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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炎黃華夏漢業復興會 史學月刊，2005年第10期
【關鍵詞】明清；薙髮易服；朝鮮；【燕行錄】；歷史記憶；民族主義
【摘 要】在17世紀中葉以後出使北京的朝鮮使者的旅行記錄中，對『薙髮易服』後滿清王朝的服裝有大量尖刻和嚴厲的批評，通過這種批評可以看到，明清易代以後，朝鮮人對中國文化認同的巨大變化。朝鮮人對滿清服裝的鄙夷，其實來自一種文化立場，他們固執地認定漢族才是中華帝國的正統，大明衣冠才是中華文化的正宗，而滿清卻是蠻夷，穿滿清服裝則是文化淪落的象徵。同時，他們想像在戲台演出、使團朝覲以及婦女衣着等方面保存的舊時衣冠，能夠再度喚起漢族的歷史記佗，這表現了當時朝鮮人堅定的『中華』觀念以及這種觀念後面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對漢族服飾的斥責，並沒有充分理解一般民眾『遵時』和『從俗』的習慣，因此在這種關於中國的批評中，既有正當的朝鮮民族主義感情，也有維護正統的偏見和過於嚴厲的高調。
Where are the Hats and Clothes of Ming Dynasty Nowadays
GE Zhao-guang
（History Department，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ir-cutting and clothes-changing； Korea；Yan Xing Lu；historical memory； national-ism
Abstract：Numerous severe and sharp criticisms of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hair-cutting and clothes-changing』 can be found in the travel notes of the Korean ambassadors who were sent to Beijing after the mid-17th century. Anenorm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Korean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an be felt in these criticisms. It can be said thatthe scorn of the Koreans to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its origin in a certain kind of cultural position from whichthey took the Hans as the orthodox of Imperial China and the clothes of the Ming dynasty as the orthodox of Chinese culture. While the Manchus were barbarians, wearing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would be taken as an obvious sign of cultural degradation. Moreover, they thought that the Hans」 historical memory could be aroused by wearing the old Hatsand clothes on the occasions of stage performance, the pilgrimage of ambassadors in the Royal Court and the daily life ofwomen. A firm notion of 『Chinese』in the minds of the Koreans and the nationalist emotions behind that had their expressions in their actions. Their blame of the Hans」 clothes-changing showed that they had little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of the ordinary people’s choice of conforming to the custom and necessity. Therefore, we can find both nationalist emotions of the Koreans which were reasonable and the prejudices and some time too severe exaggerations which were aimedto maintain the tradition.
引子：不意猶見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1765），35歲的洪大容（1731-1783）隨朝鮮使節團出使清帝國，到達北京以後，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裝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後，走出午門，有很多好奇的人圍觀，這時『有兩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數珠，觀良久不去』，洪大容覺得很詫異，便上前詢問：『老爺熟看我們何意？』這兩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貴國人物與衣冠。』洪大容追問道：『我們衣冠比老爺如何？』兩人都笑而不答。[1]（p90）據洪大容事後記載，這兩個人是翰林檢討官，一個叫昊湘，一個叫彭冠。在朝鮮使臣穿着朝鮮正式衣冠，其實就是被滿清滅掉的明朝衣服。到北京的時候，他們成了滿清帝國首都的一道異樣風景，朝鮮使者常常被好奇地圍觀，不止是這兩個翰林檢討，另一個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經來問：『貴處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個叫周應文的讀書人，更好奇地問：『貴處衣冠可是箕子遺制否？[2]（p95、102）顯然，滿清帝國的文化人，對於這種本來屬於漢族的衣冠已經不太熟悉了，這使他們不僅陌生，而且好奇。
