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论近藤元粹的中国诗学批评

论近藤元粹的中国诗学批评
王兵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新加坡 637616）
摘要：
日本汉学家近藤元粹对中国历代诗学颇有研究，编辑评定了《萤雪轩丛书》以及部分名家诗集，总体诗学倾向是崇尚唐宋，贬斥明清。论诗主张以冲淡蕴藉为主，时出清警雄浑之语为妙，重视性情、韵味、才气和学古。其评点形式多样，个性鲜明，对当下的诗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近藤元粹 诗学批评萤雪轩丛书
近藤元粹，字纯叔，别号萤雪轩主人。嘉永三年（1850）出生于日本伊豫（今爱媛县），卒于大正十一年（1922），官至南州外史，是日本著名的儒学家、汉学家。他一生藏书甚丰，博览超群，尤擅长中国文学、历史、经学、书画等，对中国历代诗学更是用力颇深。不仅多方搜罗中国历代诗话编辑成《萤雪轩丛书》，而且对其所好之作家的诗集详加评定。通览近藤元粹的评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中国历代诗学的批评具有鲜明的针对性，那就是对其时日本诗学取向的一种极力反驳。日本明治年间，“吾邦诗学大行，而世多嗜好清诗，称为新调以相誇。”[1]（序）其时众人对清代诗歌的情有独衷引起了近藤元粹的强烈不满，凭着对中国历代诗学成就的认知，他在对历代诗话的评点中不时地会流露出对清诗陋习的批判，在对清人选本的评点中则多用清人与唐宋名家作比较，或用近乎义愤填膺的语言对清代诗歌弊端直接进行猛烈地抨击，“其鄙意不喜者，且驳击痛论，不遗余力，意盖在欲矫时弊也。”[1]（序）同时希望时人真正了解中国诗学的精华所在。
一、近藤元粹的总体诗学倾向
近藤元粹对清诗的批评有很多时候是掺杂在对其它朝代诗学的评点之中，因此只有大致了解近藤元粹的总体诗学倾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对清代诗学的批评，反之亦然。在近藤元粹评定的个人诗集中，魏晋六朝唯有《陶渊明集》一种；唐宋最多，主要涵盖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东坡、欧阳修、陆游等诗集；金元时期仅有元好问《中州集》一种；明代也只有高启和王阳明两人诗集入选。而清代作家的个人诗集，近藤元粹没有选择任何一位诗人诗集评定，只是应友人之邀，选择了《浙西六家诗钞》和《清六家诗钞》（又名《国朝六家诗钞》）两个选本加以评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近藤先生的总体诗学倾向是崇尚唐宋，但对其它朝代的名家名作也欣赏有加。依次解析如下：
首先，近藤元粹对魏晋六朝诗歌总体评价不高，认为“魏晋人之浮薄安知诗中之妙”[2](卷八P54)、“六朝人之文艰涩无味”。 [2](卷二P1)但是对陶渊明则评价甚高：“晋以下六朝人舍陶渊明更无一人。”[2](卷一P41)这主要源于近藤先生喜爱陶诗的风格。他认为“陶诗皆自真情来，不借修饰故能动人” [2](卷八P16)、“冲淡雅正得柴桑真趣” [3](卷七P7)，同时，陶诗不借修饰的淡雅诗风也成为近藤先生批评清诗的武器之一，“陶诗天然涌出，格韵浑成，以坡翁天才拟之，犹不能无径庭。况清人雕琢之笔，安得比拟乎？”[3](卷八P23)
其次，近藤先生对唐宋诗的总体评价较高，欣赏的作家也非常之多。从唐代而言，他认为“古今诗人之盛，独推李唐，”李唐三百年中，“其集大成者，独推杜少陵。”[4](绪言)除却杜甫的“集大成”之外，他对唐代其他作家的评价则略有侧重。如青睐李白是因为其诗歌“妙于神行”，[2](卷八P78)钟情白居易的诗歌是因为“唐诗之善感动人者白诗为最，虽李杜至是，或有逊色焉”， [2](卷九P101)欣赏韦应物、柳宗元是源于其诗歌“风格清腴”，[3](卷二P57)同时对王维、孟浩然、韩愈也都有称赏之处；从宋代而言，近藤先生总体上同意宋诗不及唐诗，在论述原因时他赞同刘克庄的看法：“唐文人皆能诗……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辩博，要皆文之有韵者尔，非古人之诗也。”[2](卷一P58)这实际上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宋诗的总体评价大同小异。