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北方教育 卡西爾的研究和論證使我們深信：『任何所謂關於人的定義，當它們不是依據我們關於人的經驗並被這種經驗所確證時，都不過是空洞的思辨而已。要認識人，除了去了解人的生活和行爲以外，就沒有什麼其他途徑了』[2]；『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爲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於代表性的特徵，並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於這些條件』[2]；因此，『我們應該把人定義爲符號的動物，來取代把人定義爲理性動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指明人的獨特之處，也才能理解對人開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2]34十分明顯，將人定義爲『符號的動物』根據有二：一是『人的生活和行爲』，這是認識人的主要途徑；而『人的生活和行爲』，從根本上說就是人與生存空間的互動。二是『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爲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於代表性的特徵』，這是認識人的主要入口；而『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爲』，從根本上說就是人與生存空間互動的思維和行爲。鑑於在人類所創造所運用的符號中，最基本、最主要、最有普通適用性的便是語言符號，那麼在一定意義上就可以認爲，人就是語言的動物，就是創造語言符號、運用語言符號、通過語言符號與其生存空間開展互動並且由此創造文化的動物。而且，人因爲有理性而有語言，也因爲有語言而有理性，人是語言的動物，也是理性的動物。這樣，我們就應該能夠理解：研究漢語詞彙，研究漢民族人創造語詞符號、運用語詞符號、通過語詞符號開展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並且由此而創造中華文化的行爲和思維，其最高目標應該是也可以是漢民族的『人』。
然而，我們卻又絕對不能據此而將語言符號僅僅視爲人與生存空間互動的工具，更不能僅僅視爲交際的工具和思維的工具。而是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正是在語詞符號化活動的激勵下，人才能滋生出符號化的想像力和抽象力，才能在與交際之『你』的關係中產生出主體性，才能開始反思生活和理論生活的過程，才能建構起理想並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從而發展出一種不斷審視和更新生存空間的能力；正是在語詞符號化活動的作用下，人才能使各種存在物在分類概括中呈現出來並且變得可以理解，使整個世界在切分重組中呈現出來並且得到重構，人也因此而能擁有存在物、擁有世界並超越之。如果沒有語詞符號，一切事物連同整個世界都難以『出場』並顯示，而只能沉默於黑暗的混沌之中；語言世界是比現實世界更真實的世界。與此同時，也正是在語詞符號化活動的整合下，人才能把各種結構的活動結爲一個有機整體，把各種文化形態結爲一個有機整體。所以，正是這種語詞符號化活動體系，『規定和劃定了「人性」的圓周』，同時也顯現和突出了『人性』的圓周。[2]87此外，我們也不應忘記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論證的：作爲『此在』的人，有三種基本存在方式：一是『處身性』，亦即意識到自己存在狀況的可能性；二是『領悟』，亦即具有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可能性，具有主動與世界互動的可能性；三是『言說』，亦即『處身性』和『領悟』過程都呈現爲『言說』。在言說中，此在顯現自身並『籌劃』自己的存在，世界敞開自己並轉化爲語言，語言構成了人的存在與世界存在的互動關係，同時也顯現和突出了人對自己存在和世界存在的理解，人對自己存在的『籌劃』。(註：參閱郭宏安等【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頁。)至此，我們更應該能夠理解：研究漢語詞彙，研究漢民族創造語詞符號、運用語詞符號通過語詞符號開展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以創造文化，其最高目標應該是也可能是漢民族的『人』。
在這種最高目標的激勵下，研究者可以立足當代漢語詞彙研究的基礎，突破其畛域，追溯其源流，關注漢民族人的造詞活動，探求漢語詞彙形成的動力與方式，從中窺見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或根本特性。例如，【爾雅・釋天】記錄了四種和風的名稱，並且作了解釋：『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我們現在可以追問：中國先民爲什麼要將和風細分爲四類，並各予這樣的一個名稱?這四個名稱各有何種獨特的意蘊?這樣，我們就必須立足中華先民與其生存空間互動的歷程，於是就能看到，在這樣的分類命名過程中，中華先民已經本著自己農耕生產生活的需要與經驗，表達出自己對於和風的獨特感受和獨特態度，顯示出自己獨特的生存方式和認知方式，因而也就在揭示和風存在的同時彰顯出一個自我來。又如名詞『義』，是古今漢語的一個常用詞，也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關鍵詞。前人已經對其來源作出了清晰的考證，亦即【毛詩鄭箋】所說的『義之言宜也』。但是，我們現在卻有必要在前人止步之處繼續發問：『義』與『宜』何以能夠同源?其同源關係說明了什麼?這樣就能明白：所謂『義』，無論儒家提倡的思想範疇，還是民間流行的道德信仰，究其根本，都是適宜於人們生存發展的行爲、事情和精神，都是『宜』在人的生存方式領域的發展。倡導『正義』或講求『義氣』，都是爲了在各種境遇中都能夠有利於人的生存發展。由此，我們可以略略窺見中華先民的價值觀念和基本品性。
在這種最高目標的激勵下，研究者可以立足當代漢語詞彙研究的基礎，突破其畛域，深入到人們的對話之中，關注漢民族人的用詞釋詞活動，探求漢語詞彙的表達與效應，從中窺見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或基本特性。這是因爲，每個人總是在與他的對話中，也許更多地並且更隱蔽地還在與他的後人的對話中。』[3]101對話是人所特有的創造活動和存在方式；人在對話中使用語詞解釋語詞並通過語詞以解釋存在、交流思想、彰顯自己、創造意義，而其意義則在本質上體現了人與人、人與世界的互動關係，是人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譬如，明代著名學者焦閎【焦氏筆乘】記載了北宋理學家李彥平講述的一段親身經歷：
辛丑春同試南宮，仲修中選，而某被黜。仲修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仲修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修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爲「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修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希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某聞其言，頓若有悟。
【論語】首章首句首字，便是一個『學』，這是孔子人生經驗的總結和教導學人的綱領，意蘊非常深厚。趙仲修用自己的人生體驗填充其『召喚結構』，用自己的獨到心得勸勉學人，使『學』的詞義有了新的顯現和拓展，使學人『頓若有悟』，並將所悟引入自己的人生實踐。從這樣的用詞釋詞活動中，不僅可以看到特定詞義在特定語境中是如何深化、發展的，而且可以領略儒家學者所信奉、所追求的，亦即他們理想中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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