其實稍早的時候，經歷過明清之際那一場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記得這種舊朝衣冠的，清初葉夢珠【閱世編】卷八記載：『前朝職官公服，則烏紗帽，圓領袍，腰帶，皂靴。紗帽前低後高，兩旁各插一翅，通體皆圓，其內施網巾以束髮，則無分貴賤，公私之服皆然。圓領則背有錦繡，方補品級……腰帶用革為質，外裹青絨，上綴犀玉、花青、金銀不等。[2]（p173）這就是舊朝大明的衣冠。對於曾經滄海桑田的人來說，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順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剛剛滅亡五六年，儘管南明朝廷還在南方掙扎，朝鮮還在東邊堅持沿用崇禎年號，可漢人卻已經不得不改易發服，鄭太和（1602～1673）到清帝國來，就看到『尚書曹姓漢人押宴，見吾冠帶，凝淚滿框』[3]（鄭太和【陽坡朝天日記】，p106）。而麟坪大君李洽（1622～1658）在順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達山海關，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見使行服着，有感於漢朝衣冠，至有垂淚者，此必漢人，誠可慘憐』；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見後，也發覺『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3]（李㴭【燕途紀行】中，【燕途紀行】下，P221、234）
但是時間會磨滅記憶。在康熙八年（1669），當一個普通漢人王秀才被朝鮮人閡鼎重（1628-1692）詢問明朝冠服帶履之制時，他還能說出秀才、舉人、大學士的制度，當閡鼎重拿了實物考問他，儒巾是否『無纓腳』的時候，他還能一一指出『龍眉鳳目俱在，其制是無差也，元無纓腳。[4]（閔鼎重【老峯燕行記】，P379-380，389）但是，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國已經建立120年，算起來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漢人都已經習慣了滿清的服飾，倒把本來就是自己漢族的衣冠看成異鄉制度，潘庭箔看見洪大容『以方冠，着廣袖常衣』，他不知道這是朝鮮的秀才常服，卻嘖嘖稱讚它『制度古雅』，還得朝鮮人洪大容反過來告訴他，『我們衣服皆是明朝遺制』。[5]（洪大容【湛軒燕記·千淨筆談】，p375）
一、舊日衣冠：無意中開啟的歷史記憶之門
這是『明朝遺制』，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諱。那麼，在清朝中葉，朝鮮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國來，是否真的會喚起一些關於戰爭、王朝、族群的歷史記憶？
雖然漢族人並非天生就應當是中國的執政者，但是以『華夏』自居的漢族人一旦被原來鄙為『蠻夷』的滿族（洲）所統治，在心底深處卻始終有恥辱感。康熙三年（1664），洪命夏（1607-1667）到北京時，就說漢人見到朝鮮使者，『皆有嘻噓嘆息之色，欲語未語……蓋見我衣冠，自不覺其感慨而然也』 [6]（洪命夏【燕行錄】，p314），這種心情在短期很難平抑。大約五年以後，遼東一個姓顏的漢人知縣在見到朝鮮使者閡鼎重的時候，儘管言語之中頗有忌諱，但也很坦率地說他自己官居正七品，進士出身，雖然遵照清朝制度穿了清代衣服，『不敢戴紗帽』，但是仍然『羨貴國尚存漢官威儀』。[4]（閔鼎重【老峯燕行記】，p386），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押（1737-1795）還記載說，『每與渠輩（指清國人）語，問其衣服之制，則漢人輒赦然有慚色』。
為什麼漢人『有慚色』？因為『問我人服色，或雲此是中華之制』但是，存有這種歷史記憶和族群意識的人畢竟還是少數，大多數漢族人對朝鮮使臣穿的明代衣冠，好奇歸好奇，但只是看看而已，最多是啼噓一番，甚至還有人想方設法地為自己穿的滿式服裝辯護，他們半是自嘲、半是解嘲地說，滿清的衣冠也有很多好處，『頭髮盡剃，無梳櫛之勞，上下均服，無名分之別，制度簡易，執事服役無所相礙』[3]（李坤【燕行紀事·聞見雜記上】，P644）；還有人覺得一代有一代的衣冠，像前引葉夢珠【閱世編】中就承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間隨時變更，不無小有異同，要不過與世遷流，以新一時耳目』。所以，潘庭篤就對洪大容說，這其實並不是為了鉗制漢人，當年達海庫爾纏也建議『衣服從漢人之制』，但是皇帝不聽從的理由是，滿族（洲）服飾使人方便打仗，因為穿了漢族人的『寬衣大袖』，等於任人宰割，『若效漢習，諸事便怠惰，忘騎射，少淳樸，失禮度』。[5]（洪大容【湛軒燕記·乾淨筆談】，p416-417）
漢族中國人對『易服色』看得如此輕易，這使得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鮮使臣打心眼裏看不起滿清治下的漢族文人，儘管像崔德中這樣的朝鮮人也知道，漢族人如此也是出於無奈，因為滿清『或囚或打』，漢人在高壓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們仍然不能釋然於心，對清帝國那種『以中華之禮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資』的現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視。他們反覆說，滿清帝國其實不是中華，而是蠻夷，更何況如今『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制日遠而日亡，將不得復見』，[3]（李坤【燕行紀事·聞見雜記上】P644）這話說得很沉痛。
