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球】陳世驤「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

一　前言：由幾則舊聞說起
（一）2009年7月，李歐梵在香港書展的系列公開講座中，以〖偉大的抒情傳統在21世紀是否還有意義？〗為題。他要討論的是【老殘遊記】的情思和意境。人們對【老殘遊記】的關注向來在於其政治、哲學意味──「為中國的衰亡、帝國的末日而哭泣」；然而在李歐梵的心目中，它卻是一部精彩的抒情作品，儼然一幅中國的山水畫。劉鶚在自序中寫道「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老殘遊記】超越山水意境，透視種種當代危機。李歐梵認為「抒情」的意義，就在於此。
（二）2006年，台灣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十屆國家文藝獎得主之一是電影剪接師1992年【悲情城市】的編劇朱天文接受【今天】雜誌的訪問，表示這電影充溢「詩意」，屬於「東方情調」；她引大量陳世驤〖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的論述作支持，說：「詩的方式，不是以衝突，而是以反映與參差對照。既不能用戲劇性的衝突來表現苦痛，結果也就不能用悲劇最後的『救贖』來化解。詩是以反映無限時間空間的流變，對照出人在之中存在的事實卻也是稍縱即逝的事實，終於是人的世界和大化自然的世界這個事實啊。對之，詩不以救贖化解，而是終生無止的綿綿詠嘆，沉思，與默念。」[1]〕廖慶松。評論家張靚蓓介紹他的作品時說：「打從【風櫃來的人】起，廖慶松嘗試自「敘事邏輯」轉向「情感邏輯」，繼而發展出以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為依歸的剪接手法；就在剪接【悲情城市】時，他開始以杜甫、李白為師，着眼於捕捉、探索及呈現東方式的情感世界，碰觸創作之神秘。」早在
（三）1999年春天，史葛．普勒特（Scott Pollard）發表題為〖抒情的文化：閱讀【詩經】後對西方文學的反思〗的一篇文章，[2]作者自言是一個受西方批評理論訓練的學人，明白「正典」的建構及拆解的意義。然而，他在大學講授「世界文學」時，覺得以下一種「大敘述」有其魅力：文學源起於史與悲劇，構成一個自野蠻到文明、神性到人性、非理性判斷到理性法則的連續體。如此這般去解釋世界各地文學非常有效。直到他讀到【詩經】以後，碰到中國源自抒情詩而非史詩的傳統：詩經的「文」傳統，一開就是高度自覺與天真並存，非稚拙的抒情民歌傳統；也不是如西方的史詩與悲劇就有顯示連續性的文化自覺的提升。於是，他得重思考閱讀西方文學傳統的態度和方法，發現中國式的抒情詩觀照其實可以帶來閱讀西方文學傳統的許多可能，重新聽到原來被壓抑但事實上是存在的聲音。
三則數據中，李歐梵之論提示我們注意「抒情傳統」論隱含了一個「時間」的框架。這個傳統是存在於過去的文化傳統中；他要問，至今還有意義嗎？他的答案似乎是正面的：現代中國雖已進入「史詩」的年代，但「抒情」仍有其意義。〖悲情城市〗的例子說明現代藝術如電影，也有普世價值以外的文化訴求，一種東方或者中國的「情調」足以讓這些地區的電影別樹一幟，與世界其它地區的作品爭勝；而這「情調」的根源就是「抒情傳統」。第三例則說明跨文化意識對本體文化的參照作用，被認定為源於史詩、悲劇的西方文學傳統，在中國抒情文化映照下，幽微為之洞燭，長期被埋沒的文化元素能夠再次顯現。由這三例看來，「抒情傳統」論述至今還可以是文學以至文化研究的一股重要的力量。
這個「抒情傳統」的論述，首揭於旅美學人陳世驤的論述，而以他在1971年離世前發表的的宣言──〖中國的抒情傳統〗為標誌；[3]其後張揚於高友工的幾篇重要論文，最後總其成於2002年的〖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長文。[4]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文研究領域中，更有王德威在2008年發表的長文〖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5]對「抒情傳統」的現代意義作出深入透闢的探討。這幾位學者之中，高友工的論述理論性最強，筆者另有〖從律詩美典到中國文化史的抒情傳統──高友工「抒情美典論」初探〗一文作過初步分析。[6]至於王德威的論述還一直在深化的過程中，其相關書寫層出不窮，值得引領企踵，我們暫且不作討論。本文將集中的探析陳世驤的中國文學史論，以見這位「抒情論述的奠基者的學術歷程。
二　陳世驤：由北大到柏克萊
