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重新評價孔子及儒家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內容提要：孔子及後世儒家對中國文化具有極大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爲他們對中華文化元典的系統化刪除和改造。

一位美籍華裔學者研讀諸子百家，讀到集諸子學之大成的黃老學核心經典【管子】時，爲其廣大精深所感，卻怎麼也弄不明白爲何管子的地位反不如孔子高。後來這位學者自稱『想』通了，在給筆者的一封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在閱讀諸子百家的書籍時，被【管子】的博大精深所震撼。當時就想爲什麼孔子的歷史地位會高於管仲。我覺得我後來想通了。孔子的歷史地位，得益於他是西周禮崩樂壞以後，中華民族文化復興，自下而上的推動者和傳播者。要不是孔子選編了【詩】、【書】等等歷史文獻作爲教材，深入民間，廣爲傳播，經歷了秦始皇焚書的滅頂之災，還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中華民族的上古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就更難溯源了。』

簡而言之，孔子的巨大歷史作用就在於爲中華文化保存了火種。沒有孔子，以【詩】、【書】爲代表的中華文化元典將不復存在。

歷史現實近乎與此相反！

孔子及後世儒家對中國文化具有極大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爲他們對中華文化元典的系統化刪除和改造。

我們這裡所說的元典指在中國文化中長期被推崇備至的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南朝劉勰（約465~520年）在【文心雕龍•宗經】釋『經』云：『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大意是：說明天、地、人常道的，這種書叫做『經』。所謂『經』，就是永恆的道理，不可改易的偉大教訓。經書取法於天地，徵驗於鬼神，深究事物的秩序，從而制訂出人類的綱紀；它們深入到人的靈魂深處，並掌握了文章最根本的東西。）

【詩】、【書】、【禮】、【樂】、【易】、【春秋】皆先秦古書，其在中華文明中的核心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詩】、【書】、【禮】、【樂】更是西周大學的基礎教材。那麼，對於這些經典，極富現實主義精神的【商君書】中爲何稱之爲『六虱』，必欲除之而後快呢？

除了法家一貫認爲教育乃公器，反對私學，一個重要的原因當是孔子及後世儒家對中華文化元典的任意刪除和肆意改造，具體包括『下刀子』、『戴帽子』和『摻沙子』三種方法。



一

先說『下刀子』，這主要針對【詩】、【書】而言。

最早提到孔子刪詩的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他稱古代留傳下來的【詩】有三千多篇，孔子把重複的刪掉，選編了中合於禮義的三百多篇，上面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

自唐代孔穎達以來，司馬遷的上述說法就遭到了相當大的質疑，一個很難辯駁的證據是：在可靠的先秦典籍（包括二十世紀新發現的帛書、竹簡）中，我們發現的逸詩相對來說很少，如果孔子對【詩經】作了大幅度刪節的話，逸詩數量當是很多的，而事實不是這樣。孔穎達【毛詩正義•詩譜序疏】中就曾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說：『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存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

後來，清代史學家趙翼（1727~1814年）應用現存的主要春秋信史【左傳】和【國語】二書進行了更詳細的考證，他發現【國語】中逸詩僅占所謂孔子刪存詩的三十分之一，【左傳】中這一數字爲二十之一，可見逸詩的比例之小。在【陔餘從考】卷二『古詩三千之非』中，他指出：『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五篇。孔穎達、朱彝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引武王「飫歌」，及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韋昭注又以爲河當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於海」之義也。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丘明自引以證其議論者，猶曰丘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爲本也。然丘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乃今考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其餘列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是逸詩僅刪存詩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也。』