二、仍舊前朝服色：中華唯有遺民？
滿清人關前後，依照歷史慣例建立新的年號，進人漢族地區，又強迫民眾剃頭辮髮，雖然看上去是用滿族（洲）習慣強迫漢族，實際上，恰恰無意中沿襲了 『改正朔、易服色』的漢族傳統。不過，堅持漢族傳統的遺民在『留髮不留頭』的威脅下，用同樣的傳統應對，以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髮編辮作為氣節的象徵，『朝華而冠，夕夷而雋。與喪乃心，寧死乃身』，『保發嚴夷夏，扶明一死生』，[①]在這上面，好像新朝和遺民勢不兩立。
落髮易服的過程其實相當殘酷和艱難。日本學者桑原鷺藏根據【東華錄】記載敘述道，順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清人剛剛進人北京，曾下令『凡投誠官吏軍民，皆摧發，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但是因反抗甚劇，多爾衰曾於同月二十四日發出諭文，暫時收回成命，讓『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但是，不久由於江南平定形勢變化，順治二年（1645）六月十六日便再次下令嚴厲的命令：
向來薙髮之制，不即令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俊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自今佈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落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皆當嚴行察驗，若有復為此事讀進章奏，欲將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②]
但是，實際上一道禁令並不能解決問題，葉夢珠的記載說，雖然到了順治二年，滿清『克定江南』，但是舊時傳統依然延續，『郡縣長吏，猶循前朝之舊，仍服紗帽圓領，升堂視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舊式。唯營兵則變服滿裝』；到了順治三年，洪承疇發佈嚴厲禁令以後，服裝才開始變化，但仍然不那麼容易變過來，在順治六七年間，朝廷頒佈官員正式服裝規定，『於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偕越』，但是民間便服仍然很亂，到康熙九至十年間『復申明服飾之禁』，才『一時翁然敬畏，格守凜遵』，[2]（p175）有了真正全面的改變。
改變是要改變的，畢竟大多是普通民眾，普通民眾在權勢的威逼下，漸漸只好服從權力，改服剃髮。因此，在一片辮髮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鮮使者每次出現，好像都會引起一種故國離黍之思。就在洪大容到北京的半個世紀前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帝國時，曾和一個90歲的老僧有一段對話：
余問：甲申之歲，汝年廿一，能記其時乎？答日：其時出家久矣，豈不明知？問：我等衣冠與明制一樣耶？答云：一樣爾，第無笠子，只着冠與帽子矣。[3]（崔德中【燕行錄】，p406）
這一年，閔鎮遠（1664-1736）隨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國，經過遼東新城的時候，閡鎮遠就發現，『觀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進人山海關以後，他又發現，『居民多漢人，風俗與關外有異，見吾輩行，多有艷慕起敬者』。這天夜裏，他看到這樣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着諸裨所脫戰笠戰服，歡喜踴躍，渾家喧鬧』，於是有了以下的對話，『問：服此服，樂乎？對曰：此吾祖所曾着者，豈不樂乎。仍語諸裨曰：每念剃頭之痛，直欲無生雲矣』。幾天後，他在路上又遇見一個自稱是明皇室後人的讀書人，也說：『老爺們所着衣冠，不勝欽羨，吾之所着，即與牛馬何異？』然後，小心翼翼地把筆談向答的紙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嗚咽曰：恐有人竊聽，慎之慎之』。[3]（閔鎮遠【燕行錄】，p333，343）20年後，李宜顯（1669-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漢族生員王天壽給他送名帖，並順便表示對朝鮮衣冠的羨敬，『吾輩吞生中華，雖與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遺風為快也』。在兩人筆談中，李宜顯故意對他說：『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說：『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見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舊，即古中華禮服也』，而王氏也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3]（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下，p518-519）
不過，到了乾隆年間，滿清王朝建立已百年，遺民那些象徵了漢族正統的衣袍冠發和他們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隨着時光流逝已煙消雲散。那個時候的知識階層，早已接受了這種異族政權的現實，只是有時候想起歷史來，稍稍心裏還有些赧然和愧疚。洪大容曾經問漢族文人道：『古稱士以布衣，今見兄輩，皆着錦衣，未知中國古俗自來如此耶，抑邇來尚侈而然耶？』嚴誠便說：『此非古俗，吾輩亦未免從俗，世道相見之人，大率如此。』洪大容又問道：『（遺民）西林先生衣帽亦如此耶？』嚴誠便說：『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極古舊。』但是，他不得不承認，堅持『古服』的西林先生『偶一入城，則人皆笑之矣』。[5]（洪大容【湛軒燕記·乾淨筆談】，p381）