陳世驤，字子龍，號石湘。河北人，1935年北京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畢業，留校任講師。抗日戰爭爆發後離開北平，在長沙湖南大學任教，1941年轉赴美國，在哈佛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從事教研工作，1945年受聘加州柏克萊大學，曾任該校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又籌辦比較文學課程。[7] 他的著述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主，兼及中國當代文學以至翻譯研究，文章散見各學刊或論文合集。其中十篇中文著作和譯文由弟子楊牧（王靖獻）編選入【陳世驤文存】；[8] 大部分以英文寫成的論文還未結集，因而流通不廣。[9]陳世驤的學術成就無疑是遠赴美國以後才漸漸顯現，但他去國以前，其實和中國三十年代文壇頗有淵源，他在北大攻讀時，深受老師艾克敦（Harold Acton, 1904-1994）賞識，二人聯合英譯第一個新詩選本──【中國現代詩選】（Modern Chinese Poetry）。[10]他和「漢園三友」卞之琳、李廣田和何其芳是先後同學；老師朱光潛在北平慈慧殿3號宅中舉行「讀詩會」，他是常客之一。[11]他自己也創作小說、散文和詩歌，但作品至今已不易得見了。筆者另有〖「抒情傳統論」以前──陳世驤與現代文學及政治〗一文詳細交代其中情況，本文不再贅述，[12]而以陳世驤去國後的學術發展為論。
三　【文賦】英譯
陳世驤在美國最早之學術成果為陸機【文賦】之英譯，發表在1948年出版的【北京大學五十周紀念論文集】（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Semi-Centennial Papers）第十一集，題為【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全編共71頁，分成三部分：一、陸機生平與【文賦】之撰定時間；二、譯文中部分概念和術語析論；三、【文賦】英譯。
第一部分用了21頁交代陸機的生平、考證【文賦】的撰寫時間。有關陸機生平事跡、【文賦】以外的其它文學作品，以至【文賦】撰寫時間的考定，對陳世驤本文的立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他據以說明【文賦】如何重視詩人崇高地位、重視原創性、強調詩人的心靈活動。更重要的是，他考定【文賦】完成於永康元年（公元300）。[13]陳世驤以為陸機正處於一生中的黑暗時期，心靈受盡折磨，而只有文學才是這有限人生的回應。【文賦】中所強調的「秩序」，代表生命創新的希望，在黑暗世界中灼耀閃亮。所以他期望讀者能體會陸機的內心感受。
第二部分以24頁討論16個翻譯問題，在此陳世驤很用心的去說明他的根據。[14]不過，我們現在關心的不是他的翻譯是否準確，對【文賦】的理解是否得當；我們要看的是他如何去體會【文賦】，他以甚麼文學理念去詮釋這篇中國文學批評的重要著作。我們可以把他的說明分三類作考察：一是對對【文賦】中的關鍵概念的詮釋；二是在【文賦】中尋找現代批觀念；三是比較技術層面的翻譯問題。其中第三項的理論意義沒有前二者那麼強，不必在深論。我們更可進一步討論第一和第二項。
（一） 對【文賦】關鍵概念的詮釋，我們可以舉出兩個例子：
例一：「情」
陳世驤譯「每自屬文，尤見其情」的「情」字，用上 『ordeal』 （試煉）一詞，他聲明是非常規的譯法。藉此機會，他指出「情」是一個具備雙重意義的詞：同時指向「主觀經驗」及「客觀景況」，所以一般分別譯作 『feeling』 或者 『situation』。[15]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此詞成了中國藝術與文學批評的專門術語，基本上它是不能翻譯的一個詞；就憑這個詞的核心意義可窺見中國藝術思維本質就是主觀與與客觀不能分割的統一，在功能上同時是「再現」和「表現」。[16]我們必須留心陳世驤這個論點，尤其是我們在回顧他的「抒情傳統」論述時，就會明白他並沒有停留在「表現論」，也不是僅僅重視創作主體的一面。我們注意到：陳世驤以為這種主客體並容的文學觀，與卡西勒【人論】中的「新康德主義」的藝術哲學觀點相同。
例二：「意」
陳世驤統一譯作 『meaning,』 而放棄在不同地方選用如. 『idea,』 『conception,』 『opinion,』 or 『intention』等其它可能的翻譯。因為陳世驤認定這是又是陸機一個特定的術語，「意」與「物」、「文」構成的關係，是當時知識界在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顯示當時社會對「言意之辨」的興趣；陳世驤認為這興趣有如現今批評家對「語意學」的興趣。[17]這也是陳世驤的一貫思路，既參酌現代「語意學」的進路，又不會忽傳統文化資源如「言意之辨」的背景論述。
（二） 在【文賦】中發掘與現代批評相通的觀念：
例一：「班」
「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從文意看來，不外指謀篇佈局；徐復觀云：「寫作首須謀篇佈局。『選義按部』兩句，皆謀篇佈局之事，而以『選義按部』句為主；蓋辭附於義，；辭之班次，乃由義決定。」[18]現代有學者對「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的比喻性感到興趣，以為與政治官場的比喻，重點是「考」和「選」，而選義比考辭重要。[19]然而，陳世驤，顯然對「按部就班」比較感興趣。因為橫亙於他胸中的是「秩序」的重要性。他譯之為 『order』，然後引用柯立律治（S.T. Coleridge, 1772-1834）在Table Talk所講的：「詩＝以最恰當之秩序佈置最佳字詞」（『Poetry=the best words in their best order』）。