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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卞東波
【世說新語】是魏晉名士的『風流寶鑑』(馮友蘭先生【論風流】中語,見【三松堂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進入【世說新語】的人大多從某一方面體現了魏晉名士風流,而進入【世說新語】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某人在魏晉時期的影響。【世說新語】記載的是漢末至晉末二百多年的士林風流,記載的最末一個名士為謝靈運,這已經入劉宋了。全書分為三十六門,其中第十八門為【棲逸】,記錄魏晉時期一些隱士的事跡,如蘇門、孫登、劉之、翟湯、孟陋、戴逵、許詢、謝敷,這些人幾乎都見於後來的【晉書•隱逸傳】,書中還有一些名士希企隱逸或與隱士交往的事跡。但翻遍【世說新語】卻找不到六朝乃至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隱士陶淵明,緣何陶淵明不入【世說新語】?
在問陶淵明為什麼不入【世說新語】之前,先要問一下陶淵明有什麼理由入【世說新語】。我認為陶淵明是有理由入【世說新語】的。
首先,陶淵明身上具備魏晉的名士風度,其一些行為放入【世說新語】亦堪稱名士中的名士,如頭巾漉酒之事,【南史•隱逸•陶潛傳】:『貴踐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真率』兩字正抉發了陶淵明行為之後的生命意蘊,即魏晉名士所追求的率性而為的風度與生活方式。『頭巾漉酒』之事已成為陶淵明的形象符號,後人對此亦雅詠不輟,如李白【戲贈鄭溧陽】:『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弦,漉酒用葛巾。』(【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五)顏真卿【陶公栗里】:『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顏魯公集】卷一六)白居易【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口吟歸去來,頭戴漉酒巾。』(【白氏長慶集】卷五)蘇軾【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其二:『能為五字詩,仍戴漉酒巾。』(【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三)可以說,生活於晉宋之際的陶淵明正是魏晉名士風度消歇之時的最後代表。陶淵明身上的名土風度可能受到他的外祖父孟嘉的影響。陶淵明所作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記載了孟嘉落帽而不驚的軼事。東晉咸安年間,江州刺史桓溫於九月九日重陽節在龍山設宴,邀集部屬飲酒賞菊。席間,參軍孟嘉的帽子被風吹落,但他一點也沒有察覺,仍然盡情暢飲。待孟嘉去上廁所的時候,桓溫便讓諮議參軍孫盛寫了一張字條,嘲弄孟嘉落帽卻不自知,有失體面。孟嘉回到座位時,才發覺自己落帽失禮。但卻不動聲色地順手拿起帽子戴正。又拿起字條看了一遍,即請左右取來紙筆,不假思索,奮筆疾書,一氣呵成一篇詼諧而文采四溢的答詞,桓溫讀後也大為讚賞。後人也多將陶淵明和孟嘉並稱,如康與之【重九詞】云:『落帽孟嘉尋箬笠,漉巾陶令買蓑衣。』這裡將孟嘉落帽和淵明漉酒相提並論,正說明了陶淵明名士風流的淵源。
其次,【世說新語】的編撰者劉義慶有機會知道陶淵明的事跡。陶淵明作過劉裕的鎮軍參軍(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可見他與劉氏家族並非一點干係都沒有。再者,劉義慶曾為江州刺史,而江州的治所正在潯陽,也就是陶淵明隱居的地方。淵明卒於元嘉四年(427),而劉義慶任江州刺史在元嘉十六年(439),見載於【宋書•文帝本紀】:『(元嘉十六年)夏四月丁巳,以……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為衛將軍、江州刺史。』(參見范子燁【劉義慶年譜】,收入【六朝作家年譜輯要】上冊,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雖然劉義慶與陶淵明之間有十二年的間隔,但兩人基本上時間還是相接近的。【宋書】本傳稱劉義慶『愛好文義』,又在江州作刺史,如果不知道曾經在江州頗有名氣的陶淵明,於理似不通。陶淵明生前,當時的江州刺史如王弘、檀道濟都曾經拜訪過陶淵明並且對他十分禮遇。劉義慶也樂於與隱士交往,對隱士也十分禮遇,【南史•孝義傳】上載:『(師覺授)與外兄宗少文(炳)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宋臨川王義慶闢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又【宋書•隱逸•劉凝之傳】:『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對於江州著名隱士陶淵明,劉義慶是不會不關心的。淵明卒後,友人顏延之曾為之作誄,而顏延之是元嘉時期與謝靈運齊名的詩人,在誄文中,他對陶淵明的人格進行了讚美,劉義慶不會不知。