畢竟已是乾隆時代，遺民作為歷史的象徵，刺激的意味已經不再強烈，人們已近漸漸習慣了新朝服裝。這時候不是遺民，仍然是異域使者的衣冠，偶爾是喚回歷史記憶的資源。在一次閒聊中，洪大容給兩個漢族讀書人說到這樣一件事情：『十年前，關東一知縣，遇東使，引人內堂，借着帽帶，與其妻相對而泣，東國至今傳而悲之。』這故事使得年長的嚴誠『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輕一些的潘庭綺則跌足嘆息，說『好個知縣』。[5]（洪大容【湛軒燕記·乾淨筆談】，p388）
有嘆息說明有痛楚，有痛楚，這種歷史的瘡疤就會時時被揭開。雖然遺民隨着歲月流逝漸漸少去，雍正、乾隆年間已經不再有這種離黍之思，沒有了離黍之思的人也沒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漢族的歷史記憶卻埋藏得很深，並不完全隨着時代變遷而流逝。所以儘管穿這種衣冠的遺民不再出現，可是這些衣冠卻在娛樂舞台的戲曲人物中、外國使節的禮儀朝覲服飾中和漢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斷出現，在這些看似邊緣的象徵物出現時，深藏的民族歷史記憶仍然時時會被撩起。
三、戲台：『演戲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戲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間，李德憊（1741-1793）出使燕京，一日往東安門渴大成廟，『殿門既開，光頭赤身者，及童男女攔入無節，使者烏帽團領，行四拜於大門之稍東邊，觀者皆指點而笑，曰：場戲一樣。場戲者，演戲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7]（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入燕記下】， p287）。原來，在當時一般人的記憶中，只有『場戲』中的演戲人才會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個『古』字，說明這種衣冠連同它所攜帶的歷史已經遙遠。
這也許是高壓下的必然。衣冠不僅是文化認同的標誌，也是政治承認的象徵。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場合，所有在這一政治舞台上的人都必須穿着原來本屬於蠻夷的衣服，否則就會招來殺身之禍。潘庭綺和嚴誠，這兩個標準的漢族文人在與洪大容談話時就不得不承認，就連他們最尊敬的孔孟程朱再世，也要服從這一制度。當時，洪大容對於清國官員帶數珠之制甚不以為然，說『非先王之法服，不須問也』。但嚴誠卻不以為然，覺得他不了解清國之制，便告訴他說：『必須五品以上帶之，而翰林則以七品而亦許帶。』可是，洪大容卻故意調侃地說：『此必自已崇佛者帶之。』嚴誠便回答說：『非也，雖程朱處今之世，敢不帶耶。』[5]（洪大容【湛軒燕記·乾淨筆談】，p401）
可是，戲台上卻還穿這種古漢族衣冠。
本來，清初官方對戲台上反覆出現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順治末康熙初曾經發生過這樣一樁事情，刑部捉住『未經剃髮優人王玉、梁七子』，他們 『供稱系戲子，欲扮女妝，以故未經剃髮』，但是皇帝卻勃然大怒，下詔說：『前曾頒旨，不剃髮者斬，何嘗有許優人留髮之令。嚴禁已久，此輩尚違制蓄髮，殊為可惡。今刊示嚴諭內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稱優人未經剃髮者，著遵法速剃，頒示十日後，如有不剃髮之人，在內送刑部審明正法，在外認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舉，無論害民，治以重罪。其傳諭刑部速行刊示，』[8]（p619）但是，禁令歸禁令，也許是人們習慣了舞台上的漢族衣冠吧，就連滿清宮廷、貴宵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這使得戲曲領域『漏網』，獲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權，在戲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歷史上漢族的傳統服裝。洪大容曾經詫異，『嘗見皇上南遊圖，處處宮殿樓觀戲台，皆極其侈麗，且道戲台有何好處？』潘庭綺就說，『戲台亦有妙處，以其有漢官威儀也』。[8]（p388）因此，它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喚回漢族歷史記憶的場所。
1712年，崔德中出使北京，回朝鮮途中經過永平府，正好看見演戲，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軍服，而像形【水滸傳】與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話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觀，還可笑也。以中華之禮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資，痛哉』[3]（崔德中【燕行錄】，p406）。不過，崔德中只是痛說大漢衣冠成了優伶之服，但是沒有參透這一層，注意到這恰恰成了漢族威儀的最後舞台。另一個出使北京的徐長輔（1767-？）看到戲台上的老者，也說 『一着闊袖團領頭帽腰帶，一應我國朝士之服，跪揖進退，皆中節奏，大抵胡兒見我國朝服之人，則必曰倡氏雲者，蓋以此也」[5]（徐長輔【薊山紀程】卷四，P774），不過，他倒是發現了這裏面的奧妙，『戲台所用衣帽，皆金冠紗帽，團領裳債，歷代中華之法服備焉，所謂禮失求諸野者也』[5]（徐長輔【薊山紀程】卷五，P802）。在這些使者裏面，要數洪大容對這一奇特的現象特別敏感，當潘庭綺問他『場戲有何好處』的時候，洪大容心領神會，就說『不經之戲，然竊有取焉』。他們彼此都明白，所謂『有取』，就是因為人們可以在戲台上『復見漢官威儀』。[5]（洪大容【湛軒燕記·乾淨筆談】，p375-376）