定義本身並非特別高深，但陳世驤再進而追問「最恰當秩序」從何而來？是以誰的觀點來判定？所以他再從柯立律治的【文學傳記】（Biograhia Literaria）第十八章找答案。在此章柯立律治非常熱心地細論「秩序」的意義。其論點有二：一、「秩序」觀的本源在於詩人創作；二、批評的目標在於如何寫作而不在如何褒貶。陳世驤以為這與陸機之說同一立場。再者，他又看到柯氏與陸機均強調創作過程的「沉思」階段。柯氏清楚表示「沉思比觀察重要」，於次序而言，也是先沉思，後觀察。陳世驤認為陸機同樣先論「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然後才是視覺和聽覺世界的觀察。所謂「詩之秩序」，陳世驤以為是一種「活」的、有生命之物的表現；這秩序由詩人的內在能力來調控。詩的經驗是在有機的、鮮活的成長過程中見秩序，這秩序是由詩人內在力量來調控以至化成的。用陸機的話是：「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這種對詩人內在力量的倚重，從陳世驤的角度看來，正是以文學抗衡黑暗的關鍵；緣此，文學就可以安頓心靈。
例二：「姿」
陳世驤對【文賦】中「其為物也多姿」一句非常感興趣。以為公元三世紀的中國文學批評中出現了「姿」的概念，與二十世紀西方一位出色的批評家布拉克謨（R. P. Blackmur, 1904-1965）的 『gesture』 的概念很相似。我們知道布拉克墨的思想最初從瑞恰慈而來，對詩與科學的區辨，以及詩的心理因素，特別留心。陳世驤參考的是他在1942年寫成的〖語言之為姿勢〗（『Language as Gesture』）。[20]布拉克謨在此則以勃克:（Kenneth Burke, 1897-1993）的「詩歌語言為象徵式的行動」（Poetic language = symbolic action）一說為主要根據；只是勃克的重點是語言變成象徵行動的過程，布拉克謨則以過程終結的象徵為思考對象。[21]陳世驤注意到布氏提出的：文學以語言去作成我們在實際生活中由肢體和聲音所表現出來的姿勢。其不同者，只是文學所作出來的姿勢，是以能夠持續、長存為目標（gesture as 『movement arrested』），所以要表現「美」及能「示意」（significance）為規限，而其形相卻又非一端而是多樣化的。陳世驤以為這就是陸機的「多姿」。他很用心的研究「姿」與 『movement arrested』 的類同之處。整個研究方式，是他後來許多更具規模的論文的一次預演。就這個具體問題，他後來更撰寫一篇長文〖姿與Gesture〗，詳細發揮他的論點。[22]
通過這類排比印合、匯聚分解的程序，陳世驤特別省悟到，距今超過一千五百多年的陸機，其實己思考過許多文學上的具普遍意味的議題，即使今天的批評家也應該同樣深感興趣。另一方面，陳世驤又以為現代文學批評以「科學性」、「學術性」、「分析性」為重，對照陸機這種出諸深情之作，應會看到現代批評的錯失和遺憾。[23]
四　起源的追索
英譯【文賦】是陳世驤到美國以後最先出版的重要學術著述，但發表的地方是當時的北平。為了紀念五十周年校慶，北京大學隆而重之地籌劃出版這本論文集；然而到正式面世時，適值中國政局劇變，其流通量似乎非常有限。1953年陳世驤重新修訂【文賦】英譯在美國出版。可惜原來北大譯本中反映他的想法的「系年考訂」和「術語析論」兩部分都被刪去。陳世驤在美國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應是1951年發表的重頭文章：〖探求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In Search of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24]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於表現出陳世驤對中國文學精神的把握，而且在方法論上也見到他如何周旋於「現代」與「傳統」。與這篇論文相關的另一篇文章是收錄於【陳世驤文存】的〖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25]就具體內容的學理和論據而言，十年後的中文論文當然比較周密詳查，然而，以論述涵蓋的規模和視野看來，則這篇英文論文更能說明陳世驤的中國文學觀念之發展路向。
這篇文章開首有兩段題辭，分別引自柯立律治和布拉克謨。上面提到陳世驤英譯【文賦】時就已提到他如何借重這兩位西方批評家的論見，[26]以解釋中國文學一些未得彰顯的批評觀念。觀此，可知這篇文章的進路。兩段題辭都集中在「字詞」的所承載的意義及其解釋力量。[27]這篇文章的出發點也是如此。全篇的上半部一直圍繞「詩」字所代表的意義作討論，由此引出與「詩」字相關的「志」字，再因「詩言志」說的發展與「詩緣情」說並論，探討「情志」一詞生成的意義。陳世驤當然不是第一個從字源意義去考究「詩」字的學界中人，楊樹達（〖釋詩〗）、聞一多（〖詩與歌〗）、朱自清（〖詩言志辨〗）等都作了許多基礎功夫。[28]在此之上，陳世驤除了徵引了一些外語詞彙作參證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把這些文字學的功夫結合文學理論來作出省察，再進一步把思考的範圍拓展到中國文學批評以至整個文學傳統的理解的層面。
