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科学表征”说(图)

《荀子》的"科学表征"说(图)

荀子是继孔孟之后，又一位儒学大师、先秦最后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对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韩非子、李斯，都是其得意门生。荀子在诸子中为何能独树一帜，且成为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与其学术思想中鲜明的“科学表征”是分不开的。

“天人相分”的理性思维

在荀子的学术思想中，能高孔孟一筹的，首推“天人相分”的天道观。《荀子・天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直到汉代，大儒董仲舒还高扬“天人感应”的旗帜，且导引为时代文化的主潮。荀子面对当时一统天下的“天人合一”观，石破天惊地提出“天人相分”，这是由其朴素唯物主义理性思维所决定的。面对特殊的“天象”，他作出了这样的理性阐释：“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故星坠、木鸣、日蚀、月晕、怪星之类，是种种罕见的自然现象，和社会治乱是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对这样一些自然现象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其抱有不祥的恐惧感，是大可不必的。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各行其道，方为真道。不仅如此，荀子还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认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制服一些自然灾害的。当然，荀子的高论，首先和当时“百家争鸣”宽松的学术气氛有关；另外，荀子能高出孔孟一筹的是：他具有一定叛逆性的“逆向思维”，包括“性恶论”也是这种思维的产物。故，荀子是最早具有“理性天道观”的哲人，“天人相分”――《荀子》中最具科学表征的理念之一。

“隆礼重法”的整体思维

先秦诸子中，儒家礼治与法家法制，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尖锐对立的治国理念。儒家强调“隆礼”，斥“法家”为“无教化，去仁爱”；而法家强调“重法”，斥儒家为“以文乱法”，不通世务之腐儒。二者各执一端，自以为是。而荀子却例外，在《解蔽篇》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于大理。”即：人之大患，在囿于一己之见，而不通达于大理。故，他批评慎子是“蔽于法而不知贤”，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而荀子却主张通识事物的“大理”，也即“合二而一”的整体思维。所以他主张治国安邦，要“隆礼重法”并举，也就是说，礼教与法制，是一个政体有效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就有点接近当代精神文明与法制建设的两个方面。在《强国篇》中云：“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在《君道篇》中云：“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礼教与法制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演绎为《荀子》中的一种整体思维模式：如“定法度，制礼乐”、“起礼仪，制法度”、“明礼仪，起法正”、“礼者法之大分”等。荀子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为何能独标一帜，提出“隆礼重法”这样先进的治国理念，完全取决于其科学的整体思维。荀子的确是一个融通诸家的“鸿儒”，他的视野很开阔，不会囿于一孔之见，一得之识，能够顾及到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所以就有“非十二子”的气度，就连子思、孟子都在非议之列，可见他那种大无畏的批判精神。而这种俯视诸子、胆敢独造的学术勇气，就来自那宏观把握、有机协调的整体思维。“隆礼重法”正是这种科学思维孕育出的杰出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