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宏及其王权论导读

◇中国权力政治的规则和潜规则
◇中国两千年权力政治的奥秘
◇韩非子“法、术、势”思想千年解读
◇历代君王驭民修身之术
◇国家与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
◇揭示中国古代陷入兴亡周期循环的答案
◇洞察人性的领袖管理艺术
◇培养领导者洞彻事务本质的视野和眼光       

《王权论》内容简介：《王权论》以韩非子“法、术、势”权力政治思想为主线，通过历史的、个案的和比较的研究方法，运用中西方理论分析工具，结合政治学的最新观点，穿透历史表象，缕析中国两千多年权力政治的内在规律、原理、方法与技巧，探讨中国王权社会的君王治国理乱之道与驭民修身之术，并对中国古代阳儒阴法的意识形态、帝王心术与根器之修炼、重要政治制度与人事沿革及流弊做深入阐释，对中国王权政治进行全新的解读、诠释和反思，分析王权社会政治统治的本质，试图从中揭示中国两千年权力政治令人民服从的根源，揭示了政治造成的“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局面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成“超稳定”社会结构和陷入一乱一治历史周期循环的根本原因。

《王权论》作者简介：

李剑宏，字泽中，回族，1977年生于新疆昌吉，河南南阳人，现居北京。独立研究学者，长期专注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学领域研究，致力于构建当代中和学术思想体系。北京中和经世信息技术研究院院长兼中和文化研究所所长，剑虹评论网总编，国学与管理学自由讲师，多企业执行董事兼战略管理顾问。

《王权论》目录及部分章节选读

               

一部深刻解析中国王权政治的经典力作（代序）………………………… 金太军

直面国家与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序二）…………………………   蒋国华

洞察人性的领袖管理艺术（序三）………………………………………   杨劲伟

前言

第一部分 王权政治的缘起与本质之厘清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商鞅变法先于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而被历史形势迫成；接着，不受约束的王权造成秦王朝的灭亡，儒、法等先秦百家提供的政治解决方案都无法解决这一政治问题；秦王朝的灭亡虽然揭示了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最本质的政治原因，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秦政”体制。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王权社会对宗法制度及其思想采取了既利用又妥协的策略，政治和知识合流，形成阳儒阴法的政治格局。

         绪论

         第一章 阳儒阴法的王权政治局面之形成
         第一节 大秦帝国的崛起与覆亡
         第二节 儒家的权力穿孔——从累累若丧家之犬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三节 主客对话录之一：中国传统社会权力政治的本质

               

第二部分 王权政治的权术与根器之修炼

               

    君王紧紧攥着令人民屈服的生杀予夺之权，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对官吏采用了毋借权柄、心藏不漏、形名参同、赏信罚必、众端参观、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手段；十分警惕利异外借、托于似类、利害有反、参疑互争、敌国废置、庙攻于外等情况；努力掌握任人唯贤、精通经济、分权制衡、打击政敌、铲除奸党等本领；不断加强把握大局、高瞻远瞩、团结同志、自胜自制、收束野心、艰苦奋斗、自我保护、虚心纳谏、自强自立、谦虚谨慎等政治素质；竭力消除业已形成气候的明劫、事劫、刑劫等政治变局。第二部分对此作了分条缕析的解析和评价，同时配合生动有趣的史料，对帝王心术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也从中提炼了对现代社会有益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第二章 王权政治的理论基石

         第一节 永恒法则——有力者王[阅读]
         第二节 人性的逻辑起点——趋利避害[阅读]
         第三节 权力的实质——执“二柄”之势
         第四节 法治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君权与法权统一
         第五节 运用权力的方法——因可势，求易道
         第六节 主客对话录之二：韩非子的“抱法、处势、用术”思想
           第三章 王者的心术
         第一节 韩非子的权力观——用防范牵制手段强化王权
         第二节 紧紧攥住手中的权力——掌握“二柄”的要领
         第三节 君子为何不敌小人——原因在于制度还是手段不当？[阅读]
         第四节 君王驾驭臣子的艺术
         第五节 君王明察的艺术
         第六节 主客对话录之三：政治领袖如何防范身边的“小人”？

         第四章 王者的大根器
         第一节 王权的要害——五壅
         第二节 王权的劫持——三劫
         第三节 政治领袖的修炼——十过
         第四节 主客对话录之四：怎样成为一名卓越的政治领袖

               

第三部分 王权政治的观念与弊端之嬗变

               

    王权政治主宰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君主专制统治一代高过一代，专制统治手法一代比一代精巧。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清谈之风、谏官之弊、告密恶习、文字狱之害；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立法和司法过程中的释法用术、官官相护、酷吏当道、亲亲互隐、法分等级、心诛腹诽现象；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如何以思想、政治、经济手段精密地控制社会和人民；指出专制政治造成“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局面，是中国近代社会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在做这些流弊的分析时，有破有立、贯通中西、引入鲜为人知的典型史料，使这些鞭挞性的批判没有流于空泛的道德教条，而是从国家治乱的政治角度理性分析这些弊害。

         第五章 王权政治的言论观
         第一节 政治预警与言论底线
         第二节 言论表达与人情世故
         第三节 王权社会的言论控制思想
         第四节 主客对话录之五：中国的从贤观念、言论风气、制度与流弊
           第六章 王权政治的法治观
         第一节 法的起源、地位、本质和作用
         第二节 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主客对话录之六：王权社会为何难以贯彻法治
            第七章 王权政治的民众与社会观
         第一节 为愚妄的民众谋取根本利益
         第二节 特殊的“社会分层理论”——五蠹
         第三节 主客对话录之七：周期兴亡律和国强民弱局面形成之社会根源

               

第四部分 王权政治的结论与读史之感悟

               

    法家思想被历代学者议论，这中间只有少数是真知灼见者的批评，多数是伪君子的诋毁——这些人最恨将心中龌龊的坏事坦白出来。那些的确需要批评的地方，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恶”的表现罢了。法家将政治上的虚伪和丑恶，能如此不虚伪地在政治实践上加以思考，并提出防范之策，这在中国其他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做到。本书否定法家的地方，是与近现代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方向和政治理想保持一致的。