陳世驤先根據「詩」字在【詩經】三次出現之情況推斷「詩」字出現於公元前十到八世紀初之時。[29]然後從「文字學」的角度，據其聲旁象「足」形，而義兼「止」（停止）與「之」（前往），去說明詩字之原始意義。因為「足」之又停又動，正是原始構成節奏之自然行為，也是上古的詩歌舞一體的綜合藝術的基本元素。而「詩」字的形旁「言」，表明「語言」的成分從原來的綜合藝術中獨立出來。陳世驤認為這個「命名」的行為，象徵了中國文學批評的萌芽階段，為「詩」立下定義：一種包含了節奏的文字藝術。因為強調了語言的成分，於是從孔子開始，大家可以從社會、倫理、政教、美感等角度詮釋詩歌的語意內涵。於是文學批評的各種理念（conceptions）漸次成形。於是，陳世驤將「詩」字之出現等同一種批評觀念的誕生，作為中國文學批評經常出現字詞簡約卻義深韻長的術語的一種表現。
往下陳世驤又舉出與「詩」字聲旁相關而較後出現的「志」字，以為「志」也因其聲旁有「止」及「之」的「相反為義」，所以也兼有「在心」和「嚮往」二義。早期「詩」與「志」可以通用，所以【說文】有「詩，志也」之說。因此，從「言」的重點在語言成分，而從「心」則重視心理因素；陳世驤認為這是對詩之心理因素有興趣之觀點（the viewpoint of the psychological interest of poetry）；而由描述性的「詩」，到朝向心理層面推進的「志」，顯示詩論的一大演化。至晚於公元四世紀初出現的「詩言志」一說是首次從心理目的論（psychological teleological）的角度界定「詩」，承認詩有其「目標價值」（purposive value）。陳世驤認為「詩言志」又是後世許多詩學爭論的源頭。因為論者可以從實用性的角度來詮釋「志向」，指向政教道德的目標；也可以按照「心之所之」的解釋，指個人內心的情感趨向。陳世驤繼而簡略地描述這兩大方向在中國曆文學史上的起伏和影響。[30]
順着這個思路，論文的下半部繼而討論另一個中國文學批評關鍵詞──「情」，並以陸機【文賦】的「詩緣情而綺靡」來說明這個公元三世紀開始的重情傾向。但陳世驤不忘指出陸機【文賦】沒有完全摒棄文學的實用成分，其中【文賦】所說的「夫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就是明證。他又以為這種比較平衡的觀點，或者說從二元對立中提升的更高層次（a third, more well-rounded and well-balanced idea to carry forward the progress in equilibrium），表現在「情」與「志」新組合成的「情志」（陳世驤譯作 『emotive purposiveness』）一詞。其中范曄【後漢書．文苑傳】、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等，就用到「情志」這個術語，或者以「情」與「志」對舉合論，以見二者之不能偏廢。最值得注意的是：陳世驤以「情」、「志」的融合，說明中國文學批評已進一個以美學為基礎而又富於分析精神的「現代文學批評」的領域。換句話說，中國文學批評的「遠古起源」始於「詩」字之成形，到「詩言志」一說出現已前進一大步，然後因所言之「志」的詮釋而開始鐘擺式的變化，首先是向政教道德的實用方向傾側，後來再擺盪到內心感情的一面，因而促生了「詩緣情」的主張，再而結合成「情志」綜合體，為中國文學批評奠下「現代」的基礎。
陳世驤這篇文章的結論是：中國文學批評後來的發展還是處於這鐘擺式的搖盪過程，往後固然有其它新的原則和意念出現，但從「情」、「志」發展出來的理念卻仍然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部分，而且這些「情」、「志」相關的理念更擴大影響，進入了中國藝術批評的領域。他又指出，中國文學批評理念往往以簡約的表達方式出之，尤其見於大量的詩話、詞話和曲話當中。他認為這些簡約的點評語彙，還是有其通幽洞微的意義，問題是今天我們能不能以「科學」的方法去作分解梳理。[31]
五　中國文學的文化本質
在〖探求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以後，陳世驤再有兩篇全面地論述中國文學的文章，分別是1952年出版的【美國大百科全書】中的〖中國文學〗專條，[32]以及1953年發表的〖中國文學的文化本質〗。[33]前者的對象是一般對中國文學沒有甚麼認識的讀者，後者是陳世驤為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的文化交流項目而寫的文章。由於寫作的特定目的所需，文中有不少篇幅用以陳述我們熟知的文學史常識和意見。不過，也因為文章要求對中國文學有整體的論述，一位負責任的作者往往也可以藉此機會展示他個人的文學史觀。我們在此不必重述那些通行文學史都有交代的常識，只選擇部分比較能顯示陳世驤個人見解的論點作介紹。
我們首先注意到，這兩篇一長一短的文章都包括了陳世驤總括中國文學的五項特徵，只是表達的文字稍有變化。這五項特徵是：
一、在封建時代，宮廷常是文學潮流的中心，然而文學創新的資源與靈感，往往來自民間。尤其境外傳入的思想和意念，常先立足於民間文學，然後經由文人「再經驗」（re-experienced）而提升。
二、中國古代雖不乏神話傳說，但卻沒有因此而產生輝煌正宗的史詩（full-fledged epic poetry）；諸神和神話英雄都被轉化為聖人賢君，寫入充滿道德教化的文章中。同時，中國亦沒有西方希臘的悲劇。
