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問淵源窮奧秘，只緣吾筆寫吾真』

  : 許　結

　　2005年9月，中華書局出版了『南京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專刊』著作六本，其中有我的【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而前此我已出版的辭賦研究著述有【中國辭賦發展史】（與郭維森先生合著）、【中國古典散文基礎文庫•抒情小賦卷】、【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體物瀏亮：賦的形成拓展與研究】，以及發表的相關論文近百篇。記得有次應約為【顏其麟賦集】中【黃山賦】寫篇評論，題為【縱情雲世界，體物賦家心】，先父永璋先生讀後信筆贈詩云：『年來文筆益清醇，回首步趨有幾人？欲問淵源窮奧秘，只緣吾筆寫吾真。』先父的嘉許令我惶恐，可其中對治學治賦應尋源探秘的期望，卻感銘於心，未曾懈怠。
　　
　　一
　　
　　我與辭賦學結緣，可謂『無心插柳』。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作漢代文學思想研究，雖涉及漢賦，卻入焉未深，故無專論。而引發研究辭賦的契機，是參閱有關漢賦研究成果時，拜讀了兩位先生的著作：一是時執教湖南師範大學的馬積高先生的【賦史】，另一是執教山東大學的龔克昌先生的【漢賦研究】。當時，中國大陸的賦學研究在塵封三十年後逐漸復甦，論著寥寥，而這兩部著作的創思新見，確有開啟新徑之功，於是一時讚譽之聲，洋洋乎盈耳。我在欽服之餘，意猶未盡，另為『反調』，撰寫了兩篇讀書評論，就是【〖漢賦研究〗得失探――兼談漢賦研究中幾個理論問題】（載【南京大學學報】1988年1期）與【〖賦史〗異議】（載【讀書】1988年6期），這竟成為我涉足辭賦學研究之門的開端。
　　論學取友，轉益多師，為治學之良言，近二十年來相繼召開的辭賦學會議以及相關研究活動，使我在辭賦研究的道路雖步履蹣跚，卻始終前行。因我對馬、龔兩部大著的評論文字的發表，『文責』必負，於是引來了兩位先生的『報復』，1989年秋，作為全國賦學會會長的馬積高先生與四川師大的萬光治先生邀請我參加了在四川江油召開的第二屆全國賦學會；1990年秋，龔克昌先生（現任賦學會會長）邀請我參加了在山東濟南召開的首屆國際辭賦學研討會。時過境遷，然與兩位先生當初相見，未見其嗔，反加褒勉的情形，至今歷歷在目。繼濟南首屆國際辭賦學會後，又相繼在香港（1992年）、台北（1996年）、南京（1998年）、漳州（2001年）、成都（2004年）召開了第二至第六屆國際辭賦學研討會，我身歷其境，以文會友，獲益良多。其中1998年我受周勛初先生之囑，參與操持由南京大學主辦的第四屆國際辭賦學研討會，我為會議擬定的主題是『辭賦歷史與批評之展開』、『二十世紀賦學研究回顧與展望』，而我當時的研究也正是圍繞這樣的主旨進行。
　　治學重考鏡源流，取法乎上；治賦先習漢大賦，當為正宗。我撰寫【漢代文學思想史】時，已關注漢賦之形成與流變，因而想於此研究有所創穫，不料另一件事改變了我的辭賦研究路向。1991年，賦學前輩郭維森先生主持國家教委項目『中國辭賦史』的研究工作，邀我加盟，受此諄托，按計劃我分工唐以後的辭賦史的研究和撰寫。由於唐以後賦學資料紛繁龐雜，前人成果可借鑑者少，只得翻【四庫全書】，讀【歷代賦匯】、【賦海大觀】，清人賦集，浩如煙海，披檢參摹，幾閱寒暑，始克蕆事。因這項研究，資料頗有積累，於是撿拾舊籍，考訂研索，所謂唐宋元明清，從古走到今，我後期賦史研究系列論文的發表，正緣於此。1996年冬，我應台灣賦學先進簡宗梧先生的邀請赴台北參加第三屆辭賦學會，提交論文【古律之辨與賦體之爭――論後期賦學嬗變之理論軌跡】，算是對唐以後辭賦發展規律的一個小結。由於對後期賦史的熟悉，也就提出了一些相關的見解，比如我的【論小品賦】（載【文學評論】1994年3期）就是在日本學者稻x耕一郎專論漢魏賦風之變的【賦的小品化初探】的基礎上，通論歷代小品賦的創生及價值，傅璇琮先生讀此文後，故有編撰『散文文庫』【抒情小賦卷】之約。而其時霍松林、徐宗文先生編纂【辭賦大辭典】，元、明、清三代辭賦即由我擬目，亦緣熟悉相關文獻的原因。