基本结论
    附录
    后记

一部深刻解析中国王权政治的经典力作
(序一)

金太军

               

（金太军，苏州大学校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管理科学》等刊编委。中山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欣闻李剑宏所著《王权论》一书即将出版，我十分高兴。李剑宏是一名勤奋博学的青年学者，早在1999年的时候，就创办了以学术研究为宗旨的剑虹评论网，一直保持着和社科人文领域学者们的交流和对话。近十年来，他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学，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凭借“少年老成”的人生履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开始了独立创建“中和”学术思想体系的研究之路。众所周知，独立研究学术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坎坷之路，不仅缺少必要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必需的课题研究资金，即便完成了研究成果，在市场为导向的出版条件下，书稿也很难发表出来。所幸的是，李剑宏克服了这些困难。最令人欣慰的是，社科文献出版社审题委员会肯定了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体现了审题专家的远见卓识，对于从事学术创新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王权论》作为李剑宏“中和”学术思想体系研究成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十年磨一剑”的扛鼎力作之一。起初约有八十余万字，几次删繁就简后，浓缩成三十余万字，但篇幅的缩减没有影响作者的思想表达，相反，言简意赅的文字更有“微言大义”的意味。本书观点新颖、论证深刻、资料翔实、结构严谨，是一部深入解析中国王权政治的经典之作。作者透过先秦法家韩非子“法、术、势”的权力政治思想，以犀利独到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王权政治统治的奥秘与造成近代中国落后西方的根源，钩玄提要出中国古人治国理乱的智慧思想，在分析了王权政治产生的种种弊端之后，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命题——如何解决国家和社会双向锁定的政治难题，引导读者得出中国必须走民主和法治道路的结论。

《王权论》一书令人耳目一新，关键在于独特新颖的研究角度、方法和体例，以及作者的独到见解。

第一，《王权论》一书透过韩非子思想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症结。

法家思想注重实践精神，不仅为中国王权政治如何运用权力提炼出了一般性的规律认识，还提供了一整套可操作的办法，最契合那个时代的政治现实。皇帝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法家思想，诚如本书作者在绪论中所言：“但凡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地方，法家思想揭示的规律就必然起作用。”

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是战国时期韩国人，他虽出生高贵，却放弃富贵荣华，做了一名清苦的政治思想家。这样的人生设计没有给他带来好处，相反，造就了他一生的失意困顿和怀才不遇，最后在被人轻视和陷害中凄凉死去。在死后的数千年间，他依然背负骂名，至今，一些学者仍把他视为中国极权政治的祸首。因为遭人轻视，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他的准确出生年月；《史记》记载他是韩国的贵公子，但他和韩国王室血缘关系究竟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他原本和先秦的其他诸子一样，被后世尊称为“韩子”，但唐宋以后，人们开始叫他“韩非子”，正如本书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这恐怕是中国唯一一个被后世人修改了尊称的思想家吧。人们没有将孔子改为孔丘子，而把韩子改为韩非子，看得出对他的轻视。”这位被人轻视的政治思想家，青年时曾拜荀子为师，与李斯成为同学。他立志学成富国强兵的真实学问，报效内忧外患的韩国，但学成归国时，却不受国君重用。时为秦王的嬴政在阅读了韩非子文章后，惊叹他的大才，不惜发动一场战争强迫韩国将他送到秦国，但他的同学——时为秦国丞相的李斯却怀着嫉妒心设计毒杀了他，《史记》记其事为公元前233年。本书第一章对此段故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读者不妨留意。

据《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五》记载：韩非子“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这说明：韩非子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善秩序作为他的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提出君王“抱法（运用法律制度治理国家）”、“处势（集中国家一切最高政治权力）”、“用术（掌握组织和驾驭官员的办法）”的政治主张，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君权和法权合一的“理想国”，实现国家富强。

执行阳儒阴法政治路线的历代王朝统治者没有像儒家知识分子那样轻视韩非子及其代表的法家思想，甚至可以说，韩非子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是名副其实的千古帝王师。譬如汉宣帝曾训诫太子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七《汉纪十九•中宗孝宣皇帝下》）这里所提的“霸道”，就包含着法家的主张。又如三国时期以“仁义”著称于世的汉昭烈皇帝刘备，在白帝城给太子刘禅的遗诏中曾特意列出一个读书单：“可读《汉书》、《礼记》、间暇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明达。”（《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这里面的《商君书》、申、韩，即是法家人物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著作。

因为法家思想真正指导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是王权政治的“内核”，所以，本书把韩非子思想还原到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下，再把这种思想和当时的政治现实相对照，使读者通过韩非子思想一点点地揭开了王权政治统治的神秘面纱。作者选取这个独特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很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可谓鞭辟入里。

第二，《王权论》一书深刻揭示了君主集权政治的统治逻辑、原则和方法，指出专制政治造成“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锁定）”的局面，是中国近代社会落后于西方的根源。

《王权论》深刻揭示了王权政治的统治逻辑。在本书第二章，作者从“有力者王”的自然法则出发，将法家提出的人之天性“趋利避害”作为王权政治的人性论基础，指出人民之所以服从君王一人的统治，是由于君王的政治权力垂直垄断了社会一切资源，对人民的切身利害有绝对的予夺之权。“人的天性在他不能抗拒这股力的时候，也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趋利避害的时候，就会选择服从，于是行为朝着掌权者的意志方向进行。”

基于这样的政治逻辑，王权政治找到了具有“排他性”、“独占性”特征的专制统治原则——“二柄”，即予夺人民利害的强制力。中国古代君王为了巩固和运用这种专制权力，采用了毋借权柄、心藏不漏、形名参同、赏信罚必、众端参观、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手段；十分警惕利异外借、托于似类、利害有反、参疑互争、敌国废置、庙攻于外等情况；努力掌握任人唯贤、精通经济、分权制衡、打击政敌、铲除奸党等本领；不断加强把握大局、高瞻远瞩、团结同志、自胜自制、收束野心、艰苦奋斗、自我保护、虚心纳谏、自强自立、谦虚谨慎等政治素质；竭力消除业已形成气候的明劫、事劫、刑劫等政治变局。