三、中國文學重「文」輕「武」，罕有歌頌戰爭或者激進愛國主義式（militant patriotism）的篇章。
四、中國文學沒有真正符合西方浪漫主義精神本質的「異世界觀」（otherworldliness）、極端個體主義，以至維特式的激情（Wertherian love），中國文學中雖然不乏探幽索隱的浪漫想像，但其馳騁的領域始終離不開人本或者自然的世界。
五、中國文學的語言特質如意符文字、單音節成詞、聲調辨義等，容易與美術和音樂等其它藝術門類融通；即如散文也可以達致詩歌的抒情性（lyricism）。
陳世驤要向世界讀者解說中國文學的特質，當然只能概略言之。提到的各項只能視之為一些主要的觀察角度，不宜以嚴格的邏輯去拷問其間是否周密無漏。同時，他從比較的角度立論，也是應有之義。例如第五項對中國文學語言的「陌生化」閱讀，主要由西方學者如費諾羅薩（E.F.Fenollosa, 1853-1908）等首倡，對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有深遠的影響。二十世紀以來這些理解也常常進入中國文學史的論述之中；陳世驤認同這個觀點，也以此為他後來的「抒情傳統」論述的出發點之一。又如第一項中國文學演變中「文人文學」與「民間文學」的關係一說，其實是新文學運動以來文學史論述的老生常談，現今學界亦多注意到此說的漏洞。但若檢視陳世驤對這個議題的反覆論述，我們看到他雖然也沒能將之證成為顛撲不破之真理，但卻又對不少具體的文學史現象的詮解有所幫助。[34]至於第二項指出中國無史詩與悲劇一說，是近世中國文學史論述驅祓不去的魅影，至今天其正負面的意義都不容忽視。此外，中國文學中反對軍國主義的「尚文」精神的申述，初看或會推想是中國在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對外宣傳的遺音，然而陳世驤在〖中國文學的文化本質〗對此論尚有不少開發，值得我們注意。
事實上，〖中國文學的文化本質〗一文的一個中心論點就是中國文學中的「文」的傳統。文章一開始就指出『literature』 在漢語中的相應字就是「文」。他又運用他一貫的「文字學」加文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展開對「文」字的分析，以為「文」字的基本意義就是「美學的」，象徵某種組合的能力，使碎亂不成形的細部構成有機的整體、對立的化成和諧、渾沌得其秩序，由此宣示人類創造力所能臻之善與美。這能力正能顯現在中國文學之上。[35]於是，中國文學又成為中國歷史與文明的一種融和凝聚的力量（unifying force）。在「文」的精神主導下，不必仰賴國族主義或軍國主義（nationalism or militarism），中國文化都能持續不衰。在劃定這個思考框架之後，陳世驤又就幾個具體的歷史現象作分析。首先，他指出【詩經】是「尚文」、也是反武精神的源頭，既有語言的音樂美，也彰顯和諧和秩序。又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他眼中是文學批評的黃金時期，「文」的精神表現為美學的視野。陳世驤又談到元明以後，「文」駐足於戲曲小說之上，也是就是說「文」在民間再顯示其融和凝聚之力，與文人士大夫與黎庶無間同存，譬如章回小說的開端往往表露出某種宇宙起源論（cosmogony）或者世界觀（Weltanschauung）；這就是士人與民眾同享之「文」的精神。
〖中國文學的文化本質〗一文的論述雖然龐雜而枝蔓，但卻清楚顯示出陳世驤提出一種「中國文學的尚文傳統」。這一傳統的詮釋力量似乎並不比「抒情傳統」說薄弱多少。尤其陳世驤的弟子王靖獻，就結合了「尚文」精神與中國有無史詩的問題，作出深刻細緻的探析，指出中國別有一種「尚文」的史詩，【詩經．大雅】中〖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篇合成了他所謂的【周文史詩】（Weniad），為這個詮釋開出一個典型例證。[36]本文開首提到史葛．普勒特因讀【詩經】而得感動，進而反思西方文學傳統，正是承受了其中「尚文」的詮釋觀點。最近傅君勱也有就「文」之「仿佛」於「物理」的文學意義，作出探究，雖然其說不一定傳承自陳世驤，但亦可以參證這個詮釋傳統的效用。[37]
六　「抒情傳統」論
在評介了幾篇陳世驤的重要論文之後，讓我們再回看陳世驤最為傳誦的文章：〖中國的抒情傳統〗。
陳世驤〖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是他在「美國亞洲學會」1971年年會「比較文學組」的開會詞。其書面刊布已在他身故以後。在此以前，他曾經發表的古典文學論文包括：
1957年：『Chinese Poetics and Zenism』（ 〖中國詩學與禪學〗）
1958年：〖時間與律度在中國詩之示意作用〗、〖中國詩之分析與鑑賞示例〗
1959年：〖中國詩中的自然〗
1961年：『Chinese Poetry and Its Popular Sources』（ 〖中國詩歌與其民間來源〗）
1966年：『Early Chinese Concepts of Poetry』（〖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
1968年：『To Circumvent 「The Design of Eightfold Array」』 （〖【八陣圖】圜論〗）