但与此同时，近藤先生对宋诗还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的，他认为“唐人而不失唐诗声调犹齐人而齐语，楚人而楚语，不足怪，故宋人自有宋诗声调，不得以失唐调贬宋人也”，[2](卷六P77)对宋诗没有盲目拟唐而自有特色是予以肯定的。如评价陆游时论道“原本老杜而有独造境地，是亦放翁之所以为放翁也。其逊于杜，天下不独放翁，不足为瑕疵”。[2](卷八P88)在宋代诗人中，近藤先生最喜苏轼，视东坡为“天才”，“与太白仙才实为好敌手” [2](卷二P106)、“胸中之书，随手拈出，唐则有老杜，宋则有大苏，俱为别才。”[2](卷三P34)而对其时负有盛名的江西诗派则痛加贬斥，认为他们的诗歌“艰涩不足观”，并且把清人追奇求险的弊病归结于江西诗派的影响：“近世诗风一变徒以险艰轻薄为得意，其源盖似出于江西派流俗之弊，使人懊怅。”[2](卷六P12)
再次，近藤元粹对金元时期的诗作总体评价不高，对于明代诗歌更是贬斥多于褒扬。在金元时期，近藤先生仅拈出元好问诗集作评点，且称赞其“金国之诗不得不推遗山第一”。[2](卷二P115)在明代也只拈出高启和王阳明两人诗集作评点。他称“高青邱之诗，冠绝于近世，人皆喜诵读焉”，[5](例言)称王阳明“诗亦往往出新意奇语，而格调清淡闲肆可喜者，不为少矣”。[5](绪言)近藤先生更多地是对明代模拟之风的批评，认为“极力摹拟是明人陋习，其不及唐宋职此之由” [2](卷六P62)、“宗唐弃宋，明人陋习”。[2](卷二P102)这种陋习尤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为甚，故近藤先生对其大加斥责，“明人之剽窃宜以于鳞为最魁” [2](卷八P65)、“于鳞弇州为刻鹜之鼻祖。”[2](卷八P69)
从上述的梳理来看，近藤元粹对中国历代诗歌总体的认识是“古人之诗，以唐为至，宋次之，元明规矩放失，至于清颓波无挽，是千古铁案”。[2](卷六P92)可见，他认为中国诗歌的总体发展走势是唐代达到顶峰，继而愈演愈衰。近藤先生评点清代诗歌同样以此论点为标准，虽然言辞激烈，但不失为一家之言。
二、近藤元粹的清诗批评
近藤元粹对清诗的批评一方面渗透在对宋元明清诗话的评点之中，一方面体现在对国朝六家和浙西六家诗歌的具体批评上。概括起来，近藤先生主要指出了清诗的三大陋习。
第一是过分求奇。近藤先生在评钱载诗《汪博士棣招游平山堂》时云：“但用怪癖险艰字为得意，是清人陋习。”[1](卷四P21)在评吴锡麒《题邝湛若砚铭并洗砚池字拓本》诗时曰：“艰涩使后人不能解，是清人狡狯手段眩人耳目者，可谓陋习矣。”[1](卷六P16)由此可见，近藤先生非常不满意清诗的过分求奇。事实上也是如此，翻检清代诗作，像陶渊明、王维、韦应物等诗人的那种淡雅流丽的诗歌很难遇到，像李白、苏轼、陆游等诗人的那种清峭超迈的诗作也不多见，更多地诗作是一味求得形式上的奇崛，而在意境上却得不到完美统一。近藤先生将产生这一陋习的原因一部分是归于自唐五代以来诗歌陋习的影响。《对长夜语》有云：“立心不专，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盖诗之极盛，其实体制自此始散，僻字险韵以为寓，率意放词以为通，皆有其渐，一变则成五代之陋矣。”近藤评云：“今日清人之陋则原于五季之陋乎！”[2](卷一P59)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清人没有处理好辞和意之间的关系。他说：“唐宋人之诗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以陈辞，故清峭则真清峭，骀宕则真骀宕，读去无些痕迹。清人之诗先辞后意，故一读似清峭骀宕而非真清峭骀宕，是于唐宋人外别开邪路也。”[1](卷六P20)
第二是失真性情。由于清人过分地讲究诗歌形式上的新奇，所以最终导致诗人之真意、真情得不到很好地体现。近藤先生在《评定浙西六家诗钞序》中借赵云松之口指出：“‘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挦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旨哉言也，近世清人之诗，往往有此弊。”[1](序)这里赵氏提出的“精思”就是近藤先生所崇尚的真性情。他认为“真情之诗不论巧拙使人感动”，[3](卷四P33)诗歌“自真情吐露来，故读去蔼然有深味”。[3](卷七P23)而这种真情在清诗中则见之甚少，所以近藤先生感叹道：“方今之诗大抵以无情之语欲动人之情之类也” [2](卷十P67)、“清人之陋习而谓不失乎性情之正，则天地间无一失性情之正诗也。”[1](序批)