《王权论》第三、四章，不惜用十余万字的笔墨，对君王巩固和运用权力的上述办法作了分条缕析的深刻解析和评价，同时配合生动有趣的史料，对帝王心术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也从中提炼了对现代社会有益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对政治学而言，除了要对权力运用或者说是权力控制进行研究以外，还要研究政治的首要问题——如何产生政治权力，或者说如何产生掌握和行使权力的统治者。作者在论述韩非子提出的“自然之势”时指出：“在韩非子所处的时代，‘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度已经成为历史，‘汤武革命’不具有可操作性，各国国君皆以血统关系世袭权力。在这种态势下，承认‘自然之势’，就是承认以血统关系世袭权力的政治现实。”（《王权论》第二章）寥寥数语，就把王权政治以嫡长子继承制作为权力产生方式的现实必然性勾勒出来。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古代统治者选择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更深刻的动机——专制政治要求权力独占，虽然嫡长子继承制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好的选择。当嫡长子继承制成为最高政治权力产生的不二选择时，论证这种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权力具有合法性，必然借助于肯定宗法制度的儒家思想。这事实上说明：王权社会对宗法制度及其思想采取了既利用又妥协的策略，以此稳固自身的政治稳定。

王权政治主宰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君主专制统治一代高过一代，专制统治手法一代比一代精巧，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下，“有力者王”的专制政治精密地控制了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李剑宏在《民权论》（目前尚未出版的手稿）一书中，为民权政治提炼出“力量制衡产生秩序世界”的自然法理依据，这就凸显了王权政治以“有力者王”作为自然法理依据的政治局限性。“有力者王”固然是可成立的真理，但孤立的真理并不是真正的真理——“现在的情况是，地球不得不绕着太阳转动，但地球绝不会撞向太阳。如果宇宙仅仅是‘有力者王’的天下，而没有相互制衡的力，那么宇宙在自我毁灭，绝不会产生秩序和生命。同样，在人类社会中，当政治以绝对权力控制社会的时候，也面临着某种不可预期的毁灭结局。”（李剑宏《民权论》手稿）在《王权论》前言部分，作者分析说：专制王权政治“虽成功禁锢社会发展的脚步，因而免于社会变革对政治统治的威胁，却不可避免地崩溃于农业社会结构不可克服之矛盾。历代王朝，要么被奋起反抗的失地农民所推翻，要么被野蛮落后的外来游牧民族所征服。王权政治制造的‘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局面，造成中国历史始终摆脱不了一乱一治的兴亡周期律怪圈，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裹足不前的农业文明形态中。”“由于政治对社会的长期禁锢，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民主、法治、科学、经济等领域极度落后于西方。”

面对专制政治必然造成“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政治难题，执政者无论励精图治还是苟且偷安，民众耽于逸乐还是忧患未来，均不能获得进步。这就要求统治者变革政治，“首先要打破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措施、经济政策，才能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只有当社会能够反制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定程序决定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统治政策时，政治权力和社会的发展才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以上二段引用出自《王权论》第七章）

李剑宏在《王权论》中的这些结论可谓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应当说，自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正是在走着一条不断释放社会活力和生机的道路，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正在令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变得自由、多元，国家和社会正逐步走向良性互动。

第三，《王权论》一书重新划分了中国的社会形态，提出了人的三种属性，构建了“思想—事实”的二元解释框架。

以往，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形态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提法。李剑宏在《王权论》绪论部分中大胆质疑中国是否有过奴隶社会，自秦到清朝的中国社会是否属于“封建”范畴。他按照“国家主权归谁行使”的标准，创造性地提出宗法社会（“指夏、商、周时期，国家权力由大大小小的宗族掌握”）、王权社会（“指自秦朝开始至清朝终结的历史阶段，国家权力由君王一人掌握，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民权社会（“指1912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的中华民国历史，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共和政体建立。”“实际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军阀割据政治和半殖民地政治”，“由于其共和政体是以民权理念指导下的产物，故暂且将这一段历史称为‘民权社会’”）的概念。这些质疑和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李剑宏在《王权论》绪论部分对人的属性问题创造性地引入“精神属性”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有自然和社会两大属性，但并不否认意识（精神）是人区别于地球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作者在学术研究中认为，除了承认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属性之外，人还有建立在这两种客观属性之上的第三种属性——精神属性，这种精神属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升华，是人区别并高于地球其他生物的独特属性；人的精神属性，主要表现为理性，客观上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一观点颇有新意。

基于人的三种属性的认识，李剑宏在《王权论》绪论中提出了对人类历史采取“思想—事实”的二元解释框架。因为人的精神属性是建立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上的，精神属性只能制约而不能决定人的自然与社会属性，那么在人类政治和社会领域，“思想—事实”的二元存在并不是承认哲学上的心物二元论，而是承认精神具有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当失败者退出历史舞台时，纵然肉体已经消灭，但他的思想意志并不会随之死去，并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复活——某些时候的复活甚至是必然的”，思想具有“稳定传承、指导实践和超越时空的特点”，“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政治现象，背后都有不同思想意志的斗争和妥协”，“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政治思想不仅能解释与之对应的社会形态呈现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也能解释和规定与之对应的社会形态的主要的、多数的政治问题”。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事实”的二元解释框架，作者选取韩非子思想作为考察王权政治时代的思想标本；在对历史问题进行政治研究时，注意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在思想观念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种客观事实）比较中，逐步揭示了王权政治的本质与内容。