　　近幾年我為研究生開設賦學研究課程，包括碩士生的『辭賦研究』與博士生的『中國賦學研究』，教學相長，於是又由流溯源，取法『祖騷宗漢』旨趣，對楚漢辭賦的發生發展，作出了一些重新的思考與論述。這也使我的治賦心歷經過了一個源流輪迴的圓圈。
　　
　　二
　　
　　回顧自己多年治賦歷程，似乎有着由賦史到賦論再到賦學的遞進式的推衍。
　　辭賦史的研究首先是文本文獻的研究，所以對賦家賦作之史證與心解，為其研究之基礎。比如漢賦研究，揚馬班張素被文學史家奉為漢賦『四大家』，這是其研究必須關注的重點。比如了解漢賦由『西』而『東』的演變，揚雄賦作賦論至關重要，對此我撰寫一系列的論文，其中如【論揚雄與東漢文學思潮】（載【中國社會科學】1988年1期）即對其賦創作的三個系統進行了梳理與研究，辯證前人對其賦論的誤讀，以昭示揚雄對兩漢賦風轉變的作用。張衡作為東漢辭賦大家，其創作豐富，有大賦之極軌的【二京】，有寄託哲思的【思玄】，有開啟抒情小賦先河的【歸田】，緣此，我撰寫了【論張衡賦的三個世界】（載【江蘇文史研究】1998年3期）以明其意，復撰【張衡〖思玄賦〗解讀――兼論漢晉言志賦之承變】（載【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6期），即以這一作品為透視點，以辨析張衡撰寫【思玄】的藝術結構、創作精神與文化哲思，並說明其賦史的意義。賦史研究基於文本文獻，清代賦集眾多，為撰寫清代賦史部分，我查找賦集近五百種，由此又追尋歷代賦集的編纂，撰成【歷代賦集與賦學批評】（載【南京大學學報】2001年6期），是寫賦史的副產品。
　　通史的研究如果缺少重點的深入，易平泛空疏，所以我主張由『點』及『線』再達『面』的研究。例如，魏晉賦史有一突出現象就是陸機【文賦】所稱『賦體物而瀏亮』之『體物』思想的彰顯，於是我試圖通過魏晉時代動物賦的創作來闡發這一點，撰成【明心物與通人禽――對魏晉動物賦的文化思考】（載【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一文。又如，明代賦史研究一公案是『唐無賦』說，前賢論說平平，所以我結合賦史的撰述，成【明人『唐無賦』說辨析――兼論明賦創作與復古思潮】（載【文學遺產】1994年4期）一文，由解讀『唐無賦』說的具體內涵入手，論及整個明代辭賦創作與理論的復古風氣。在文學史發展的一些關節筋骨處着力，有助於對其內在規律的把握，正是在這類『點』的深入的前提下，我對辭賦史的研究也形成線和面的認識。相繼發表的論文如【中國辭賦流變全程考察】、【論漢代以文為賦的美學價值】、【中古辭賦詩化論】、【論唐代賦學的歷史形態】、【論宋賦的歷史承變與文化品格】、【南宋辭賦藝術探索】、【金源賦學簡論】、【元賦風格論】、【明清辭賦藝術流變論】與【清賦概論】等（均收載【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中編【因革論】），都是撰寫賦史過程中對其創作規律的歸納與理論思想的提攝。我與郭維森先生撰寫【中國辭賦發展史】時，參照了諸家的賦史研究，其中兩部最為重要：一是鈴木虎雄的【賦史大要】，一是馬積高的【賦史】，前者以賦的體類為主幹寫史，後者是以賦家賦作為主幹寫史，而我們則試圖以賦體藝術自身的演變為主幹寫史，這一點也在【賦的形成拓展與研究】一書中得以體現。