第三是创新不足。诗歌发展到明代，已经很难超越前贤，故而前后七子以复古自命，终而蹈入剽袭模拟之渊。清人虽有创新的意识，自觉反对明诗摹拟之风，但最终未能自立机杼，独树一帜。近藤先生认为有清一代的诗歌是众声哗然，却终不成调，“唐人自有唐时之音节，宋人自有宋时之音节，是唐宋之所以为唐宋。明人一一模拟是所谓村女之颦，里人掩户拒之耳。清人则蛙鸣蝉噪，听者不胜其喧聒也。”[2](卷十P73)宋人也趋汉唐之后，但是宋诗在继承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却能有所创新，自成风格。因此，近藤先生非常不满明清人开口便骂宋人，究其原因，则是清人在对诗歌的创新上不如宋人。
在评点清诗的总体风貌时，近藤先生不仅仅只是一味地抨击，对清诗中的佼佼者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严羽在评论晚唐时说：“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近藤先生仿此类推清诗也说道：“盛唐人诗亦有似明清人诗者，明清人诗亦非无一二似盛唐人诗者。”[2](卷一P41)他欣赏的清诗主要是那些没有清诗陋习的具有“气骨崚增”风格的作品：“清人之什，气骨崚增，激壮挺拔，亦非一二可观者，博览该通，取长舍短，是学者所当为焉。”[1](序)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同样体现在对《国朝六家诗钞》和《浙西六家诗钞》中主要作家作品的具体评点中。
总体而言，他认为“国朝六家”在水平上要大大高于“浙西六家”，且推尚王士禛和查初白。近藤先生在评定《王阳明诗集》时就对王士禛评价甚高：“近世王渔洋南霁云祠行长篇，跌宕悲凉，冠于词林” [6](卷二P12)在《评定国朝六家诗钞》中更将其尊为“清人中翘楚”，[3](卷三P1)这主要因为论者心仪王渔洋诗歌中的“闲淡有味” [3](卷三P7)以及类似于陶渊明诗的“不借修饰而自觉情味发露”。[3](卷三P25)近藤先生视查初白同样如此，认为“初白当时作家可与渔洋相颉颃”，[3](卷七P1)欣赏查诗的“平稳淡雅” [3](卷七P1)以及诗句中含蕴的“慨然感怆之意”。 [3](卷七P23)对其余四家，近藤先生则议论平平，间有褒贬，“其他则赵秋谷、宋荔裳次之，施愚山则技斯降矣。至如朱竹垞，以文为能事，诗则格意凡鄙。”[3](序)
在对“浙西六家”的评点中，近藤先生最欣赏袁枚，认为“论其才则他五家恐不及子才之敏捷”，[1](序批)“随园盖骚坛一侠客，轻薄而有才者，不得以文人学士视之。”[1](卷五P1)正是由于袁枚的才高气盛，才能使其诗作少却了许多清诗陋病，所以得到了近藤先生的好评。另外，他对吴锡麒的诗歌评价也较高，欣喜吴诗的“清幽超远，风格自高”。[1](卷六P5)至于其他几位，他认为诗才相当，水平一般，“坤一之才与松瞻相伯仲，比受铭则在昆位，比太鸿则在弟位，要之，不能伺唐宋堂室者。”[1](卷四P1)这些定位还是能基本反映浙西六家的实际情况的。
三、近藤元粹的论诗主张
在了解近藤元粹对中国历代诗学的总体评价以后，我们基本可以知晓近藤先生的诗学喜好，据此也可以梳理出他论诗的基本主张，即诗歌要“以冲淡温藉为主，时出清警雄浑之语为妙”。[1](卷四P21)这种诗学追求我们可以从近藤先生选择评定的个人诗集中看出端倪，其中陶渊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诗风均是以冲淡为主，而不失蕴籍；另如李白、杜甫、欧阳修、苏东坡、元好问、高启、王阳明等人诗风则或有平淡雅致者，或有清幽超迈者，或有众体兼备者，总之，这些诗家的诗风基本上均为近藤先生所肯定，同时也昭示出他自身的论诗倾向。另外，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萤雪轩丛书》中，近藤先生论诗时提及“诗家三昧”就有近二十处之多，这些论诗心得均与他的这个诗学追求相关。
概括起来，近藤先生认为诗歌要达到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需要具备以下要素：