第四，《王权论》一书所体现的作者许多独到见解，系作者在长期钻研中提炼而成，因而显得深刻而富有学术价值。

这些深刻独到的分析俯拾皆是。比如《王权论》第一章第二节，作者运用社会学家科赛“知识与权力”的理论工具，结合自己的“智慧塔”分析模型来寻找权力和思想的两种内在关系，深刻论证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儒家意识形态在中国王权社会的确立过程。在《王权论》第二章，作者在逐一分析了孔子、孟子、荀子、《黄帝内经》和韩非子的人性观之后，对荀子的“人性恶”观点提出了悖论，认为从“人性恶”不能必然地推出人可以“化性起伪”，还提出善恶不应当成为分析人性的定性词汇，“‘善’与‘恶’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从根本而言，这两个概念不过是人从自身立场出发的价值判断而已。”“善恶是趋利避害的天性在环境作用下的结果。”在《王权论》第五至七章，作者逐一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清谈之风、谏官之弊、告密恶习、文字狱之害；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立法和司法过程中的释法用术、官官相护、酷吏当道、亲亲互隐、法分等级、心诛腹诽现象；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如何以思想、政治、经济手段精密地控制社会和人民。在做这些流弊的分析时，有破有立、贯通中西、旁征博引、引入鲜为人知的典型史料，使这些鞭挞性的批判并没有流于空泛的道德教条，而是从国家治乱的政治角度理性分析这些弊害，使结论扎实而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除此之外，作者善于将艰深的理论用深入浅出的文字予以表达，独具匠心地将各种文言史料用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进行表述，在我们轻松地阅读一个个故事的同时，已经“不经意”地理解了原本枯燥晦涩的政治理论，甚至在阅读作者每一节前的“题记”和每一章最后一节的“主客对话”中，“不自觉”地保持了和作者思维的同步交流与共振，这使得即便只有中等学力的读者也能通读本书，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文字驾驭水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用沉稳洗练而不失生动活泼的笔法为读者呈献了原汁原味的儒、法、道、墨的基本政治思想，并融入现代政治学观点予以分析，这对于国学和政治知识的普及是有益的。《王权论》充满了智慧精警之语，阅读时，你可能需要一支笔，随时准备圈点，甚至击节而叹。

我希望：融学术性、思想性、可读性、创新性为一体的《王权论》的出版，能为李剑宏后续的学术研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的社会应当鼓励青年学者从事学术创新事业，一个勇于创新的民族，才能不断进步、兴旺发达。作为一个中青年学者，我本人愿意与李剑宏及诸位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仁共勉。是为序。

直面“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
(序二)

蒋国华

　　（蒋国华，民进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民进十二届北京市委秘书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吉利大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研究所所长。）

　　我的好朋友——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科学学和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马凯博士曾说过一句名言：“政治是关于权力和谁行使权力的学问。”从语义学上讲，中国古代有关“政治”的含义，与西方古希腊的“政治”含义原是迥然不同的，但在近当代，特别是自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以来，“政治”在中国便开始了融入世界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伟大历程。

　　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盛唐的开国帝王，其所谓“兴替”，指得就是王朝权力的获得、丧失、转换和易位。换句话说，古今中外，政治表现的社会现象是一样的，从来就是围绕国家权力展开的，表现为人们夺取、维护、建设、执行、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所谓政治，本质上就成了获得、保持、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种活动的总称。

　　在我国，翻开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政治很大程度上只是描述为一种帝王和大臣们赢得政权、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史。而李剑宏耗费多年心血写成的《王权论》一书，穿透历史表象，讲述了中国古代帝王如何以精巧的办法严密地管理国家与人民，却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道理，揭示了王权政治巩固和运用权力的内在政治规律与矛盾。真正的学问，尽管在讲述历史，却自有其不可泯灭的“古今之通义”。

　　读《王权论》之前，我们要深思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政治，一定逃脱不了韩非子主张的政治？要知道，在战国时期，中国正在大分裂，但政治束缚不了自由流动的思想。为什么百家争鸣之中，唯独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皇帝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拿来当作统治手段的法宝？法家思想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让君主集权政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之久？如果我们当代的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只是在道德上盲目痛斥，把中国古人走过的几千年政治道路都用“专制黑暗、野蛮落后”等词语抹煞掉，却没有一个人认认真真地、深入地读一读法家的思想，就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下有些学者对西方文明和历史如数家珍，甚至认为中世纪的黑暗也是西方文明兴盛之前的“必要的恶”，却对自己古老祖国的文明和历史弃之如敝履，这种躲在象牙塔里面附庸风雅和追赶时髦的“学者病”着实害人不浅。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会让我们犯削足适履的毛病。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曾说：“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以‘没有翅膀’作为一切之解释”。我们需要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心理，今日之中国乃是过去之中国的演进，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无法割断历史，斩断传统。你想割断历史，历史的反作用力更大；你想斩断传统，传统的反弹力量更甚。我们认清了自己的历史与传统，才能最少阻力地找到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根和涅槃强盛之路。

　　《王权论》试图从“理性的权力”和“权力的理性”的视角出发，帮助人们认清历史与传统。作者的研究兴趣是以政治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君主集权政治长期存在的政治现象。换言之，透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来研究王权政治体系的存在条件，解开了君主集权政治何以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难题。作者以结构的、宏观的、历史的、比较的和定性的研究方式，着重研究了王权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探讨了王权政治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条件、王权政治的社会根源、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王权政治对社会的作用，以及社会势力怎样形成政治权威、政治权威又怎样凝聚和改变社会中的利益组合和势力关系等重大问题。

　　作者认为：中国的地缘状态是产生君主专制的直接原因，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产生君主专制的内在动力。在此立论基础上，作者把君主集权政治的统治逻辑、原理、原则和办法还原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从思想观念、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多个角度、层面，探讨了王权政治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

　　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可谓是《王权论》这本书中最璀璨夺目的思想奇葩。《王权论》开篇第一章，即以秦王朝兴亡为历史考察对象，得出三个结论：一、划时代意义的商鞅变法先于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而被历史形势迫成；二、秦王朝的灭亡是不受约束的王权造成的，儒、法等先秦百家提供的政治解决方案都无法解决这一政治问题；三、秦王朝的灭亡虽然揭示了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最本质的政治原因，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秦政”体制。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政治和知识合流，形成阳儒阴法的意识形态，君王的统治手法越来越精巧。

　　于是，强力而精密的政治给社会发展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社会的发展一旦超越这个界限，政治就出来干预。中国政治不仅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还决定了社会的结构与运动。正如作者在第七章所说：“当政治试图严密控制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是国家锁死了社会；静止僵化的社会反过来又锁死了国家，即社会结构又制约了政治的作为。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会保持在农业文明的状态中，只有量的累积，而没有质的突变。”这一论点深刻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存在和中国历史始终处于一乱一治却没有政治和社会文明突破的答案。