1969年：『The Shih-ching: 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Poetics』（〖【詩經】在中國文學史與詩學上的體類意義〗）
1971年：『On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Ch」u Tz」u Nine Song』 （〖【楚辭．九歌】的結構分析〗）
另外在他離世後，還有
1973年：『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 The Greatness of Ch」ü Yuan』〖詩時間的誕生：屈原之偉大』〗
其中〖時間與律度在中國詩之示意作用〗、〖中國詩中的自然〗是中國古典詩歌現象的論述；〖中國詩之分析與鑑賞示例〗[38]、〖【楚辭．九歌】的結構分析〗等兩篇，是針對個別作品的分析文章。〖詩時間的誕生〗一文則界介乎二者之間。〖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詩經】在中國文學史與詩學的意義〗是〖探求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有關「詩」的原始意義部分的進一步發揮。綜觀陳世驤的古典文學著述，還是對文學現象的源頭用力最多只有〖中國詩學與禪學〗一文以宋代詩學為論，算是是顯著的例外。[39]當研究視野以早期的古典文學為重心時，抒情詩的主導位置顯而易見。〖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緣此而來，也是順理成章。
現在學界引用陳世驤這篇短文時，多以楊牧刪訂後的譯本為據。文章的重點內容在楊牧刪本中基本上保留下來；然而，其中部分細節和行文語氣被刪略以後，我們對陳世驤原來的為文用心會把握得不太準確。以下我們覆案原文，對此稍作分解。首先我們必須明白，這是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其中一個分組的開幕詞；它並不是一篇按嚴格學術標準的要求而完成的論文。原文第一段是客套話，說自己「拋砂引玉」，第二段聲明他只作「引言」，把內容局限在「中國的抒情傳統」而不涉及其它東亞文學傳統。第三段才是楊牧刪本的第一段，解釋「比較文學」的目標。我們必須了解，「東西」或者「中西」比較文學，在當時只處於起步階段，陳世驤是其中重要的先鋒人物。在這個場合要多作點題──呼應「比較文學」的研究──也是必須的。原文第五段全部被楊牧刪掉，但於此陳世驤交代了他這篇文章的「不能避免的危險」：他致詞的時間有限，因此有可能會「簡約過度」或「渲染誇大」（oversimplification or overstatement）。於此可知陳世驤對此文的局限是自覺的。再者，陳世驤在原文中又說明部分論題將會在「比較文學組」內由其它學者申論，例如部分「東西比較」的論述會見於一位日本文學專家和兩位韓國學者的報告。又陳世驤論及中國小說時並不完足，原文有說明米勒教授（Professor Miller）將會就小說藝術與抒情精神的關係作深入精微的討論，可惜至今筆者未能查檢到整個小組的報告人名和題目，否則可以對陳世驤此文所詳所略的理由，或其中是否有疏漏缺失，有更充分的認識。
中文本另一個問題是對原文最主要的概念的翻譯頗有「未達」之處。原文多次用 『lyricism』 一語，這抽象的詞語幾乎是不可譯的，無論作「抒情主義」（又以「主義」來構詞，實在非常刺眼）、「抒情性」、「抒情精神」都不理想。中文本在各處分別譯作「抒情詩」、「抒情體」、「抒情文體」，把當中的抽象精神層面坐實了。又原文的 『tradition』 一語，中文本先後譯成「道統」；二者之間，其實有相當的差異。
最後，楊牧刪本以「所有的文學傳統『統統是』抒情詩的傳統」一句收束，看來鏗鏘有力，頗具氣勢。然而，所謂「通通是」原文作 『in a 「pure’ sense』，當中可能有「限定範圍」的意思──「若從其〔最〕『精純』之意義而言」。這樣說就表示一般情況並非如此「精純」。更重要的是，原文下面緊接的一句話就是：「我肯定這是誇張〔之言〕。」（I am sure this is exaggerated.）；往下陳世驤還說他是充分警覺「東方抒情傳統」的局限以及其真正的光芒。換句話說，他對自己所認知或者建構的「抒情傳統」，並非毫無保留的推崇；其局限看來是指它不能全面地支持這個傳統以外的文學生態，或者說，這個概念不能完備地解釋中國文學史上的所有現象。
七　結語
回頭細看陳世驤從英譯【文賦】開始的學術研究道路，我們可以理解他為何把文學主體的「心」、「志」、「情」等元素特別重視；同時，我們如果體會陳世驤的去國經歷和對國族文化的眷戀，要向國際人士講解中國文學、文化的意義，就會明白他為何站在中、西比較的立場發聲。如果我們仔細琢磨他的名文〖中國的抒情傳統〗的措詞和立意，如果我們沒有忽略他還有「尚文傳統」的解釋方案，就會領會「抒情傳統」的論述並非偏至之論，其解釋中國文學和文化的潛力，尚有不小的發展空間。
[1]朱天文〖【悲情城市】十三問〗，【今天】1992: 2。
[2] Scott Pollard 『Lyrical Culture: Rethinking Western Literature after Reading The Book of Songs,』 College Literature 26.2 (Spring 1999).