也許，這並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識保留『漢官威儀』，只是由於清帝國剃髮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這一點殘存的歷史遺蹟，給朝鮮使者帶來了無限遐想，他們覺得這可能就是漢族人有意保留的東西，康熙五十二年（1713），金昌業在返回朝鮮途中看到處處演戲，便詳細記載了清國戲班的情況，說『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說，其事或善或惡，使人見之皆足以？懲，而前代冠服之制，中國風俗，可觀者多，如今日漢人之後生猶羨慕華制者，未必不由於此，以此言之，戲子亦不可無也心』[9]金昌業【燕行日記】，p167），一百多年後的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到中國來，看到戲台上演戲，還覺得這種戲台上的特別衣冠是漢人有意為之，他在【演戲記】裏便猜測說，『演戲，戲也，亦關中國之沿革。蓋清初有人（慮）其歷代衣冠之無傳，設為此戲，塗人耳目雲，信斯言也。豈不誠遠慮哉？』 [5]（朴思浩【心田稿·燕行雜著】，p900）又過了20年，李遇駿到中國來，看到從正月到三月處處演戲，男女老少爭相施捨錢財，他就想像說，演戲雖然浪費，但是『中華衣冠，前代風俗，於此乎亦有可征者』[10]（李遇駿【夢遊燕行錄】，p18），換句話說，在他們看來，這些『漢官威儀』之中，真的寄寓着漢族故國離黍之思，這些『中華衣冠』似乎也真的能喚起人們的前朝記憶。
四、外國使節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讓人聯想起歷史恥辱的漢族衣冠，除了在戲台上外，還在外國使節身上可以看到，這倒是對化外之人的豁免。
明清之際中國變色，按照朝鮮人的說法，已是滿目腥擅、遍地蠻夷，不過『禮失求諸野』這句話卻常常被漢族文人想起來，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鮮使節時時放在嘴邊。外國使者團到北京來，清廷倒是對他們的服飾聽之任之，因此朝鮮、琉球和安南，便照舊穿了前明的衣服招搖過市。
在各種【皇清職貢圖】中都有朝鮮、安南與琉球人物的圖像，特別是故宮博物院藏佚名【平定安南戰圖冊】中的一幅【阮光顯入覲賜宴圖】，正可以映證朝鮮使者在【燕行錄】中關於安南服飾的一些記載。[③]在當時朝鮮使者的眼裏，琉球使者的穿着雖然有小小差異，但大概還是中華遺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韓某在北京看見安南使團，就說安南人『皂帽團領品帶大蓋如制，而唯是披髮垂後加帽於上，為駭見耳』[11]（韓泰東【兩世燕行錄】，p233）；徐浩修（1736-1799）【燕行紀】卷二記載，安南使者的服飾與朝鮮大體相同，『束髮垂後，戴烏紗帽，被闊袖紅袍，拖飾金袱帽帶，穿黑皮靴』[5]（徐浩修【燕行紀】卷二，p459），這樣的服飾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至於琉球，也大體還是中華遺制，據說琉球遵守朱子家禮的規制，來北京朝覲的官員也基本上是明朝衣冠，『三品以上帶黃緞畫龍帶，六品以上帶紅緞畫龍帶，而其他則或黑或藍，隨其所尚而帶雲』[④]，只是他們的頭髮不剃，盤在後面用短簪綰住，他們的衣服是短衣外着窄袖長衣，下端為曲尺形邊。[l2]（金舜協【燕行錄】，p361）不過這畢竟屬於舊制，乾隆年間金正中（？-1793）就這樣記載和他們一起到北京朝覲的琉球和安南使者：『琉球則朝袍廣闊，有古人制度，而以黃帛廣半尺者為帶，緊緊束腰，頭上又以黃色綾裁作一帕，如我東之幞頭而小異慮，人物古雅，言語淳淳，稍無俗野之氣。……安南高髻網布，朝袍角帶，與我國恰似，且所着帽謂之「文公冠」。』[5]（金正中【燕行錄】，p573）
不過，同樣都是『事大』與『朝覲』，朝鮮人仍然覺得，只有自己是中華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滿清，就打心眼裏看不起。乾隆年間的朝鮮使者徐浩修對安南國王阮光平君臣在朝覲的時候，換穿了滿清服裝異常不滿，便明知故問：『貴國冠服本與滿洲同乎？』安南人老老實實地回答說：『皇上嘉我寡君親朝，特賜車服，且及於陪臣等然，又奉上諭在京參朝祭用本服，歸國返本服，此服不過一時權着而已。』這本是安南人當時小自翼翼的策略，但在徐浩修 『政治正確』式的故意追問下，據說，安南人也『語頗分疏，面有愧色』。[5]（除浩修【燕行紀】卷二，p459）到了道光九年（1829）姜時永（1788-？還在批評當年安南國王貪圖乾隆皇帝一時恩寵改換衣着，借着評論暹羅衣冠沉痛地說：『清人中國，天下皆襲胡服，為區域之外，自仍舊俗……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國，而又變為胡服，唯此暹羅不效安南，亦可尚也。』[13]（姜時永【輶軒續錄】，p141）而對於雖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儘管穿着大體並無舛誤，但朝鮮的使者則覺得他們還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評琉球人，說『其人輕薄狡詐，無謹厚底意。緬甸則孟獲之遺種也，衣蟒布頭不着以黃帛環以兩髻而露出長髻，極可笑也』。