　　在我看来，作者在第七章创造性地提出三个观点：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结构决定了王权政治体系的客观存在。

　　二、当王权政治体系试图禁锢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异以维系自身存在的时候，它必须使政治和社会之间形成封闭的、自组织性的、坚固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它必须对维系这个政治体系的同盟者予以利益共享，从而实现政治共治。我们可以透过第七章深刻地窥见到王权政治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三、一旦社会发展裹足不前，政治变革就会失去内在动力，社会文明就无法产生质的飞跃。

　　这些观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即便在当今世界，政治和社会的关系仍是各国政治家十分头疼的问题。如何让政治和社会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又能促进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王权论》给了很有特色的启示和思路。

　　除此之外，本书还具有可读性的特点。作者在提出概念时由浅入深，在学术结构上层层相扣，在援引史料时前后照应，在表述观点时中西结合。因为由浅入深地提出概念，读者阅读时丝毫不感到费力；因为层层相扣地组织结构，读者对作者的思想表达有清晰地理解；因为史料前后照应，读者不会对这些史料感觉突兀而陌生；因为观点中西结合，使读者在比较中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这体现了作者独具匠心的写作手法、深厚扎实的理论根基和炉火纯青的文字驾驭功底，使《王权论》一书同时具备了学术思想研究价值和可读性价值。

　　我们常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古往今来，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驾驭这个动力的是各级各类“第一把手”。为了全人类的福祉，科学地遴选、管理和监控 “第一把手”，将是新世纪乃至新千年中世界人民最艰巨也是最伟大的目标。因此，李剑宏先生《王权论》的出版是件好事，《资治通鉴》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我们当代人而言，汲取历史的教训，才能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好的借鉴。

洞察人性的领袖管理艺术
(序三)

杨劲伟

　　（杨劲伟，中国节能环保产业领军人物，中国青年文化科技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华节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暨中青国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如果说，人类天性中确实有一些超越历史、阶级和社会而亘古不变的东西，那么，建立在这些人性本质认识之上的思想就会闪耀人类永恒的真理。掌握了这些经得起人心、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思维方法，才有可能成为现代社会各行业组织的卓越领袖，才有能力在各行业组织中开展卓有成效的管理和变革工作。

　　请注意我的措辞，我指的是各行业组织的领袖而非一般的管理者。领袖和管理者的境界判若霄壤：领袖除了要关注整个经济环境、政治形势以及人们的内心需求，还要凝聚全部的心血灌注到自己所领导的事业之中，确保事业的正确方向。管理者则关注在某一系统内具体的项目实施，力求项目团队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正确地完成特定的绩效。正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所说：“把梯子正确地靠在墙上是管理的职责，领导的作用在于保证梯子靠在正确的墙上。”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则直截了当地说：“领袖是做正确的事，管理者是正确的做事。”

　　领袖会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甚至影响历史的进程。但一个人若想成为时代的“领跑者”，相当有难度和挑战性。作为一名领时代风气之先的领袖，没有一成不变的教条，只有出人意料的创造。在过去一百年中，亨利•福特开创了人类的汽车时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扭转了美国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危机，并在二战中令美国一跃而为世界霸主，彻底改变世界版图；比尔•盖茨的微软帝国发动了数字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和科学技术的进程。

　　只有具备了领袖的思维，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领袖，而要获得领袖的思维，必须借助于真正的学问。当下各类管理类书籍虽然层出不穷，却都偏重于具体的管理方法和技巧，没有一本谈行业组织中的领袖如何思维与运筹帷幄，即便有所谓战略管理类书籍，也大多是基于某种理论分析模型构建而成。这些是知识，而非智慧；这些能“授人以鱼”，而不能“授人以渔”；这些是有益事业的具体微小的“术”，而非建立可大可久事业根基的“道”。如果我们对这些只鳞片爪的东西敬若神明，花费时间死记硬背，就和守株待兔的农夫一样，没有多大出息了——须知：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人会守着教条做成伟业。

　　在我看来，《王权论》贡献给读者的关键价值在于：培养我们一种洞彻事务本质的视野和眼光，给予我们一种科学地、规律地看待历史、把握现实和辨别未来走向的思想方式，激发我们一种可以在变化无穷的环境中作出战略选择的决策能力。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如此广袤的知识海洋中，李剑宏所著的《王权论》从中提炼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养料。对我来说，中青国能独创和首倡的“绿海战略”，其核心的“绿海管理模式”至少受到书中以下启发：

　　一、管理的第一推动力——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既然“善恶是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在环境作用下的结果”（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对一个身处行业和组织中的领袖而言，必须防范人性中可能出现的恶，必须“设立正确的制度以晓明利害”（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所以，管理的前提是依靠制度约束人们不得从事有损组织利益的事情，依靠制度激励人们从事有益于组织利益的事情，而不是幻想所有的人都会为着组织利益自觉自愿的做事。离开了这个前提，管理变得毫无意义——正因为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管理，如果人是天使，就没有管理的必要了。

　　二、管理的独特属性——分配利益。既然“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那么，处于行业组织中的领袖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人们之所以为你领导的组织、企业工作，最基本的动机是为了生存和体面的生活。倘若一个人为你贡献了巨大的价值，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他必将离你而去。薄情寡义的领导者如果认为人们都应该像天使那样为自己效劳，而不考虑他们应得的物质利益，人为制造权利和义务的不等价关系，绝不会拥有优秀的忠诚的人才，相反，他会将大量的人才拱手让给他的竞争对手，“借武器给敌人”（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葬送自己的事业。