其一是真情，这也是近藤先生批驳清诗险怪奇崛而无真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诗歌中如果有真情，外在的遣词造句自然语从意出，不假雕琢而真情自现。而如果没有真情，徒从形式上求新追奇，那只能是割裂言与意的联系，无从索解。近藤先生在评点清人诗风弊病时就非常同意《滹南诗话》里的观点：“文章以意为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谓深中其病矣。”[2](卷四P67)在评点《说诗晬语》时他同样赞成沈德潜的观点：“温李擅长固在属对精工，然或工而无意，譬之剪采为花，全无生韵。”[2](卷十P83)另外，近藤先生还论到性情和学问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对于诗家来说均是必备的素质，但是其间关系也十分微妙：“读书该博，学问纯正，而其诗不能巧，无风韵流动之趣者，性情不足也；才读数卷书，作诗却有可观，故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然非已有性情而又能读破万卷者则终不能为大家矣。”[2](卷四P102)也就是说，仅有学问五真性情不成诗，学问不大但具真情也或能有佳什，若想成为大家，则二者必须皆备。
其二是韵味。诗歌具有真情固然重要，但是并不代表诗中只要输入真情就自然成就好诗。近藤先生认为诗歌有时“意则同而诗则有高下”，[2](卷六P27)主要原因是诗人对情感抒发的掌控有高下之分。一种境界是“诗当使人一览语尽，而意有余”，[2](卷九P51)言尽而意不尽，余味深长。另一种更高境界是“情到极深，每说不出”，[2](卷八P70)情感蕴蓄于字里行间，含而不露。这两种境界就是诗歌创作中必备的韵味。近藤先生推崇的陶渊明等人诗作便是看似枯淡，实则蕴而不露，“所归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2](卷七P3)盛唐诗人的诗歌则更是多有韵味，“唐人之诗自有神韵”，[2](卷二P19)晚唐时期，名篇佳调也是“情韵双美”；[3](卷六P19)清代王士禛论诗倡“神韵”，近藤先生与之不谋而合，所以论其诗作为“温雅有味”。[3](卷四P51)可见，诗有韵味是近藤先生理想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三是才气。近藤先生所论之才气涵括诗中流露之才气和诗人身具之才气两种情形。诗中之才气主要表现为名诗佳句从妙悟而得，自然而发，诗中神韵意境非搜肠刮肚、冥思苦想所能达到。《艺圃撷余》有云：“使事之妙，在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可意悟不可言传，可力学得，不可仓卒得也。”近藤先生评曰：“得诗家三昧。”[2](卷八P61)在评点这类“得诗家三昧”的作品时，近藤先生爱用“天籁”、“超逸”等词形容之，如“诗句以天籁为上，诸体皆然”，[2](卷十P84)“冲淡超逸，玉叔亦不负作家之名也。”[3](卷一P37)诗人之才气则一方面来源于先天的气质禀赋，即天才；一方面来源于后天形成的人品。在近藤先生评点的作家诗集中，有一部分作家的诗歌风格并不属于他所认为的诗学正宗，诸如李白、杜甫、苏东坡、袁枚等，但是近藤先生对其仍是崇尚之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论者认为他们是天才或曰“别才”，不能和普通文士相提并论。因此，这些天才诗人清警雄浑的诗风也为近藤元粹所肯定。另外，近藤先生还非常注重人品对诗歌风格的影响，认为“诗之辞气由人品”。[2](卷八P57)譬如他对查初白诗歌的肯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敬佩查氏的人品，“初白晚年得官不久，而决然挂冠，比之老衰而不知休者有高节，宜矣其诗之卓出于时流哉！”[2](卷八P41)
