的政治熱情全在改制
建文帝的政治熱情全在改制 四、建文改製得到了朝野的支持，推行尚稱平穩。 削藩爲建文年間最重大之軍國重事，朝野在這個問題上看法並不統一。削藩，乃齊黃二人力主推行，並不能得到一致支持。董倫、韓郁、尹昌隆均提出過異議。靖難戰事進行中，亦不乏提請朝廷注重親親敦睦之人。朱棣奪位成功後，不止一次獎賞了當初進言者： 庚辰，以羅義爲戶科給事中。義本清遠衛戍卒。建文中，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忤旨下獄。
升前湖廣布政司左參政楊砥爲鴻臚寺卿，以其在建文中嘗上書請敦親，以罷兵息民也。
楊砥只是級別甚低之地方官，羅義甚至只是一個區區戍卒。低微如他們，卻都敢於上書持異議。當然，他們之進言，不能排除受到朝中高官授意之可能，不過，這只會更有利於本文的論點：削藩在建文朝內部遭遇很大阻力。 與削藩相比，改制的推行獲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並未遭遇太大阻礙和反對。筆者遍檢建文史籍，建文年間經常有上書反對削藩者，卻絕無反對改制者。朱棣之外，則更無人提出以祖訓反對改制者。 可以確知的是，建文改制贏得了文人士大夫的讚許和擁戴。提高文臣品級待遇，崇尚儒學文教，都頗得士大夫之心；允蘇松人仍官戶部，減免蘇松重稅，也得到了蘇松人支持。 總述建文改制歷程，可得結論：建文改制是由方孝孺和朱允炆發動的，從一開始便有明確的宗旨、詳贍的籌劃，是對國家社會的通盤設計；建文改制與靖難戰事關係不大，且得到了朝野的支持，並順利推行，平穩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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