　　三、领导者的管理要领——结构性地管理“管理者”。行业组织中的领袖应当掌握本书一系列领导法则（见本书第三、四章）。一切的管理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的管理。哪怕财、物资源的调配，也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经营意识、决策与行动。“形名参同”要求领导者在所处行业和组织中应掌握决策、任免、奖惩等关键权力，从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充分调动人们的聪明才智，按实际绩效作出奖惩，而不是“控制、压抑人们，使他们处于黑暗中，将他们的时间浪费在琐事和汇报”（杰克•韦尔奇语），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对人们实施任免和奖惩。“众端参观”要求领导者防范“办公室政治”对杰出人才造成的伤害，取得所处组织与企业的全面信息，而不要偏听偏信，造成决策失误。“一听责下”为领导者提供了遴选人才、发现人才、为人才提供施展空间的思维方法，正如杰克•韦尔奇所说：“商业的精髓完全在于从每个人那里得到伟大的构想，所以注意不要放过每一个人。很有可能你的团队中最沉默的那个人就有着最好的构想。”“利异外借”提醒领导者要把组织、企业的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保持一致，如果做不到，再优秀的团队也会分崩离析。“利害有反”为领导者提供了明察组织和企业内部破坏者的思维方法。“参疑互争”为领导者提供了在人事变动时必须重视的情况，我们甚至据此明白：美国花旗集团的CEO选拔方式——威特•威斯顿设立了在六个高管人员中竞争的选拔方式，最后约翰•里德成为CEO，而落选者必须全部离开花旗集团的原因。本书中诸如此类的领导管理法则，不胜枚举。

　　除此之外，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对国家意识形态形成过程有相当深刻的论述，这对于企业领导者塑造企业文化——让企业理念成为全体员工内心自觉遵守的意识不无裨益；本书五、六、七章对指导企业建立良好工作风气、制定和执行管理制度、变革僵化死板的企业机制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启迪意义。

　　政治无所不在，政治绝非仅仅局限在庙堂文牍之间，政治也绝非仅仅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政治是一门高尚的智慧和宏大的哲学，政治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空气、养分和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孙中山语），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可磨灭的“道”，而学者李剑宏又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和战略策划的人生经历，这三者结合起来，使《王权论》这本书在论述政治和国学的道理时，也为我们提炼出了一整套颇具实用价值的领导管理思维方法。这对于在各行业、组织、企业中从事领导和管理工作的读者而言，是莫大的福音。我建议读者买三本，一本送给师长亲友，一本自己珍藏，一本用来圈点，至少要读三遍，深深领悟其中的道理。

　　以此为序，与诸君共勉！

《王权论》前言

著者：李剑宏

　　自1998年以来，我开始了“中和”学术思想体系的研究。研究分两条线索进行：一是以中国的权力政治为研究对象；二是以中国的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截至2008年底，历经十载，我积累的近二百万字的读书心得笔记已经为这系列著作的写作，奠定了一定的资料和思想基础。

　　走上这样的独立研究之路，是基于我的以下两点认识：

　　一

　　一个非常值得人们关注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上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事件——商鞅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先于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而被某种不得已的历史形势迫成。因此，当变法和革命胜利后，换言之，在新生的进步政治力量夺取国家领导权后，不得不面临两项亟需解决的历史任务：一是改造固有的落后社会结构；二是镇压守旧势力的反扑。中国政治早熟于社会发展的特点，决定了进步政治力量总是在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之后，又不得不与旧的政治传统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战国时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政治局面已经彻底打碎，七国皆以蓄力自保或力争天下为最高政治纲领，富国强兵成为时代主题，各国之间战争频仍，国际秩序一片混乱。在此种历史形势下，商鞅变法率先在秦国确立了君权和法权合一的战时政治体制，旋即发起了依靠专制王权彻底改造秦国社会的政治运动，秦国因此迅速富强，其综合国力把其他六国远远甩在后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铁血手腕统一华夏，将专制王权领导下的社会改造运动推及全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但暴虐血腥的统治方式使秦朝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秦朝15年后迅速覆亡。后继的历代王朝忠实继承了秦王朝创制的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基本政治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阳儒阴法的政治路线，与旧的宗法势力达成妥协，法家提倡的“法治王权”的政治理想伴随着秦王朝的灭亡，正式让位于“人治王权”的政治现实。

　　这种“人治”加“王权”的组合，天然具有“排他性”、“独占性”、“控制性”的专制政治要素，历代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通过思想、政治和经济政策精密地控制社会绝大部分资源，不惜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换取政治稳定。他们虽成功禁锢社会发展的脚步，因而免于社会变革对政治统治的威胁，却不可避免地崩溃于农业社会结构不可克服之矛盾。历代王朝，要么被奋起反抗的失地农民所推翻，要么被野蛮落后的外来游牧民族所征服。王权政治制造的“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局面，造成中国历史始终摆脱不了一乱一治的兴亡周期律怪圈，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裹足不前的农业文明形态中。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老而稳定的农业文明开始遭遇工业文明的颠覆和毁败。当落后的东方农业文明为捍卫国家民族的安全而不得不面对强盛的西方工业文明为攫取资本财富而蓄意发动的战争时，实际面临着一场实力悬殊的羊与狼的较量。落后西方文明数百年的中华帝国不可避免地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从此遭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国家民族几乎濒于沦亡的悲惨劫难之中。

　　在血与火的历史教训中，中国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业已腐朽落后的政治是钳制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根源——由于政治对社会的长期禁锢，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民主、法治、科学、经济等领域极度落后于西方。在此种历史形势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挺膺入局，举起“三民主义”旗帜，欲以“五权宪法”伸张民权，试图将中国社会从专制政治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与世界文明接轨。但当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孙中山发现：除了废除皇帝制度以外，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一个落后的社会形态中创制一个先进的政治制度，就好像火车头拉着一辆木板车，怎么能够飞驰向前呢？他又为中国设计了一条政治路线图：缔造民主共和国需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但这一系列的主张，恰恰成为通往新的极权政治的歧路。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路线依靠的是人的自觉，而不是依靠制度的强力。要命的是：中国的孙中山只有一个，做皇帝梦的人却不计其数。在数千年固有的社会结构下创制新政治，守旧势力的反扑力量是巨大的。因此，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是在战争和浩劫中度过的，也是在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摆布下度过的，更是在和专制政治势力的媾和中度过的。