說起來，朝鮮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顯得相當苛刻和自負。他們面對琉球和安南，就有一種居高臨下自居正宗的傲慢，面對日本人，更是以自己的服裝接近大明衣冠而自負[⑤]，同樣面對已經改易服色的清國人，他們更是從心底裏透出不屑。他們來到清國，便時時試探地詢問大明衣冠如何如何。這個時候，外國使節的服裝已經讓漢族中國人追憶往事時不免羞慚，而身穿大明衣冠的朝鮮人也因為穿了漢族傳統的衣服而相當自豪。雍正年間，李宜萬（1650-1736）到瀋陽，一個叫做張裕昆的漢族讀書人來與他筆談，他就有意向他展示朝鮮『衣冠之制』，穿上道袍說，這是我們上服，張便羞愧交加地寫了『法服』兩字，李又穿着衣服作拜揖之禮，這更引起張氏的無地自容，寫道：『此是漢禮，如今文廟，則行此禮。』據李宜萬說直截了當地追問道：『先生乃是漢人，見仆等衣冠，想有悅慕之心矣。』這個漢族讀書人便用筆寫了四個字『不言而喻。[14]（李宜萬【入沈記】，p234、267）有人問朝鮮使者金正中：『（朝鮮）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驕傲地回答：『此是中華舊制，子或未聞耶？其名曰暖帽，冬則着此，春夏之間，或紗帽金冠。』[5]（金正中【燕行錄】，p573）而當中國士大夫稱讚他們是衣冠之國時，他們卻故意反問，中國衣冠究竟來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這樣，他說：『中國之帽子、狹袖，通用於朝賀宴享祭祀征戰燕居之時，這是華制耶。座中相顧笑視，末乃愀然曰：此非漢唐宋明遺制也，國制也。[5]（朴思浩【心田稿·燕行雜著】，p920）另一個乾隆年間出使清國的俞彥述（1703-1773），便得意地記載說，『彼人（指漢族中國人）有指我衣服而磋嘆者，曰：此圓領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戲指其衣云：此亦好制度』，使得漢族中國人大為羞愧，連說『不好不好』。[15]（俞彥述【燕京雜識】，p294）
這時，朝鮮使者心裏得到極大的自我滿足，漢族中國人的心裏卻多少有些不是滋味。[⑥]
五、漢族婦女的服飾：邊緣的模糊
和外國使者的衣冠一樣，滿清婦女的服飾，有時也會成為激活漢族歷史記憶的資源。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曾用焦秉貞繪、朱圭刻的【耕織圖】與清初的【燕寢怡情圖】為例，說明清代婦女的服裝仍然沿襲晚明，如高髻、花釵、對襟外衣或水田衣、長裙或加雲肩，從萬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宮博物院藏的【雍正十二妃子圖】裏面的滿清皇妃，都穿了漢族的衣服。[14]（p484-489、514-515）這倒是實的，就在明朝滅亡的那一年（1644），朝鮮使者成以性（1595—1664）在早已是清人控制下的寧遠衛看到，這裏雖然『公私家舍，大半夷滅』，但是『漢人男女，不改舊時衣冠』。[17]（成以性【燕行日記】，p148）有時候，審美的習慣並不跟隨政治的規訓，到1712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還注意到，『（漢人）女人或着折裳，穿黑唐衣，頭飾花珠，且垂面黑紗，乘驢子而行者，問有之。女子則猶帶明衣制矣。可愛』[3]（崔德中【燕行錄】，p37）。
明衣冠可愛而清冠服醜陋，這當然是朝鮮人的固執看法，因為對滿清習慣的鄙夷，伴隨的是對漢族衣冠的堅持。他們自己從很早起就穿漢族的衣冠，並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徵，【三國史記】卷首金富軾（1075—1151）的序文中，把新羅到高麗的服飾變遷分為五期，稱『新羅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色，至第二十三葉法興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猶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請襲唐儀，太宗皇帝詔可之，兼賜衣帶，遂還來施行，以夷易華。文武王在位四年，又革婦人之服。自此以後，衣冠同於中國。我太祖受命，凡國家法度，多因羅舊，則至今朝廷士女之衣裳，蓋亦春秋請來之遺制歟』[⑦]。值得注意的是，本來這種喜愛，只是對另一個文明的嚮往，但是到了明清易代以後，卻具有了確立朝鮮文明主體性的意義，使得他們可以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小中華』而中國是 『夷狄之邦』。漢族女子的服飾，在滿清夷狄時代仍舊沿襲晚明，給他們帶來一個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漢族女子身上還寄託了漢族的歷史記憶。乾隆年間，一個叫俞彥述的朝鮮官員來到北京，看到男女衣服異制，就說，『男子則言語衣服，滿漢元無分別，女子則尚服中華舊制，故當初彼中有「男順女不順夕之語』，而漢族中國人也常常面對朝鮮人有些氣短，覺得自己穿了蠻夷衣裳，『不好不好，此是鞋子打扮』，自嘲說『我輩獨女人不順』，讓朝鮮人俞彥述覺得『可見其有思漢之心』。[15]（俞彥述【燕京雜識】，p283、294）
其實，滿清王朝還是想一統服飾的，據朝鮮使者洪命夏在康熙三年（1664）的記載，清代初期，當時朝廷曾經有過一個動議，想禁止漢族女子穿漢族衣服，但是並沒有最終施行。他很好奇壇追問這是為什麼，清國的官員就告訴他說，當時朝野確實有這樣一個看法，覺得『清國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異同』，可是，『此論一出之後，漢人氣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華冠，解其足裹，有若剃頭者然』，大概這是碰到激烈反彈的，連官員也知道這是『招怨之舉，深可慮也』，所以建議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沒有真的動靜。[6]洪命夏【燕行錄】，p321-322）
說起來，滿清王朝的漢族婦女仍然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滿清實行的是『男降女不降』的政策，也許是覺得處於從屬地位的女性，其舊時衣冠並不成為重要的歷史記憶，也不會成為反抗現政權的族群象徵。但另一方面，我以為是順應傳統審美觀念強大的慣性。儘管滿清人主中華，但漢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們的心目中，還是一種有文化和有歷史的高雅象徵，那個時代並不像追逐時髦和新潮的現代，在人們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時尚卻只是流俗，因而在小說、戲曲以及書畫中，要表現一種想像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這種古典的，而不用時尚的衣冠，這種審美觀念的慣性延續，看上去無關緊要，卻帶來一個深遠影響的後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終一方面成為美的象徵引起誇耀和自豪，一方面卻成為恥辱的標幟時時觸動漢民族的族群意識，正像一個朝鮮使者李宜顯所說的，儘管在當時，『無論胡漢，一皆胡帽胡服。而見畫本，雖畫近來人物，冠帽則悉依漢儀，於此可見，雖不得已從時制，而心實歉然也』[3]（李宜顯【陶谷集·庚子燕行雜識下】，p505）。
