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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學術研究 三、著者的階級出身和一些歷史問題
儘管著者階級地位，無明文可稽；但『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①。著者打上的是什麼『烙印』呢?他生當門閥界限森嚴時代，『九品官人』舊習，相沿已久。他之得以秩臻二千石，官至太守，可能就因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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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澤東【實踐論】。
『望族』，與當時官登台省、貴為帝師的賈思伯、賈思同的門閥，不無關係。【魏書】【北史】述及思伯、思同兄弟二人家世，提到他們少時外出從師，因家貧『無資酬之』，致被『質其衣物』。反映出他們儘管是封建地主階級中的『高門望族』，但出身還不是大地主，而是中落到了中小地主階層。著者可能與他們同一情況，不是大地主，也不是一般勞動人民，這從本書自序所透露的思想，就可推知。例如：他反對大地主豪門『用之又無節』的奢侈風氣，也反對豪商巨賈『捨本逐末』，『日富歲貧』的牟利行為。他還反對『浮偽』、『浮辭』，嚴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那種不勞而獲的生活；強調『力能勝貧』，『勤力可以不貧』；『人生在勤』，『用之以節』……等等。這在當時來說，都是屬於中小地主階級較有進步意義的思想。當然，他是為鞏固封建統治階級政權而說話的。在本書自序裏，他還反覆強調：『要在安民』， 『憂百姓之窮』， 『憂勞百姓(為人民而憂勞)』，『聖王在上而民不凍不飢者……(由於能)開其資財之道也』。他還推崇『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為『益國利民不朽之術』。同時，不憚辭費，引用歷史上許多地方官如：任延、王景、皇甫隆、茨充、崔、黃霸、龔遂、召信臣、僮種、顏斐(以原引先後為序)等人為保障中小地主利益，抑制大地主豪門的兼併和超經濟剝削而作出的一系列措施。這對廣大勞動人民也有其一定好處。從這一『側面』來看著者思想打上什麼『烙印』?不也是很鮮明嗎?此外，根據本書內容，還體現出著者讀過不少書，有藏書、治書經驗。在寫書前，自己家裏還曾一度養過『羊二百口』。看來，他的階級屬性，聯繫到上文所述，不難設想而知，是代表中小地主階級。
這裏還得提及：近有人認為『賈思勰即賈思同。因為他做過彭城王元勰的屬官，可能依照當時習慣，把名字改換了』①。這一說，只屬推測，是否可信?值得商討：A．據【魏書】及【北史】所述，思同自幼雅好經史，專精【杜氏春秋】。任講官時，也講授【杜氏春秋】。到晚年還專就這一書與衛冀隆辯論是非，積稿至十卷，未竟而卒。且生平極少接觸農事，從學風上、經驗上看，似都不會著作像【齊民要術】這一類型的書。B．據著者『自序』反映：本書系作於遊宦後，家居度田園生活時，通過『詢之老成，驗之行事』才寫成；而思同則自少『釋褐』，久任中樞要職，直至卒於官，從未閒處家園。C．著者任高陽太守，當是他最高一任、也是最後一任官。但思同則自出仕後，由彭城王待郎、尚書考功郎，歷滎陽太守、襄州刺史，直至侍講、尚書、侍中等官，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諡曰『文獻』，從未任過高陽太守。D．著者成書約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間或者更後一些(見前述)；但思同在武定二年的前四年即興和二年(公元540)便死去了；且他晚年官階相當高，責任相當重，國家又處於多事之秋，連他的專門所學，即【杜氏春秋】辯論稿也未完成，更不會有餘暇『丁寧周至』寫好這樣規模的一部農書。E。著者尊稱劉仁之為『老成懿德』，似較仁之為後輩，而思同則較仁之先卒，年齡可能大於仁之，爵位高於仁之，學術也優於仁之，就他當時的地位看，不會如此稱呼。F．思同早歲為元勰屬官，歷時甚暫，且元勰早已於永平元年(公元508)為宣武帝殺害，果思同真的原名思勰的話，似也沒有長期『把名字改換』諱稱『勰』字的必要。退一步說：他真的要避諱了，何以原書還題思勰而不題思同?魏收著【魏書】，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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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毓瑚【中國古代農業科學的成就】。
同時代極近，何以在思同『傳』裏，絕不提及改換名字的事?後來壽光縣發現賈思同碑①，據趙明誠跋，亦未提及碑文有避諱記載。根據這些理由，可以說：賈思勰並非『即賈思同』，他們彼此截然兩人，本籍同而年輩不一樣。思勰稍晚於思同，當【齊民要術】成書時，思同已不及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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