其四是学古。虽然近藤先生在批评明清诗歌时不遗余力地痛斥其模拟弊习，但是他并不是认为诗歌不能学古，他主张学古而不泥古，要在学古基础上有自家特色。所以近藤先生指出：“换骨夺胎是诗家三昧”，[2](卷七P32)服膺陆游在原本老杜的基础上能独造境地。在学古对象的选择上，近藤先生同意袁枚的看法，“夫三百篇邈矣，汉魏六朝亦不易摹仿焉。袁子才尝云：‘古风须学李杜韩苏四大家，近体须学中晚宋元诸名家。’此语可以为初学指南车也，余因谓清人之论已如此。”[1](序)这种兼采唐宋之长的学古路径是和他总体的诗学追求一脉相承的。另外，近藤先生还对学古的相关注意事项作了阐述。第一是不能学习古人弊处。他说：“后学宜学古人之美，不宜学古人之累。以古人之累为例以掩拙者，大谬。”[2](卷八P95)在评点厉鹗诗句“秋声满帘那可宽，明月出树如相寻”时，近藤先生指出：“不论声律，盖亦放翁集中所谓吴体之类也，不足以为后学模范。”[2](卷一P31)第二是不能盲目模拟。近藤先生认为明代诗歌的最大弊病不在于是否应该学古，而是在于如何学古。他将明人的学古称为“不文不词，依样画葫芦耳”，[2](卷六P67)可谓切中要害。
近藤元粹一生评定中国历代诗集甚夥，并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评点风格。评点中言辞激烈，褒贬分明，而且嬉笑怒骂跃然纸上，随意洒脱，不拘泥于程式。虽然其中有情感勃发而间失公允之处，但是总体看来他的评点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另外，他以一个国外汉学家的视野评点了中国历代诗学的得与失，尤其是在其国人竞相学习清诗的背景下，对中国历代诗学进行了散金碎玉似的梳理，认真辨别良莠，总结诗学规律，引导着读书人自觉汲取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所有这些均给中国当下的诗学研究者们留下了许多启示。例如，当下的清诗研究方兴未艾，诗学研究者对于清诗成就的定位越来越高。事实上，我们只有把清诗放在中国历代古典诗歌的大序列上进行审视，才有可能给予它相对准确的价值评判，而近藤先生对于清诗的批评无疑是值得我们参考和深思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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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Kondo Jinteng Yuncui’s criticizes of Chinese poetics
Wang B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637616)
Abstract: Japanese sinologist, Kondo Yuancui, did very well in Chinese poetics of all dynasties, editing and assessing Yingxuexuan Series and parts of collection of poems with the inclination to advocate general poetics of the poetic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o denounce the poetics of Song Dynasty. He sponsors the natural sense and understatement with some tints of grandness and explicitness emphasizing sentiments，rhyme, talent and tradition. His comments are various in forms with outstanding traits, bringing the inspiration to the present poetic studies.
Key words: Kondo Yuancui Poetic Criticism Yingxuexuan Series
作者簡介：王兵，男，1979年1月生，文學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明清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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