今人黃開國、唐赤蓉也統計了【左傳】和【國語】引詩情況，與趙翼的統計略有出入，但結論都是一樣的，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孔子刪詩一說難以成立。按他們的統計，【左傳】和【國語】逸詩僅15條，占兩書所引【詩】約三百條總數的二十分之一。如果孔子刪定的【詩經】原有三千篇，佚詩的數量至少應多出見於今本【詩經】的數倍以上，而不僅僅是15條。他們論證說：『春秋時期的15條佚詩，占所見詩文的二十分之一。而史書稱，孔子刪【詩】曾將古詩三千篇刪定爲三百零五篇，其比例是十比一。按孔子刪詩之比，【左傳】、【國語】中所見春秋時期人們引用今本【詩經】有250條以上，那麼，所見佚詩就應當有2500來條，但是，所見佚詩只有14條（原文如此，似當爲『15條』——筆者注），僅有今本【詩經】的二十分之一 ，其數量未免過於懸殊了。換一個角度來說，春秋時期人們所引、賦的詩文百分之九十五都見於今本【詩經】，這些詩文絕大多數都是孔子以前就存在的，而且，春秋時期人們的引詩、賦詩都各有所取，不像所謂孔子刪詩那樣劃一，所以，春秋時期所存詩文見於今本三百篇者，絕不可能是孔子所刪之【詩經】，而是當時通行於各國的【詩經】。既然當時有通行於各國的【詩經】，見於春秋時期人們所引詩文只有極小部分是佚詩，那麼，所謂孔子刪詩三千篇爲三百篇之說就是極可懷疑的了。』（黃開國、唐赤蓉：【諸子百家興起的前奏：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巴蜀書社，2004年11月，第156頁。）

事實上，除了【史記】的記述，沒有太多證據表明孔子大量刪過詩。一定數量佚詩的存在是可以的理解，因爲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史記•孔子世家】），春秋時【詩經】已經不完整了。

孔子不曾刪詩，孔子及後世儒生卻曾大量刪書。進一步說，儒家真正『下刀子』的是中國本土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元典【書經】，而不【詩經】。

孔子及後世儒生刪書最明確的證據是流傳至今的【逸周書】。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引劉向語：『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隋書•經籍志•雜史類】則直接稱『【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

那麼孔子以及後世儒家爲何不重視【逸周書】呢？原因很簡單，因爲其中內容多不符合儒家的意識形態標準，這是他們對【尚書】『下刀子』的最根本原因。由於學術上的慣性，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逸周書】也沒有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取得同今文【尚書】平等的地位。李學勤教授在爲黃懷信【逸周書校補註譯】所作的序中敘述該書歷史時寫道：『【逸周書】是我國重要的古代典籍之一，書中記述的史事，如唐劉知幾【史通】所說，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相當豐富。看【左傳】、【戰國策】，春秋戰國時人常徵引現存【逸周書】中的一些篇章，稱之爲【書】或【周書】，同後來稱作【尚書】的各篇不加區別。【漢書•藝文志】著錄這部書，仍題爲【周書】，說明是『周史記』，列於【六藝略】之【尚書】諸家之後，可見其地位相當重要。後來人們逐漸忽視，到清代【四庫】，僅收入史部的別史類，與經部的【尚書】就有天壤之別了。』（黃懷信：【逸周書校補註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第1頁。）

從某種意義上說，【逸周書】比今文【尚書】更具學術價值，特別是對於研究中國本土政治經濟學尤其是這樣——我們再也不能對這樣重要的中華文化元典棄如敝履了！

關於孔子及後世儒生刪書的數量，【尚書緯】中曾提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侯】。』由於緯書多不可信，此說難從。

據黃開國、唐赤蓉統計，【左傳】和【國語】二書中人們引用【尚書】共59條，重複的有6條，實際爲53條。其中，見於今文【尚書】的，有21條，重複1條。不見於今文【尚書】的，有38條，重複5條。這種情況與春秋時【詩經】引文多見今本【詩經】相反，有多達五分之三的引文在今文【尚書】之外。（參閱黃開國、唐赤蓉：【諸子百家興起的前奏：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巴蜀書社，2004年11月，第190~196頁。）

從【左傳】和【國語】引【書】的情況看，我們可以推測孔子及後世儒生刪書的數量還是較大的。

二

再說『戴帽子』，這主要針對禮、樂而言。

禮、樂完全不同於【詩】、【書】，它屬於西周貴族子弟必學的基本技能，與射、御、書、數並稱。【周禮•地官司徒第二•保氏】云：『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其中『五禮』爲：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六樂』實際是指黃帝、唐、虞、夏、商、周這六代之樂，分別是：【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正是由於禮樂的實踐性，使【禮經】（即【儀禮】）和【樂經】遠遠不如【詩】、【書】一樣成書那麼早，甚至連【樂經】是否存在都成了問題。