尾聲：『遵時』的一般民眾
話須說回來，儘管戲台人物、外國使節和漢族婦女的服飾辮髮，可能不斷地刺激着漢族人的族群記憶，但是來自政治權力的現實力量，畢竟要遠遠大於來自歷史記憶的心理屈辱，一般民眾甚至是深諳歷史的讀書人，在現實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這種屈辱，剃去漢族傳統的頭髮，穿上滿清的衣裝，而時間的流逝，更在不斷地磨消這種曾經深刻的歷史記憶。『人間歲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18]（李頤命【燕行詩·次副使見新曆有感韻】，p92）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雍正十年（1732），李宜顯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見一個叫馬悼的讀書人，與他談論衣冠之事，他『顯有愧屈之色。即書示曰：我們未嘗不羨，但我們遵時耳』[3]（李宜顯【陶谷集·庚子燕行雜識下】，p482）。
『遵時』其實就是向現買妥協，還有一種說法是『從裕』。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業在出使北京途中，一連三次向不同人提到同樣的話題，得到三次幾乎相同的回答。在和一個叫做張奇漠的人談到明朝衣冠時，張就說，穿舊朝衣冠是『知禮』，但剃頭易服是『風俗』。當他在山海關遇見祖上曾是明朝指揮同知的郭如柏，談及衣冠之制的巨變時，郭卻說這是『各朝制度』。當他與一個叫做康田的漢族讀書人正話反說，故意說『我是東夷，有甚可觀文物，穿的衣冠與大國異樣，想必見笑』，沒有想到的是，康田卻說『愛貴邦衣冠，我這遵時王之制』。[19]（金昌業【燕行日記】，p354-356、386、420）意思都是風俗隨各朝而變，時王之制不得不從。同樣，康熙六十年（1721），俞拓基在通州碰到赴京考試的彭氏兄弟，當他問到你們是漢人，知不知道明朝冠服，為什麼不穿前代衣服的時候，這兩個二十幾歲的漢族文人回答是『迫於勢』[12]（俞拓基【知守齋燕行錄】，P120-121）。所謂『從俗』，所謂『遵時』，所謂 『迫於勢』，都是無可奈何的意思，經過血雨腥風，正如彭氏兄弟說的，在滿清帝國的治下，斷然沒有不剃頭變服的，『其勢不得不然』。不過，因為朝鮮在滿清政治權力直接控制範圍之外，所以朝鮮人不太能夠體會漢族中國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懷着一種逆轉的自負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個叫姜銑（1645-？）的朝鮮使者在清國寫了兩首詩，先是說『使者遙尋秦地界，夷人驚怪漢衣冠』，接着說『楚士幾輕秦吏卒，蠻兒渾怪漢衣冠』。這很有趣，在漢人眼中本是蠻夷的朝鮮人到了中國，卻奇怪這裏尋找不到真正的中華，本來是中華的漢人，卻在朝鮮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蠻兒』，他們倒對原本是大明的衣冠感到陌生和詫異。[20]（姜銑【燕行錄】，p503、512）
盧以漸與鄭季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道出使清帝國。到了北京，因為他們穿着大明衣冠，因此引起好奇和圍觀，據說，『其中少年輩見我等衣冠，大笑譏嘲，侵侮之意頗多』[⑧]，難怪差不多同時到北京的洪大容要嘲笑漢族中國人說：『中國衣冠之變，已百餘年矣。今天下惟吾東方略存舊制，而其入中國也，無識之輩莫不笑之。嗚呼，其忘本也。見帽帶則謂之類場戲，見頭髮則謂之類婦人，見大袖衣則謂之類和尚。」[5]（洪大容【湛軒燕記·乾淨筆談】，p401）
真的是『忘本』了嗎？也未必。道光八年（1828），離開明朝覆亡已經一百八十多年了，一個朝鮮人問張亨甫說：『入京來，竊有規規管見，蓋上國延祚久遠，制度範圍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禮樂、中國衣冠，是未忍舍舊而然耶？朝着不欲語到耶？列朝來有金石成規而然耶？』這個漢族讀書人回答很微妙：『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請者斬。此亦是天數也，又有戒於前者，魏改漢制而雲亡故也。』看起來好像很接受滿族（洲）衣冠的正統性，不再願意恢復大明衣冠，但是他臨走時卻又補寫了一句，說『此語見俗儒，幸無問及』，接着又說，『本日有事，且暫別，另日可至敝寓再談否，以不便徑造使館也』。[⑨]在這種吞吞吐吐欲語還休的神態中，好像有一些難言之隱。而20年後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朝鮮使者李遇駿在廣寧遇見漢人蕭某，兩人之間有一次筆談，蕭某就乾脆一些了，『（李）問：「吾輩所着衣冠，於汝心以為何如？」（蕭）曰：「此本中國衣冠，吾雖不得已胡服，豈無歆羨之心耶？」既而顰蹙眉，隱然有傷感底意。嗯！世變風移，今為二百餘年，而間巷之間猶有思漢之心，為之一嘆』。既有思漢心，為何漢人卻胡服？李遇駿說，這是因為清朝『變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嚴』。[21]（李遇駿【夢遊燕行錄】，p437）所以，所謂『忘本』，也許指責太苛刻，批評太輕率，嘲笑也未免不夠忠厚，漢族讀書人已經說得很明白，這是不得已，就連程朱再世，在這個時代也不得不薙髮編辮，穿上滿清服裝。『遵時』和『從俗』的代價是壓抑歷史記憶，而這種歷史記憶的被壓抑，是因為漢人經歷過很慘烈、很漫長而當時朝鮮人並沒有經歷過的這樣的血腥歲月。
注釋：
[①] 【弘光實錄鈔】卷四引馬純仁遺書、【海東逸史】卷十【蘇兆人傳】引其師張肯堂【賦絕命詞】，轉引自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第47頁，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年版。
[②] 見【東華錄】順治卷二、卷四。參看桑原鷺藏【支那人辮髮的歷史】，【桑原鷺藏全集】第一卷第441-453頁，東京：岩波書店1968年版。