　　1949年以后，中国重新站立起来；1978年以后，中国重新富裕起来。在解决了国家独立和富足的课题之后，我们依然要审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解开了这一历史命题，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二

　　中国自1840年遭受列强欺侮而迷失文明前进的方向以来，中华文明至今没有走出低谷期。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了儒法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体系，却没有重新锻造出新的精神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风云激荡，学术界出现两种偏颇的学风：一是盲目的学风，一些学者忘记了传统文化的弊害而祭起文化复古的大旗，对传统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接受；二是浮躁的学风，一些学者以绝对的否定传统文化为其安身立命的学术方向，以断章取义、不求甚解的态度和追求时髦的语词批判传统文化，甚至把中国历史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煞了。这两类学者，人数不多，影响力却颇大。

　　前者之危害不言自明，它会令我们重走历史老路、重拾陈规陋习，继续钳制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令中国人依旧苟于世故而放弃权利。

　　后一种危害明不待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主动背弃自己的思想信仰，背弃自己信仰的民族一定消亡了。我是一名回族知识分子，我总在想：为什么自元朝以来，回族一直在中国没有被同化或消亡呢？要知道，判断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有四：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和汉族相比，回族不具有前三个民族特征。回族和汉族的主要区别，除了血缘传承之外，关键是宗教信仰生活。如果回族背弃了自己“认主独一”的伊斯兰宗教信仰生活，那么和汉族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再比如，犹太人曾经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汉，当散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铭记着《圣经》关于重返圣地建国的预言，如雨骈集般返回巴勒斯坦地区时，唯一没有兑现《圣经》预言的犹太人群，就是散落在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已经被汉民族完全同化了，同化的原因仅仅是——他们丢弃了犹太教的信仰。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如果背弃自己的思想信仰，其结果就注定遭遇自我放逐和消亡的命运。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先贤“润雨无声”的数千年教诲，早已隐藏于中华文明的经史子集之中，体现于聪明的中国人血脉风骨之上，散见于九州四方风土民情之间，成为中华民族的心灵潜意识。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笔取之不竭的精神宝藏。对待传统，我们必须尊重先贤、追求真知。唯有尊重先贤，才能在毫无先入为主观念的前提下虚心掌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唯有追求真知，才能从前人的知识海洋中有选择地汲取对现代社会有益的因子，缔造新的思想信仰体系。也许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涅槃和复兴之路。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认识，促使我开始了《王权论》等系列著作的写作。

　　但是，当我写完《王权论》这本书时，竟不知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了。因为当我每每提出新的观点，甚至在引用西方政治学的观点时，往往发现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都有佐助这些观点的证据，这令我更加谦卑地审读中国古典书籍，丝毫不敢马虎懈怠。我深怕发生一个荒唐的事实——当谬误都有证据可资证明的时候，真理就泯灭了。这对于一个试图构建思想理论体系而非通过实证方法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学者而言，是相当致命的。倘若学术缺少人类良知和终极关怀，这样的学术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因此，我在撰写《王权论》的过程中，每当提炼出一个新观点时，一方面为这种寻理趣的过程而感到快乐，另一方面，却为这一观点能否经受良知和实证的考验而感到担忧。在这样不断的内心拷问和自我审查下，我对王权社会的权力政治规律在这本书中进行了非常艰苦的提炼、总结和分析评价，做了大量的删削工作。

　　我郑重提醒读者诸君：这本书的出版，不是为了论证专制政治的合法性，也不是探讨中国的权谋文化，而是为中国的政治文明提供正面的有益借鉴。在我看来，政治学是克制人性弱点、管理和维护民众权利的抑恶扬善的学问。在政治领域，只相信实力而不注重道德，或空谈道德而不注重实力，都只会给人类历史留下悲剧与遗憾。

《王权论》绪论

著者：李剑宏

　　政治的成功智慧与从政艺术，不应该只对雄心勃勃的政界人士有价值，其中包含的人类永恒的真理，足以令每个人受益。

——题记

　　一、定义

　　“王”，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王，天下所归往也。”《康熙字典》引用《广韵》解释：“大也，君也，天下所法。”又引用《正韵》解释：“主也，天下归往谓之王。”合起来的意思是：王是人间的最高合法统治者，是万民服从的对象，王规定了人间一切事务的最高法则。

　　儒家则对“王”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说文解字》记载：孔子说：“一贯三为王。”董仲舒解读孔子的话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也就是说：只有将天道、地道、人道贯通在一起的人，才能叫做王。按《周易•说卦》的解释：天道就是“阴与阳”，地道就是“刚与柔”，人道就是“仁与义”。王若要行人道，就必须仁义。于是，“王”被儒家一厢情愿地裱糊了一层道德的外壳。

　　儒家对“王”字的理解具有道德说教的意味，我们可不予理会。按当代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献可知，中国古代称王者，开始于夏、商、西周时期，并专指这三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诸侯国的国君按“公”、“侯”、“伯”等爵号称呼，不能称为“王”，否则是僭越。但这时候的“王”，政治上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不享有所有地方的治权，诸侯国各自为政，在各诸侯国内，各宗族的政治权力是世袭制，即“世卿世禄制”，诸侯也不过是较大的宗族，对其他宗族的管理也极为有限。总的来说，“王”的权力极为有限。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宗族分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分封制开始衰落，七国诸侯开始陆续称“王”。公元前 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始第一次变法，秦国各宗族的势力走向没落。这时候的秦“王”（此时秦国国君爵号仍称“公”），政治上实行“郡县制”和“官僚爵位制”，破除了宗法势力对王权的掣肘，实际是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人，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财政和地方治权等国家权力于一身，是为“君主集权制”。 “王”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其政治权力可以决定国家领土内任何人的生死。

　　“权”按《康熙字典》引《玉篇》的解释，指“秤锤也”，俗称“秤砣”。例如《庄子•胠箧》篇说：“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后来，慎子把 “权”比作权力，在《慎子•逸文》篇中说：“君臣之间，犹权衡也。权左轻则右重，右重则左轻。轻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权力一词的来源，大概始于此。