[3] 『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Opening Address to Panel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AS Meeting, 1971』, Tamkang Review 2.2 & 3.1: (1971.10- 1972.4): 17-24.
[4]高友工〖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中國學術】3.3 : (2002.11): 212-260。
[5]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3 (2008.9): 77-137。
[6]陳國球〖從律詩美典到中國文化史的抒情傳統──高友工「抒情美典論」初探〗，【政大中文學報】10 (2008.12): 53-90。
[7]有關陳世驤生平概況，可參考商禽〖六松山庄訪陳世驤教授問中國文學〗，【從真摯出發】（台中：普天出版社，1971），頁1-18；史誠之〖桃李成蹊南山皓──悼陳世驤教授〗，【明報月刊】，68期（1971年8月），頁14-22；謝朝樞〖斷竹．續竹．飛土．逐宍──陳世驤教授談：詩經．海外．楚辭．台港文學〗，【明報月刊】，第68期（1971年8月），頁23-30；楊聯升〖追懷石湘──陳世驤選集序〗，【傳記文學】，第19卷第5期（1971年11月），頁18-19；夏志清〖悼念陳世驤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傳記文學】，第19卷第5期（1971年11月），頁16-23，【傳統的與現代的】（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頁218-232；Cyril Birch, 『Obituary: Shih-Hsiang Chen, April 23rd, 1912-May 23rd, 1971,』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1.4 (October-December, 1971): 570-571; Charles Witke, 『Chen Shih-Hsiang: In Memoriam,』 Tamkang Review 2.1 (1971): 1-2; Harold Acton, Memoirs of an Aesthete, （London: Methuen, 1948）。本文提到陳世驤的畢業年份主要根據白之（Cyril Birch）所撰訃文，並參考艾克敦的【唯美者回憶錄】（Memoirs of an Aesthete, London: Methuen, 1948）。
[8]陳世驤【陳世驤文存】（台北 : 志文出版社，1972）收入中文論文8篇，英譯中論文2篇；簡體字本由陳子善校訂，增收中文2篇，英譯中1篇，於1998年出版。
[9]楊牧在【陳世驤文存】的〖編輯報告〗曾說明陳世驤的英文著作「委由加州大學Cyril Birch教授編輯」（頁268）；又參楊牧〖柏克萊──懷念陳世驤先生〗，【傳統的與現代的】，頁230。至今白之（Cyril Birch）已從加州大學退休，此一英文專集仍未面世；大概這個計劃不會實現。陳氏的中英文著作目錄見Alvin P. Cohen, 『Bibliography of Chen Shih-hsiang, 1912-1971, Part I: Writings in English,』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1 (Jan., 1981): 150-152; C. H. Wang and Joseph R. Allen, III, 『Bibliography of Chen Shih-hsiang, 1912-1971, Part II: Writings in Chines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1 (Jan., 1981): 153-154. 這兩個目錄其實並不完備，尤其1941年離開中國以前的著作均沒有記載。
[10] Modern Chinese Poetry (London: Duckworth, 1936).
[11] 參考沈從文〖談朗誦詩〗，【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第17卷，頁247。沈從文這裏的記述是今人談到「慈慧殿」讀書會最常徵引的資料，當中沒提及陳世驤。但據以下提到陳世驤寫給沈從文的信，可見他是「讀詩會」的參與者之一。
[12]陳國球〖「抒情傳統論」以前──陳世驤與現代文學及政治〗，【現代中文學刊】3 (2009): 64-74。
[13]學界對有關問題還有不同的說法，例如王夢鷗以為【文賦】之作約在元康八年（298年）以前，見王夢鷗〖陸機文賦所代表的文學觀念〗，【古典文學論探索】（台北：正中書局，1984），頁101-115；近期又有胡耀震的元康元年（291年）說，見〖文賦撰年疑案推斷〗，【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頁57-61。張少康在檢討過不同的說法以後說：「目前尚無材料可以確切地說明【文賦】的創作年代，不能輕下結論。好在這個問題對理解【文賦】的內容並沒有甚麼影響。」見張少康【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3-4。然而，創作年份的確立對陳世驤來說，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14]這十六個翻譯問題是：1. 情，2. 意，3. 中區，4. 批評的角度，5. 嘆逝；6. 六藝；7. 古今須臾，四海一瞬；8. 班；9. 岨峿；10. 形內；11. 理；12. 義；13. 賦；14. 姿；15. 嘈囋而妖冶；16. 課虛無以責有；見『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22-45.