參閱【左傳】和【國語】，【詩】、【書】，【易】都被大量引用，唯有【儀禮】，根本就沒有被明確引用過。可見春秋時雖有【禮志】之類著作出現，但【儀禮】還沒有成書。不過，從周代金文以及【尚書】、【逸周書】、【國語】、【左傳】、【毛詩】的記載看，周代的儀禮已經規範化，冠禮、覲禮、聘禮、饗禮、喪禮等，其儀節與【儀禮】所見多有相同或相似之處。

作爲禮儀專家，孔子在【儀禮】的形成過程中似乎起過相當大的作用。據【禮記•雜記下第二十一】，魯人恤由死後，魯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學習士喪禮，【士喪禮】由此被正式記錄下來了。上面說：『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不過孔子主張的禮根本沒有實踐的可行性，不僅遭到了與他同時代的晏嬰的反對，就連自己的孫子子思也拋棄了他所主張的禮儀。（參閱翟玉忠：【中國拯救世界：應對人類危機的中國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5月，第212~213頁）

既然孔子的禮不可行，那麼秦漢以後的中國禮樂制度源於何處呢？答曰：秦禮。

秦朝統一天下，不僅僅包括統一文字、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等等，還包括禮制的統一。具體作法是在秦國原有禮儀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山東六國禮制文化中合於古禮的優秀成分。高祖時，熟悉秦禮，曾在秦爲待詔博士的叔孫通正是在秦禮的基礎上制定上漢家禮儀。【史記•禮書】記此事云：『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大意是：至秦統一天下，全部收羅六國禮儀制度，擇其善者而用之，雖與先聖先賢的制度不合，卻也尊君抑臣，使朝廷威儀，莊嚴肅穆，與古代相同。到漢高祖光復四海，擁有天下，儒者叔孫通增損秦制，制定了漢代制度。主體卻是沿襲秦制，上自天子稱號，下至僚佐和宮殿、官名，都很少變更。）

公元前202年，叔孫通在向漢高祖建議制定朝儀時也是主張損益秦禮。【史記•叔孫通傳】上載叔孫通告高祖言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大意是：五帝有不同的樂禮，三王有不同禮節。禮，就是按照當時的世事人情給人們制定出節制或修飾的法則。從夏、殷、周三代的禮節有所沿襲、刪減和增加的情況看就可以明白這一點，就是說不同朝代的禮節是不相重複的。我願意略用古代禮節與秦朝的禮儀糅合起來制定新禮節。）

叔孫通不僅制定了漢初臨朝的典禮朝儀，還奠定了西漢禮制的基礎，終成一代儒宗。【史記•叔孫通傳】載：『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箸也。』（大意是：漢高帝去世，孝惠帝即位就對叔孫先生說：『先帝陵園和宗廟的儀禮，臣子們都不熟悉。』於是叔孫通又調任太常官職，他制定了宗廟的儀禮法規。此後又陸續地制定了漢朝諸多儀禮制度，這些都是叔孫通任太常時論定著錄下來的。）

司馬遷贊曰：『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大意是：叔孫通善於看風使舵，度量事務，制定禮儀法規或取或舍，能夠隨著時世來變化，最終成了漢代儒家的宗師。『最正直的好似彎曲，事理本來就是曲折向前的』，大概說的就是這類事情吧！）

整體上司馬遷是肯定叔孫通的，但北宋王安石卻以爲叔孫通用秦朝的禮儀敗壞了純正的儒學，實乃儒林罪人。王安石【叔孫通】詩云：『先生秦博士，秦禮頗能熟。量主欲有爲，兩生皆不欲。草具一王儀，群豪果知肅。黃金既遍賜，短衣亦已續。儒術至此凋，何爲反初服？』

叔孫通制禮功過任後人評說。有一點是肯定的：漢承秦制，不僅在法律上，在禮儀上也是這樣。爲漢家制禮者李斯也，非儒生——而漢家制度又直接影響了後世的禮樂制度。

所以，儒家常常將制禮作樂歸入自己門下是極其荒唐的，這實際上等於爲儒家戴了個高帽子，從而掩蓋了太多重要的歷史事實！

【禮經】（【儀禮】）儒家必竟立了起來，【樂經】儒家連高帽子都戴不成。爲什麼呢？因爲禮、樂、詩在周人的生活中是聯繫在一起的，行禮則必奏樂，樂之辭即爲詩。漢儒只重義理，聲樂則由宮廷樂官掌握。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出於漢儒對音樂義理的過度強調，才導致樂在漢以後的衰微。宋人鄭樵(1104～1162年)【通志•樂略•樂府總序】總結說：『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後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主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