　　作為文體史的研究，其上升於理論探討，關鍵在明體與辨體。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文體論是極重要而又複雜的問題。就辭賦學而言，由對文本的分析到文化的辨證，始終是研究義域中關注的焦點。考察古人對辭賦體的探究，我認為經歷了從『明體』到『辨體』與『尊體』的過程。可以說，漢人辭與賦互稱，及謂『古詩之流』，取『義』重『用』，恐無明確的『體』的概念，魏、晉以降，如皇甫謐【三都賦序】、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任P【文章始】述賦，始『嚴其體制』，而劉勰【文心雕龍】、蕭統【文選】、阮孝緒【七錄】又別立『騷』『賦』，皆出自明體意識。唐、宋以後，作家眾多，文體滋繁，交叉互滲，依循演變，在賦域亦見其紛亂，所以追本返源，求同辨異，於是出現了由祝堯【古賦辨體】啟導，承以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許學夷【詩源辨體】等辨體批評觀。從明體到辨體發展過程中，自然存在一種『尊體』意識，然由於賦體的非詩非文、亦詩亦文的特殊性，所以在理論上的尊體，直到清代『賦話』從依附於『詩』『文』話中獨立出來，才得以真正體現。同時，在魏晉『明體』思潮下，也存在如謝靈運作賦自謂『文體宜兼』與蕭子顯論賦倡言『體兼眾制，文備多方』的寬泛文體觀，而唐宋以後辨體、尊體風熾，然亦有『破體』之新變思想，這也決定了賦體研究的複雜性。正是針對這種現象，我對辭賦體的探討分三個層面進行：一是探討辭賦體的源起與衍變，如【中國辭賦發展史•總論】、【從『行人之官』看賦的源起及外交文化內涵】（【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年4期）等；二是對賦之體類的研究，如【論漢大賦與帝京文化】（載【第五屆國際辭賦學研討會論文集】）、【律賦論】（載【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等；三是對古人辭賦辨體理論的批評，如【賦話論】（同前）、【論詩、賦話的粘附與分離】（載【東南大學學報】2003年6期）、【中國明清詩話中辨體觀分析――以許學夷【詩源辨體】為中心】（載【詩話學】第二輯）、【湯稼堂〖律賦衡裁〗與清代律賦學考述】（載【浙江學刊】2003年6期）等。
　　

　　由明體到辨體這一思路，我提出辭賦創作史劃分為三大時段的想法，即『上古』、『中古』與『近古』，而賦學理論史則應劃分為兩大時段，即以『唐代』為中分，前以漢大賦為重鎮，後以唐律賦為重鎮，一以『祖騷宗漢』為歸依，一以『古律之辨』為旨趣。我的斷代批評，如【論清代的賦學批評】（載【文學評論】1996年4期），或總體批評，如【賦學批評方法論】（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l期），都是圍繞這一主旨進行考論與探尋的。
　　
　　三
　　
　　我曾在【二十世紀賦學研究的回顧與瞻望】（載【文學評論】1998年6期）一文中，對近百年賦學研究之歷史、範疇及成就作一小結，並前瞻未來辭賦研究的三個走向：第一，賦學研究的基礎工程與基礎理論的建設；第二，賦學研究領域的開拓；第三，賦學的交叉與邊緣研究。其中有關研究領域的開拓，我認為有兩層意義，一是研究範圍的擴大，二是研究內涵的深入。如何深入？從微觀言當以內省的眼光深入於文字學、音韻學、技藝論與鑑賞論；從宏觀而言當以外緣的視野拓展於辭賦文化學的研究。而我近幾年的相關研究基本屬於後者。回想這一研究的緣起，是在2002年我接到兩份學術會議的邀請，一是由洛陽大學承辦的首屆辭賦創作研討會，與會者多提交自己所寫的賦作；二是由澳門大學主辦的『都市文化與普世文明』學術研討會，我提交並宣讀的論文是【賦體文學與都市文明】。這兩次會議似乎給我一點啟示，即目前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文化建設的關係，全面復興我國優秀傳統文化與『盛世作賦』的歷史價值及現實意義；目前我國已進入城市化社會，城市文化建設成為中國新文化建設的重要標誌，而中國古代較早反映都市文明的文學或文體，就是以都市賦為代表的賦體文學。
