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的殷墟甲骨文研究（7）

  來源: 甲骨文網

至於卜辭中所常見到的作為祭祀對象之神主其『示』的類型與內涵的研究，近年來也有新的進展。1985年楊升南發表論文[135]，認為商王直係為『大示』，旁係為『小示』，大小示在受祭的禮數隆盛程度、宗廟保存與配偶受祭與否上有不同待遇。但大示的含義是否如以上傳統看法為直系先王，近年來已有學者提出異議。如1982年曹錦炎著文認為大示為上甲至示癸六示，並非直系[136]。1989年筆者提出大示只包括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戊、大庚六先王，小示仍解釋為旁係為妥[137]。

　　與祭祀制度研究相聯繫的是宗廟制度的研究，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將商王室宗廟作了類型的分劃，並具體討論了各類宗廟及附設祭所的廟主、功能、結構等問題，為以後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礎。繼陳氏後，金祥恆、楊升南、晁福林先後有文章專論或涉及商王室宗廟制度[138]。1990年筆者亦有專文討論商王室宗廟的設置原則與意義，附屬祭所的作用及宗廟制度對王室統治的作用，內中涉及宗廟占卜等問題[139]。最近石璋如在作殷墟建築基址復原研究時，聯繫甲骨卜辭與文獻，認為甲四、六、十二、三基址分別是祭上甲、三報二示、大乙至祖丁九示、及它示（遷殷後諸王神主）的宗廟[140]。石氏還有文章認為乙二基址為早期的右示（祭先公遠祖及自然神所在），乙一（黃土台）為傳說中的『高宗』[141]。這是第一次具體地將殷墟建築遺存與卜辭中所見到的宗廟相聯繫。存在的問題是這樣做不免有較多的推測成分，而且卜辭中的宗廟與殷墟建築基址的關係似應該是在對整個基址群（甲、乙、丙組）進行綜合考慮的基礎上進行判斷。
　　6.商代的曆法與地理

　　殷墟甲骨刻辭的發現亦為研究商代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數十年來在這方面已有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曆譜】是董作賓以12年時間利用甲骨文等資料撰寫的研究殷代曆法與周祭祀譜的巨著。在本書第一卷中提出商人採用干支紀日，一直連續至今日而未間斷；商人之月為太陰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過14或16月後連置兩大月；他認為當時採用陰陽合曆之年，故有置閏月之法，19年而7閏，並依其新舊派之分的見解，指出舊派（如武丁）年終置閏（設13月），新派（如祖甲）則為年中置閏。在第三卷他還討論了卜辭所見日、月食，企圖證明當時已有古四分術與正月建丑之制。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進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說法，同時作了修正，認為年終或年中置閏在一個時期（祖庚、祖甲）內曾並行。但陳氏批評董氏所提出的殷代曆法為古四分術及正月建丑之說，認為『是完全錯誤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學家撰寫的【中國天文學史】肯定了董、陳氏對陰陽合曆與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紀日從殷代至今未間斷的看法，並肯定了年終置閏，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閏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陰紀月，治甲骨文的學者如董作賓過去多認為是朔日為首。上舉【中國天文學史】與1984年張培瑜等發表的論文[143]均認為應是以新月出現為首。同樣的看法，日本學者藪內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馮時發表【殷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認為殷人是以朔日為月首，因為相對疏闊的朔還是可以通過觀測取得。由此可見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今後還會繼續下去。

　　有關商代地理的知識對於商代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發現以前，文獻中有關的記載寥寥可數，因此殷墟卜辭中出現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學者的注意。開殷墟卜辭地理研究之先河者為王國維，他在1914（或1915）年撰寫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從當時已能見到的200餘地名中選了8個距今安陽較近而又見載於文獻的地名，考釋了其地望。此時還談不上地名間系聯。真正為卜辭地理研究創立了一種行之有效而又科學的方法的學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辭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獵卜辭為研究對象（此種卜辭多附記當日佔卜地名，即田獵駐地），通過同版幾條卜辭干支之日差計算地點間的距離，而後又通過異版同名聯繫其他地名，從而結合文獻記載建立起地理區域構架。此後，雖有不少學者繼續開拓商代地理研究領域，但採用的方法皆本自於郭氏的干支系聯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績突出的有董作賓、陳夢家、李學勤、島邦男、松丸道雄與鍾柏生[146]。董氏的成績在於將黃組卜辭的征人方卜辭中經過地點系統地收集起來，按干支系聯，藉以考釋其地望，並繪出路線圖。陳氏則較全面地討論了商晚期諸種地理結構，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區與沁陽田獵區，勾畫了卜辭地名網，並在伐人方路線上修正了董氏之說。李氏的專著將沁陽田獵區作了更細緻的區域分劃，更正了郭沫若將『衣逐』之『衣』釋為地名的錯誤，指出『衣』當讀為『殷』，訓『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則從理論上討論了田獵地之間距離的推定方法，這是他超出其他諸家之處。鍾柏生的論文集將卜辭地名作了分類，分為田游地理、農業地理、部族方國地理等。他詳細評析了以前諸家研究的成績與方法、觀點上存在的問題，在田獵地名研究上雖仍主要採用干支系聯法，但對辭例的條件作了較嚴格的規定[147]。

　　有關殷墟卜辭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鄭傑祥的【商代地理概論】[148]，其特點首先是對地名作詳細的文字考證，以求字識準確；其次是卜辭資料更為齊全，不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資料，是他書所未採用的；三是書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資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雖然有較多成果，但由於卜辭資料本身的限制，對卜辭中出現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較大。其中最明顯的如商王田獵卜辭中所反映出來的主要田獵區究竟在哪裏，現在即有河南沁陽、山東泰山、河南濮陽（及新鄉以東、山東以西）三個地區三種看法；此外『大邑商』是一塊區域名還是都城名？卜辭中的『商』地究竟在何處？這些重要問題都還有待於作進一步的深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