一個長期困擾中國學人的問題是：【樂經】存在嗎？就如同【儀禮】爲後儒所記一樣，【樂經】也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記載聲樂和音樂理論的一些文獻。比如今天我們看到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採風曲目』， 就記載了40首詩的篇名和演奏詩曲吟唱的各種音高；【禮記•樂記】則重在樂論。

最爲荒唐的的是，儒家造不出【樂經】，乾脆將責任推給了秦始皇。從東漢班固開始，就有人堅信秦燔書而【樂經】亡。事實上，秦始皇根本不可能焚禮、樂，因爲禮樂是實踐性，和詩書不同，關鍵不在文本，不能一把火燒掉。【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丞相李斯的建議很清楚：爲恢復西周『官守其書』的傳統，禁私家之學，才禁『非博士官所職』的私家藏書，且根本沒有燒【禮經】、【樂經】。上面說：『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史記•李斯列傳】的記載與上文相類，只是沒有燒書的記載。錄在下面，以免讀者翻檢之功：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並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

進一步說，如果【樂經】真的存在，博士官手中這類國家藏書是不會被禁的。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秦的【挾書律】才被廢止。漢宮中百家圖書皆在，卻獨不見【樂經】，足見樂本無經！

三

最後說『摻沙子』，這主要針對【易】、【春秋】而言。

、書、禮、樂四術，本無【易】和【春秋】，魯國史書【春秋】和不太重要的筮書【易】並沒有經的地位。孔子教學生，也是教四術，並不包括【易】和【春秋】。【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商君書】諸篇多次稱舉詩、書、禮、樂，而不及【易】與【春秋】。到戰國，才有了六經並稱的提法，不過很少。

【易】和【春秋】後來取得經學地位是與孔子的重視和修訂分不開的。

春秋時，【易】是一本不太重要的占卜之書。據黃開國、唐赤蓉統計，【左傳】和【國語】中明確言及【周易】之名及其卦、爻辭的共有23條，【左傳】有20條，【國語】有3條，其中只有一條言及義理，有21條用於占卜吉凶成敗。可見在春秋人的心中，【周易】主要用於占卜。（參閱黃開國、唐赤蓉：【諸子百家興起的前奏：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巴蜀書社，2004年11月，第104~115頁。）

黃開國、唐赤蓉還注意到，相對於龜卜、【易】筮數量很少，二者發生矛盾時，總是從卜不從筮。也就是說，【易】筮在春秋時遠沒有龜卜的地位高，影響大。

到戰國，【易】在儒家內部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地位。【孟子】常常引用【詩】、【書】，卻不及【易】，一代大儒孟子似乎根本就沒有研究過【周易】。荀子在討論經典的學習時，只談【詩】、【書】、【禮】、【樂】、【春秋】，而不及【易】。比如在【勸學第一】中，荀子認爲【詩】、【書】、【禮】、【樂】、【春秋】就足以囊括存在於天地之間的全部道理了。上面說：『【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荀子•儒效第八】談『四術』、『五經』，也不言易。上面說：『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因爲【易】只是一本普通的占卜之書，所以秦國並沒有禁止它在民間通行。這使得【易】能夠不斷地爲儒學所不斷傳承，直到漢代取得了五經之首的地位。【漢書•儒林傳】記【易】的傳承史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而【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也。』

【易經】最終在漢代取得五經之首的地位，主要是由於孔子對其義理化的闡釋。【周易】中的卦辭和爻辭用於占卜，隱晦難懂。孔子及後世儒者對【周易】進行了全面的闡發，稱爲【易傳】。著名的有十篇，稱【十翼】，分別是：【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史記•孔子世家】上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

