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传正诂，隶楷正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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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十三] 经传正诂、隶楷正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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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解字》不但在那时代肩负起学术文化的澄清导向任务，对后世文字的正定更奠定深远的影响。前者是解决经传的正确诂训；后者是纠正隶楷的错讹形构。

　　& 首先说到经传训诂问题，这是汉世儒生争论最多的老问题。自从秦始皇有计划焚书，民间经籍一时几绝。到了项羽纵火咸阳，连政府仅有的部分也成了灰烬。刘汉建国，才慢慢设法复旧。可惜原本已绝，只能根据前辈儒生的记忆，口述传授，用通行隶书纪录。可是此入彼出，不要说各人的传述多有不同。就是同出一人，前后也未必一致。为了迁就事实，同一经籍可有几种传本同被承认。西汉之世为五经立官多至十数博士，显然就是权宜措施。而在此时，逃过秦时劫火的古本却部分出现了。《汉书‧艺文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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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又《刘向传》云：

　　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

　　《说文‧叙》亦云：

　　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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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壁所出古文经籍，是否真是原始面目姑且不论。至少，同一种经，用今文隶书纪录儒生口述竟有多种传本，则显然不合理。诂训上自相径庭的解说，更令学者困惑。古文经籍价值的应被承认，该是自然而必需的。可是今文学家在这一点上却联成一气，坚决反对。著名的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可以说就是代表当时有识见的学者们的不平之鸣！所谓‘专己守残，党同门，姤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今天，我们看起来，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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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立国，规模制度大致一仍旧贯。只有古今文的论争形势逐渐有了转变。那就是今文经传解说纷歧，朝庭上下都深觉不耐。而古文经传则愈益引起学者重视。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虽是奉令行事，却也正表示大势归趋，迫切需求正确的解说。而许慎‘五经无双’，可说通贯今文得失。在‘连月迺罢’不了了之后，得机师事贾逵，转途改辙从事古文研究，正表示他深知五经诂训的异同，根源于文字书体传写的讹误。汉世儒生据隶书以解经，其谬误可以想见。《说文》前叙痛切指出：

　　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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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世儒生的误解经籍，是由于凭隶书为说。因为只知隶书，连带地也就不信孔壁古文经籍。《说文‧叙》云：

　　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燿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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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是经艺之本。经传正确诂训却不能依据隶书。许慎心目中小篆省改大篆，大篆由于古文。‘叙篆文，合以古籀’发愤著为《说文解字》，是解决经传正确训诂的基本工作。在他所处的时代来说，无疑是肩负起学术文化澄清导向的任务的！

　　& 其次，《说文解字》的著成更是为纠正隶楷构形的讹误。文字不但是‘经艺之本’，也是‘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换言之，人类的文明实际是渊源于文字。许慎以为小篆以前，文字的一笔一划，都有它的深意。隶书的出现，纯然为书写便利‘以趋约易’，古文的原始构形从此失去线索，连带原始意义也不可寻求。‘古文由此绝矣’，在许君这一超过事实的话里，是有千万沈痛感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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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隶继承秦隶，更是江河日下。‘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那只是俗中之尤俗者少数特殊字例。事实上，即使是政府公文用字，也是纷歧无定，错误百出。《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曰：

　　援上书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向，成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荐晓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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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许慎的看法，正本清源乃是古籀小篆形音义的全面董理．，才能恢复文字正确的运用。许冲《上说文表》虽然特别强调《说文》对经传诂训的价值，同时也认定对于文字本身承先启后的贡献。所谓‘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鸟兽、虫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许慎本人也特别表明他的目的是：

　　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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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论析，他的理想大致都没有落空。尽管隶楷仍不断有错误，但已有了正确根据。所以《说文解字》对后世文字的正定，无疑已奠立深远的影响。至于沟通古今。为汉文字的渊源演变建立研究的桥梁，许君本人在当时也许根本没有想到。（参见前引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