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在哲学上终结西方话语霸权

中国模式具有实践理性的哲学观，表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在不断试验的基础上，大胆而又慎重地推动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哲学观和中国人的入世文化有关。中国文化中对人生、对现实、对社会的关注总是第一位的。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学传统，中国人实践理性的背后是中国文化的世俗性。

实践理性可以追述到先秦时期的“名实论”。“名实论”的一个原则就是“名有待于实”，或曰“名副其实”，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称，而是指一切关于事物的价值判断都有赖于“做”。学者赵汀阳曾这样概括中国哲学传统的特点：哲学一般关心的问题是“to be”, 即关心“存在”、“是什么”的“存在论”和“ought to be”， 即关心“应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论”，而中国人有重视实践的文化传统，它更关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么因而是什么”（to do thus to be）， 也就是以“做”、“干”、“实践”、“试验”为基础的“实践论”。

中国人不满足于西方那种“存在论”和“规范论”的推演，而是把“实践论”放在首位。中国改革者也不满足于西方话语中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怎样”、“现代性是什么”、“民主是什么”等论述，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做”和“实践”来“格物”，来对现有的各种观念作出自己的独立的评判。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靠“价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实践真理”置于“价值真理”之上。中国改革者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价值真理”。

大概是由于这种哲学观上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改革总是从“修宪”开始，然后是修改法律、修改有关规定、最后才落实到行动。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总是从“试验”开始，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然后再制定相关的规定、法律直至修宪。我们使用的更多是“归纳法”，而非“演绎法”，即从试验和实践中总结经验产生理论。我们承认理论对于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不认为现实必须遵照理论，而是认为现实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实践来逐步发现这些规律。我们也不接受现实必须适应理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汲取了过去政治浪漫主义的深刻教训。

实践理性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提醒世人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条，而是要理性地、客观地、准确地看待并探索一切问题。比方说，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动了所谓“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么会有问题？但仔细看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溃了？为什么苏联这样做就解体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西方那么受宠，但却被本国大多数民众所鄙视？ 为什么台湾现代化起飞了之后转学西方模式，结果经济滑坡了，贪腐更严重了，社会也分裂了？为什么韩国“民主化”之后的情况也和台湾类似，还不幸地先后成为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东欧“民主化”已20年了，但其民主品质，按照欧洲权威机构的评估，普遍还不如陈水扁主政的台湾，其经济命脉也大都落入外国手中。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民主化而变成现代化强国的例子？

总之，相信实践理性的人，头脑比较清醒，他们知道西方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和西方市场模式推到了极端，就会变成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其结果只会是失败，甚至灾难。中国模式的这种哲学观使中国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震荡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西方式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实践理性也可能是我们终结西方话语的哲学起点。
(作者张维为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