　　基於這一思考，於是想通過文化的視角更全面地闡釋辭賦的產生、發展與衍變，並由此為古典文學研究拓一新境。而對賦體文學作文化闡釋，既有文學與文化相關的共性特徵，又有賦體文學的個性特徵，這充分表現於『賦兼才學』以及賦的『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創作特徵方面。可以說，在古典文學創作領域，賦是最能體現政治文化氣象，也最多地含有豐富文化制度內涵的文體，其綿延之久，幾與整個封建帝國文化相始終。我的【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正是匯集了近三年相關研究的十八篇論文而成，具體可分四類：一是漢賦與文化的研究，二是賦與詩的交叉研究，三是賦體文學與諸學科關係的研究，四是有關律賦創作與科舉文化的研究。其中已涉及到辭賦文學與政治、學術、宗教、制度、外交、科技、禮俗、藝術、文化等諸多層面。
　　從文化的視角解讀漢賦，具有文學產生之背景研究的意義。如【論漢大賦與帝京文化】一文，是從都城制度的發展考察漢賦的起源與發展，以說明漢大賦崛興於武、宣之世所內涵的大一統帝國文化的功用。【漢賦與禮學】與【漢賦祀典與帝國宗教】兩篇，則分別從禮官制度與宗教儀典闡釋漢賦的興起與價值。【論漢代京都賦與亞歐文化交流】，則由古老的畿服制度到國際文化交流來看待漢大賦的『體物寫志』心胸與『鋪采の摹泵櫳矗也算是一點新的探索。此外，我近撰長文【漢賦造作與樂制關係考論】（載【文史】2005年4輯），即從漢代立樂府與獻賦的關係，考察『賦者，古詩之流』的命題，試圖在目前有關辭賦起源問題之探討的基礎上，提供一些新思考。而對漢以後，特別是唐宋以降科舉與律賦的關係，【北宋科制與論理賦考述】、【鄭起潛〖聲律關鍵〗與宋代科舉八韻律賦敘論】、【論清代科舉與律賦批評】等文，即對此有所建言。
　　在文學史上，辭賦是以修辭的藝術游離於先秦『六藝』實用之文而向純文學演進，所以其描繪性特徵與修辭技藝，是辭賦體確立的重要依據。昔人詩賦連稱，批評往往以詩代賦，所以辨別詩與賦之異同，尤為重要。在我發表的相關論文中，較有創新意義的是【從京都賦到田園詩――對詩賦文學創作傳統的思考】（載【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4期）。該文從『詩賦文學傳統的形成』、『京都賦與城市文學傳統』、『田園詩與鄉村文學傳統』、『詩賦兩大文學傳統的審美差異』四方面論述，闡明詩賦文學的源起以及不同的物質背景與精神風貌，展示賦體文學的基本特徵與文化價值。
　　卞孝萱先生為我的【中國文化制度述略】書稿題『序』有云：『古人說「賦兼才學」，作賦固須才學，而研究賦更需要廣博的學識。因為每一篇大賦就是一個系統的文化工程，在這層意義上，作者的辭賦研究與文化研究正是相得益彰的。』我之所以以文化解讀辭賦，固然與自己近年部分精力投放於文化史的教學與研究有關，但辭賦與文化關係的深密，確如卞先生所說，這才為此比較或交叉研究提供了基礎。我的【論賦的地理情懷與方志價值】、【論賦的宗教質性、內涵與衍化】、【論科技賦的創作背景與文化內涵】、【論賦的學術化傾向――從章學誠賦論談起】、【論藝術賦的創作及其美學特徵】、【歷代論文賦的創生與發展】等系列文章，皆着眼於此。
　　當然，辭賦文化的研究又具有邊緣化特徵，即已不僅限於賦體的意義。比如思考辭賦與禮樂制度的關係，可推述禮官制度與整個文學發展的聯繫；思考京都大賦興盛的原因，可推述古代文學與都市商業文明的關係；以及從『行人』賦詩到文學與外交關係的思考等等，在交叉研究中能夠拓展思維的空間。
　　一個課題的研究太狹，氣局便小；太寬，又易蔑棄其本。我在辭賦研究的道路上常以此自勵又自警。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