既然有這些理由,那麼陶淵明為何失去在【世說新語】中亮相的機會?雖然陶淵明在當時不過是一介隱士,做官也不過參軍、縣令之職,但他畢竟是東晉勛臣陶侃的後裔,且曾經多次出仕,甚至做過劉裕的鎮軍參軍,這比收在【世說新語•棲逸篇】中終生未仕的隱士已算顯赫了。並且他在江州也算聞人,曾任江州刺史的王弘、檀道濟等重臣都曾拜訪過他並且徵召其為官,按照【世說新語】的慣例,這也可以入【世說新語】的,如【棲逸篇】就有桓沖征劉之一事。台灣學者李棲在【〖世說新語〗中為何不見陶淵明】中認為:『淵明之所以沒有出現在【世說新語】的理由是:第一,當他年輕時,由於籍隸南方寒族,官司階又低,與貴人高門沒有來往,不合本書選入的原則。第二,等他隱居柴桑、聲名大噪時,時間又已經超出本書所包的時代之後了。』(文載【東方雜誌】復刊十五卷第十二期,1982年6月)南開大學寧稼雨先生【〖世說新語〗何以不收陶淵明】一文認為,『陶淵明沒有入載【世說新語】的原因,是由於其家庭沒有取得世家大族的社會地位和聲望』,『此乃【世說新語】編者及當時盛極一時的門第流品意識使然』(見【傳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說的文體與文化研究】,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兩位先生給予了令人啟發的思路,但我認為回答這一問題,還可以從【世說新語】一書的編撰體例和【世說新語】的時代即晉宋之際的隱逸風氣入手究其原因。
首先,【世說新語】的編撰體例可能使陶淵明喪失了入選的機會。宋高似孫【緯略】卷九說:『宋臨川王義慶採擷漢晉以來往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彩。』明袁堂嘉趣堂本【世說新語序】:『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科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采撰綜敘,明暢不繁。』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說:『然【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家書(指裴啟【語林】、郭澄之【郭子】)所記相同,殆亦【幽明錄】、【宣驗記】然乃纂輯舊文,非由自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可見【世說】的撰例是『採擷漢晉以來往事佳話』、『采撰綜敘』、『纂輯舊文』,即從當時的文獻中採摘舊文並加以整理潤色而成。
現存完整的陶淵明傳記資料主要見於沈約【宋書•陶淵明傳】、蕭統【陶淵明傳】、【晉書•陶淵明傳】以及【南史•陶淵明傳】,不過關於陶淵明最早的記載是檀道鸞的【續晉陽秋】及何法盛的【晉中興書】,可能這兩部史書中都有陶淵明的傳,關於陶淵明的佚文見引於【北堂書鈔】卷一五五及李善【文選注】卷五七。【北堂書鈔】卷一五五引【續晉陽秋】云:『陶淵明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側久,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這一則關於陶淵明的記載,既可見陶淵明的名士風度,又和當時的貴族王弘有關,理應入【世說新語】。而事實上【世說新語】並沒有收入這條軼事,可見劉義慶在編纂【世說新語】時還沒有見到這些記載陶淵明事跡的資料,可能當時關於陶淵明的文獻還沒有成書。
根據范子燁先生的研究,【世說新語】成書時間確定在元嘉十六年四月到元嘉十七年十月間(見【〖世說新語〗研究】第二章【〖世說新語〗成書考】第二節【〖世說新語〗編纂之時間、地點和原因】),這時檀道鸞、何法盛的書還沒有完成。關於檀、何二氏所著的晉史,史皆有明載,【南史】卷七二【文學傳】載:『(檀)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南史】卷三三載:『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人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逐行何書。』從歷史記載來看,檀書、何書的撰成都晚於義慶撰【世說新語】之時,所以劉義慶無法採摘舊文以入【世說新語】。
其次,陶淵明是晉宋之際的新隱風的落伍者,這可能使他不得入【世說新語】。如果說晉宋之前的隱風還遵照古代高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傳統,即隱士與政治保持距離,與統治者採取不合作的態度;那麼到晉宋之際開始變化,即出現所謂的『通隱』。【世說新語•雅量篇】注引【晉安帝紀】曰:『(戴逵)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游燕,多與高門風流者游,談者許其通隱。』又注引【續晉陽秋】稱逵『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蓮社高賢傳•周續之傳】載劉裕即帝位後,曾問周續之:『身為處士,時踐王庭,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岩穴耳。』故時號『通隱先生』。所謂通隱,即指通達、通脫之隱,即一方面作隱士不出仕,一方面又不拒絕與達官貴人的交往,徘徊在仕與隱之間,並且對政治也不再採取疏離的態度。當時廬山地區是隱士的集居地,儘管陶淵明與周續之、劉遺民稱為『潯陽三隱』,但陶淵明的人生觀與隱逸觀與周續之等人有很大的差異。周續之、雷次宗等人都樂於結交官宦,甚至還出入朝廷。陶淵明卻一直秉持着古代高士的操守,從不主動與達官貴人交往,而且他的筆下經常讚美古代的高士,如黔婁、商山四皓、張仲蔚等人,他還曾作一詩【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題下小註:『時三人比講禮校書。』)勸周續之等人不要違背隱士『王事王侯』的原則,不要與政治走得太近,詩中說:『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陶淵明善意地勸這些積極參與政治的隱士,應該立即與他像許由一樣棲隱於箕山之下、潁水之濱。晉宋之際『通隱』之風漸行,同時劉義慶等皇室成員也樂於拜訪隱士,造成了傳統的高士之隱的落伍,而陶淵明正是那種傳統的堅持者,自然不能入接受這種新風尚的達宦者的法眼了,也就不能進入受這種風習影響的【世說新語】。
劉義慶不錄陶淵明入【世說新語】,從而失去了一位可以使【世說新語】更添光彩的人物,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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