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相信孔子真是【易傳】的作者，但孔子將【易經】作了義理化解讀卻是無法否認的。我們從【論語】、【呂氏春秋】以及西漢【帛書周易•要】等古籍中能夠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要】篇記載說：『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贛曰：夫子亦信其筮乎？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似爲一種占法——筆者注）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復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於德，則其爲之。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大意是：孔子晚年非常喜歡【周易】這部書，居住下來時便把它放在席上，出門行走時便把它放在袋子裡……子贛說：夫子也相信【周易】的占筮嗎？孔子說：我占筮一百次只有七十次占中了，就是周梁山之占，也必須服從多數呀！孔子說：【周易】我撇開它的祝卜成分，觀察其中的品德仁義。幽贊於神明而通達於筮策數，明了筮策數而通達於品德，就成了史。史巫的占筮，嚮往而沒有達到，喜歡它但卻不以爲然。後世的人懷疑我孔丘的，或者就是因爲【周易】吧！我求其德而已，我與史巫同路而不同目標。有道德的人靠自己的品德行爲的美好去追求幸福，因此祭祀求神比較少；有道德的人靠自己施行仁義去追求吉利，因此不靠卜筮去追求吉利。祝巫卜筮不是放在很次要的位置嗎？）

孔子輕占卜，重義理，與史巫『同途而殊歸』奠定了儒家研究【周易】的歷史方向，沒有【易傳】，【周易】不可能成爲儒家經典，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列入五經之中。漢代，儒家將【周易】推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在【漢書•藝文志】中這極爲明顯，【易】成爲比【書】更重要的文化元典。

孔子對【周易】的義理化闡述可以說是一種人文理性的進步，但漢儒將之列爲五經之首則毫無理由。政治經濟學經典不再重要，卜筮中蘊含的一些哲理反而更重要了。而且，將一本卜筮書進行過度的闡釋必將導致『神秘化』，在漢代這已經極爲明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有的學者將甚至【周易】同計算機和股票市場聯繫起來，到處招搖撞騙，搞得烏煙障氣。然而世人卻一點看不到【周易】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安全和健康，中國科技的創新和進步有任何幫助！

歷史乃中國文化的載體，歷代極爲重視。周代史書通稱【春秋】，史籍所見，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等等。至戰國，『春秋』仍泛指史書。【戰國策•燕策二】載樂毅給燕惠王書稱：『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班固【漢書•藝文志】指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中國古史皆出史官。可是孔子在對魯國史書作了一些似乎不大的修訂後，儒家不僅將【春秋】的著作權歸了孔子，且以爲經孔子修訂的【春秋】每個字後面都有非同尋常的政治意義，有所謂的『微言大義』在。

最早明確提出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他在【孟子•滕文公下】和【孟子•離婁下】中屢屢提及這一點。【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據【禮記•坊記】孔子引今【春秋】語，可知孔子不是在引自己的著作；【韓非子•內儲說上】載魯哀公與孔子對話，言『【春秋】之記』，亦可證明孔子之時已有【春秋】。

【公羊傳•莊公七年】上提到了未經孔子修訂的【春秋】，以及孔子的修訂結果，彌足珍貴。上面說：『【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這是記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發生的流星雨，孔子的修訂似乎使原文更藝術化了，卻少了寫實性地描述。

孔子未作【春秋】，但在後世儒者看來，孔子所作【春秋】的每個字都有深刻的政治哲學內涵，他們對一句普通的史實，常常牽強附會、煞有介事地解釋一番，於是就有了『五石六鷁』之說了。【春秋•僖公十六年】載：『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的作者認爲：爲什麼先說霣後說石呢？爲什麼霣石的記載精確到日而鷁鳥只精確到月呢？爲什麼霣石先說名詞（石）後說數詞，而鷁鳥則先說數詞後說名詞（鷁）呢？這都是有深意的。

這種穿鑿附會的解釋有時導致矛盾百出。所以鄭樵在【春秋考•自述】中宣言：『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朱熹則明確指出【春秋】不過是魯史而已，他說：『【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裡，何嘗雲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七統論經義】）

向中國文化元典中『摻沙子』，將【易經】和魯史【春秋】經學化的目是是樹立儒家在意識形態上的權威，結果卻使中國文化玄學化和神秘化了。有多少學者在【易經】的神明之德、【春秋】的微言大義是耗盡了自己的一生，又有多少中國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典籍因不符合儒家義理而被異端化，其中包括輕重之術這類關係國計民生的偉大學術！

是我們擺脫儒家系統化刪除和改造的文化元典，回歸西周王官學以及其歷史繼承者，集先秦諸子百家之大成的黃老學的時刻了。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二十一世紀，重新評價孔子及儒家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恢復中華文化的本原，還有相當多的工作要作——本文開頭那位學者的荒唐見解就是很好的說明。

不錯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