[15]例如宇文所安的翻譯是 『their state of mind」 or 『the situation』, 見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0.
[16]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art as being in its nature an undifferentiated unity of the subjective and the objective, and in its function at once 『representative’ and 『expressive』.
[17]他特別推薦讀者參考湯用彤的〖言意之辨〗一文，認為當時知識界體會到的看重「意」的超越性，解釋了經籍語言模稜繁複的現象，肯定了「無名」、「無相」的概念，超越儒、道二家以經典文獻的詮釋之爭。
[18]見張少康【文賦集釋】86。
[19]此說始見於唐大圓【文賦注】，見張少康【文賦集釋】62。
[20] R. P. Blackmur, Language as Gesture: Essays in Poetry(New York: Columbia UP, 1981) 3-24.
[21]參考Stanley Edgar Hyman, The Armed Vision: A Study of the Methods of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 214-215.
[22]陳世驤〖姿與Gesture〗，【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8 (1956.12): 319-334。
[23]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20-21.
[24] 『In Search of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Walter J. Fischel ed.,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A Volume Presented to Professor William Popp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45-63.
[25]就好像【文賦】英譯中的術語析論所講的「姿」字，後來發展成一篇有分量的中西比較文學論文，〖探求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一文的前半部分論「詩」字，後來也被進一步改寫，先於1958年以〖試論中國詩原始觀念之形成〗為題在台灣大學演講，然後於1961年以〖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為題寫成長篇論文，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附刊第四冊，頁899-912；1966年再撮寫成 『Early Chinese Concept of Poetry』 (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11: pp. 63-68)。陳世驤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長達十餘年，在他的學術研究中可說佔有一個主軸的位置。
[26]前者是西方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詩人批評家，後者是二十世紀上半期美國新批評的健將。
[27] 『There are cases in which more knowledge of more value may be conveyed by the history of a word than by the history of a campaign.』 (S. T. Coleridge) 『[The dictionary], that palce of salutatory heuristics.』 (R. P. Blackmur)
[28]楊樹達〖釋詩〗，【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5.2 (1935)；朱自清〖詩言志說〗，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編【語言與文學】（上海：中華書局1937）；聞一多〖歌與詩〗，【中央日報】（昆明版）【平明】副刊16（1939.6.5）。在陳世驤之後，則有周策縱對此有更豐富的材料和更新的詮解，見Chow Tse-tsu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 (Poetry)』, in Chow Tse-tsung, ed. Wen-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8)。
[29]後來在〖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再根據這三次「詩」字出現之語境，認為當中有從「歌」區別之意，應是「語言的藝術意識漸漸醒覺時」【陳世驤文存】43-45。
[30]這種歷史描述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周作人在【新文學源流】以「言志」和「載道」之間的擺蕩蕩來描述中國文學史的先例。這種二分對舉的歷史論述自有其簡潔明晰的好處，但也難免有粗疏犯駁的地方。相對來說，陳世驤的論述邏輯比周作人之說可取。錢鍾書就曾批評周作人之對舉「言志」和「載道」是犯了混淆詩、文基準的毛病。
[31]他的比喻：要開採礦地上的金粒，必須要以金屬學家而不是鍊金術士的精神去進行。（not with the spirit of the alchemist, but with that of a good metallurgist）。
[32] 『China—Literature』 in Encyclopedia Americana (New York: Americana Corporation, 1952) Vol. 6: 541-548.
[33] Chen Shih-hsiang,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C. C. Berg, et al ed., Interrelations of Cultures: Their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Paris: UNESCO, 1953) 43-85. 其實這幾篇文章的撰寫時間差不多是同期的，因為當時出版作業時間長短不一，所以撰定與出版時間距離可能有或大或小的差距。例如【文賦】英譯的前言就提到在此之前一年已經寫完【美國大百科全書】有關中國文學的短文。
[34]參見 『Chinese Poetry and its Popular Source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s. 2.2 (1961): 320-325; 『The Shih-ching: 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Poetic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39.1 (1969): 371-413。
[35]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43-44.
[36]見『Towards Defining A Chinese Hero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5, 1 (1975), 25-35; 『The Weniad: A Chinese Epic in Shih Ching,』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ed by Chan Ping-leung et a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2), 105-42; 二文又收入From Ritual to Allegory: Seven Essays in Early Chinese Poet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7] Michael A. Fuller, 『The Aesthetic as Immanent Assent to Pattern within Heterogeneity, or Wen （文）, 鄭毓瑜編【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自然、審美與比較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47-80。
[38] 『To Circumvent 「The Design of Eightfold Array」』是本篇的增訂版。
[39]夏志清序【陳世驤文存】時提到陳世驤曾說：「【詩經】、【楚辭】多年風似愈論與文學愈遠；樂府與賦亦失澆薄。蓄志擬為此四項類型，各為一長論，即以前【詩經】之文為始，掫評舊論，希辟新程，故典浩瀚，不務獺祭以炫學，新義可資，惟求制要以宏通。庶能稍有微補，助使中國古詩文納入今世文學巨流也。」【陳世驤文存】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