[③] 此圖收於【清史圖鑑】（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
[④] 佚名【燕行日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九卷第50頁）。又，可參見俞彥述【燕京雜識】對琉球使團服裝的記載（【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九卷第333頁）。
[⑤] 朝鮮人洪景海於丁卯年間隨着通信使團船隊到日本時，正使、副使和書狀三人穿紅團領，軍官穿着羽笠藁韉，書記醫員穿着儒衣冠，他就因為自己人穿着『唐冠道袍』而相當自豪，而對日本人穿着怪異不合中華之制而相當蔑視，在與日本人越緝筆談時，也因為他自己帶了程子之冠，讓越緝覺得很是慚愧，越緝的詩裏就有『衣冠艷服中華制』，所以他更自豪地記載：『（越）緝……見我國衣冠文物，心悅誠服，頓無一分倭人氣味。』【隨槎日錄】，【燕行錄全集】第五十九卷第459 頁。
[⑥] 19世紀初的1801年，朝鮮使者吳紹載（1739一1811）出使清國，發現當時關內漢族人還有前朝的歷史記憶，而關外的遼人卻已經『異類』化了，他說：『漢人見東國衣冠，莫不稱羨，自傷其變夏，獨遼人相隨譏笑，夷狄視之。甚矣哉，俗之淪陷於異類也。』轉引自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四十二號第170頁，日本京都，2003。
[⑦] 轉引自武田幸男【新羅·興德王代の色服、車騎、器用、屋舍制——とくに唐制との關連を中心にしして】，載【榎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集】第313頁，東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武田氏指出，興德王九年（834）下令革除奢華風俗，對各種衣服之製作了嚴格的規定，【三國史記】卷三三有記載，這是受到唐文宗【儉樸令】的影響，見【唐書】卷二五【車服志】、【舊唐書】卷一七太和六年（831），【唐會要】卷三一【輿服上·雜錄】等等。
[⑧] 盧以漸【隨槎錄】（【燕行錄全集】第四十一卷第86頁）。在另一處他又記載說，『街小兒見我國衣冠，莫不絕倒，帽帶者謂之場戲，戎服者謂之高麗，」（同上第126頁）。
[⑨] 佚名【往還日記】（【燕行錄選集】下冊第843-844頁），作者乃道光八年（1828）隨南球正使、李奎竑副使、趙基謙書狀出使北京的朝鮮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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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七十七卷[Z]．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92．
[11]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二十九卷[Z]．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92．
[12]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八卷[Z]．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92．
[13]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七十三卷[Z]．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92．
[14]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卷[Z]．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92．
[15]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九卷[Z]．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92．
[16]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M]．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
[17]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十八卷[Z]．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92．
[18]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四卷[Z]．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92．
[19]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三十一卷[Z]．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92．
[20]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二十八卷[Z]．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92．
[21]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七十六卷[Z]．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92．
2003年7月29日匆匆初稿於香港
2004年8月8日修訂於北京
2005年4月20日再改於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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