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汉学网 (三)意识形态的重建
意识形态的重建过程是翻译目的的实现过程，意识形态从此获得新生。翻译就是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重建一个适用于目的语文化的语篇。毫无疑问，原作语篇被译者解构得支离破碎，要是符合目的语的意识形态要求，就有可能保留下来；不符合就会摆脱原作意识形态的约束，这样就使得改写成为必然。在此期间，译者要依靠一定的意识形态将两种文化的碎片整理出来，要改变原有的词序、话语顺序、逻辑结构等，为形成一个崭新的语篇做好准备。由于译者属于某个社会阶层，所以这种意识形态的重建可能反映出某种意识形态倾向，与作者的意识形态再次发生碰撞。译者要将这两种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融为一体，需要对原作意识形态进行本土化改造，其手法或者是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
翻译过程是译者与作者之间意识形态的对话，语篇翻译的条件就是在译者与作者达到某种“理解”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二次“写作”或“创作”。这种“理解”的基础是，两者在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创作风格，甚至在天赋、人生体验和情感世界上的共同点；共同点越多越容易沟通。只有具备了与原作者这些相似条件，译者才会选择某个原作者的作品，也容易表达出类似的情感；译者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够站在整个语篇的高度准确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创作动机、写作风格、言外之意等等。此时，译者既要考虑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的差异，也考虑语言体系之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Neubert & Shrevet认为，在动手翻译之前，译者的脑子里首先有一个“虚构的译本”，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语言的选择受控于译者脑子里的‘虚构译本’；目的语中的资源为虚构译本转变为真实译本提供了材料”。在实际翻译中，译者势必会进入一种类似创作的状态，充分发挥使用母语“写作”的才能，对原作进行“二次写作”。译者的写作以准确再现原文语篇交际价值和转换整体艺术效果为最高使命，绝不会拘泥于原文个别字词之间，甚至会脱离原文的形式。而译者的写作最终为原作语篇交际价值和整体艺术效果在译语文化中的重现增添新的艺术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中译者的“写作”颇具合理性和必要性。
语篇翻译把翻译对等的概念建立在语篇和交际层面上，并非词、句层面上的表层结构转换，所以翻译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作文本，译者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改写，而在此过程中文化是突出或掩盖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方式。英国翻译家D.Hawkes为喜爱小说的真正读者而“写作”《红楼梦》的做法，也证明了语篇翻译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的合理性。Hawkes所译《红楼梦》(A Story of the Stone)一经企鹅出版公司出版，顿时成为经典译著。译界称道Hawkes运用译语的高超及其文体价值的传译手段，普遍认为该译本达到了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化”，在很大程度上能使人获得接近阅读原著的享受。
(四)意识形态的解读
任何翻译作品，只有迎合了读者趣味才算是成功的，因为读者才是译作的最终检验者。然而，读者对译作的欣赏以及对作者和译者意识形态的解读方式是谁也想象不到的。相比而言，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更容易沟通，因为他们之间有种特殊的亲近感，这也是意识形态的功效使然。如果译者选择了原作、读者接受了译作，那就说明：读者与译者以及作者的意识形态达到某种程度的共鸣；译作不仅促进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赋予原作一种新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原作不仅产生了效果，而且获得了第二生命。
任何译作的出现都要经历两次“叛逆”：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及其翻译是第一次“叛逆”，而读者阅读译作又经历了一次“叛逆”。原作经过这种“创造性叛逆”获得了“第二生命”，扩大了其被阅读与接受的范围。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译者”被贬低为“叛徒”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一语却是对译者的一句赞语，是对译作的文学价值的一种肯定。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而且又是原作生命的延续者――译作的作者，他通过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他不仅是文化传播中的接受者，同时也是输出者，他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读者。所以，有人把翻译看作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消亡”，从而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这种文化传播中的地位。译者在选择需要翻译的作品时，除了受时代背景、读者的需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外，还与自己的喜爱及艺术风格等的借鉴有关。这就是译者对原作的一种“选择性共鸣”。这种“共鸣”为读者提供了研究这些作家的思想乃至所受影响的种种可能，也为目的语输入了新的思想、新的内容、新的文体、新的语汇等等。
五 结束语
综上所述，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都不能单纯地研究译文，还要研究文本以外的东西，与翻译有关的原文和译文的语境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的意识形态活动都应该是研究的对象。尤其是我们要通过语言现象，透视这些人在与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其意识形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因为意识形态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影响着作者的写作、译者的翻译和读者对文本的解读。
翻译是译者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文化活动，体现了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三元关系。其过程是：作者←原著←译者→译著→读者。可以看出翻译是一种从译者到作者又到读者的活动。原作者是信息的发出者，译文读者是信息的接收者，而译者则是以译文为载体向读者传达信息的传递者，译者是主体。译者既要忠实于原作者又要服务于译文读者，所以有人说译者是“一仆二主”。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型的变异，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语言外型，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适合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目的语语言模式，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准确无误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过程，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在充分理解了原作之后，译者下面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原作品用译语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译者要把得之于心的形象用译语重新再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要把译文读者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在进行判断和作决定的思维活动中，要把读者放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
翻译是戴着脚镣手铐跳舞的尴尬角色，由于意识形态的引入和语篇翻译法使得翻译得到了解放。这样一来，使得译者加深了对原作的理解和更好地把握对译作的处理，也使读者更加理解译者的被动处境。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因素，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不可能与作者写作时的意向完全吻合；同时由于语言不同，译者的表达方法也不可能与作者的表达方法毫无出入。即使语言相同，但同一原文在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译者手里，译文差别会很大。译作不是一面镜子，也不是原作的复制品，不可能把原作所反映的内涵和外延一板一眼地反射过来。翻译如果能够使读者的感受与作者写作时的感受达到近似或酷似的程度，就可视为成功之作了。 (作者：徐国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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