　　所以，“王权”指“君王的权力”，但为了和夏、商、西周时期的“王权”相区别，在本书中，“王权”一词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即君主集权制下的君王的权力。《王权论》一书即是重点探讨在君主集权制度下，君王如何巩固和运用权力的政治问题。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划分作一明确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划分存在种种争论。比如，将中国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时期划分为奴隶制社会，从东周战国时期到清王朝结束划分为封建社会。我不赞成这样的分法，理由有二：

　　（一）中国究竟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目前还要打一个问号。1981年，黄现璠出版了《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主张中华民族史“无奴隶社会”的第一部专著。此后，质疑者越来越多，如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没有发现能够说明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足够证据。既然存疑，就不宜遽然用之。

　　（二）中国从秦朝到清朝，已经结束了分封制，不存在“封建制”。马克思用作研究对象的西欧封建制度，是指王权集中以前王国内的领主各自为政的状态，类似于中国夏、商、周朝的“分封制”。“封建制”在中国也称“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的原始含义，中国史书中的“封建”一词即指“分封制”。据《史记• 卷三•殷本纪第三》的记载，周朝时，周王“封殷后为诸侯，属周”，把国土划分给诸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诸侯拥有所封土地的治权，只需向周王室尽一些义务即可，相当于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即现代意义上的联邦的基础。地主和自耕农经济也并非封建庄园经济。由于目前学界对此争论很大，我的观点是：既然存疑，就不宜遽然用之。

　　既然对“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名词弃而不用，又要对不同社会形态作一概括性的称谓，我按照国家主权归谁来行使的权力划分标准，提出了“宗法社会”、“王权社会”与“民权社会”之称谓。

　　所谓宗法社会，指夏、商、周时期，国家权力由大大小小的宗族掌握。比如，周王是周朝之“大宗”（宗法社会以嫡系长房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是“小宗”，在其本国则是“大宗”，诸侯也由嫡长子继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被分封为卿或大夫，对诸侯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其“大宗”、“小宗”的关系与上同。如此层层分封，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大宗、小宗的宗法关系，同时也是政治隶属关系。对于异姓有功的贵族，则通过联姻，成为甥舅，分封为诸侯，也纳入宗法关系。于是，在全体贵族内部，举国上下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的众诸侯国竞相拱卫；各诸侯国以诸侯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的卿、大夫和士竞相拱卫的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宗法制直接导致了分封制，分封制使国内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又产生了众多卿大夫的采邑，采邑又被分成无数大小的禄田。各宗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治权，周王对分封给宗族的土地没有治权，他只不过是各宗族的“共主”，各宗族对周王尽一些义务，如进贡等。

　　所谓王权社会，指自秦朝开始至清朝终结的历史阶段。国家权力由君王一人掌握，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即国家自上而下地授予权力，建立各级政府，每一级官员都对自己的上级政府负责，全体官员最终向君王负责，君王拥有国家最高的行政、立法、司法、财政、军事等权力。除了君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外，各级官员均按照一定的程序产生，没有世袭政治权力。尽管历代王朝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封制”残余，将皇室子孙封王、开国功臣封侯，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并能世袭爵禄，但只是权力体系的一种补充形式，不具有代表性。

　　所谓民权社会，指1912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的中华民国历史。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共和政体建立。共和政体建立的指导思想是：公民在政治领域里享有民主权利，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但这仅限于理论，在政治实践中，这段历史的政治实际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军阀割据政治和欧美日列强瓜分中国的半殖民地政治。中央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并没有按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念产生，由不同军阀派系轮番操纵的中央政府实质实行僭主统治，即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而孙中山囿于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现实，提出缔造民主共和国需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这一系列的主张，恰恰成为中国通向极权主义的歧路。但是，由于其共和政体是以民权理念指导下的产物，故暂且将这一段历史称为“民权社会”，以便政治学者就这一时期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与联系作较为深入的研究。

　　二、体系

　　中国政治史上曾出现过“一个现象、两位人物、三种制度”，非常值得政治学家深入研究和思索。所谓“一个现象”，指中国自国家产生到1949年之前，一直实行专制政治统治。所谓“两位人物”，一位是提出了“法、术、势”思想的韩非子，他是中国有秦以来的两千多年君主集权制度的总设计者；另一位是提出了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思想的孙中山，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意义的共和政体。所谓“三种制度”，指中国历史上依次嬗变的宗法制度、君主集权制度和共和制度。

　　中国政治史能够引起政治学家浓厚兴趣的，不仅仅是在理论形式上完整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形态对应的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演进，更重要的是，每种政治思想与制度在其演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上一个社会形态的思想和制度的深深烙印。习惯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因对抗守旧势力的反扑而显得异常惨烈，但最终却不得不与政治传统妥协。

　　这让人想起“读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e）”（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论读书》）这句话，作为人与历史的关系最言简意赅而又最鞭辟入里的概括，时刻提醒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总是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之中进行的。不尊重和正视历史，不研究和汲取历史教训，人类的智慧和文明就无以进步，人类就永远生活在低级的愚昧的社会形态之中。

　　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现象、两位人物、三种制度”，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提供经验和借鉴，我于1998年起，分别以《周礼》、《韩非子》、《孙中山文集》为研究主线，运用中西方理论分析工具，对历代政治思想、制度与人事沿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钻研，试图从人类不同社会形态中发现和提炼出政治的一般规律、原理、原则与方法。我的研究计划是：第一阶段，以《周礼》作为主线，研究夏、商、周时期的宗法社会的政治；第二阶段，以《韩非子》作为主线，研究自秦始、以清终的王权社会的政治；第三阶段，以《孙中山文集》作为主线，研究晚清到1949年之前的政治。

　　以某种政治思想为线索和标本，研究与之对应的社会形态的宏观政治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制度史、还有人事、策略等），这是我研究政治问题的独特方式。之所以“不按套路出招”，是基于我试图建立的“中和主义”哲学体系中关于人的认识范式，限于篇幅，略述如下：“中和主义”哲学在对人的认识上引入了“精神属性”的概念。人类的历史首先是人的历史，而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结合体。自然属性是人和地球其他生物的共同（基本）属性；社会属性是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人的本质属性，离开了社会，人的社会属性就消失了，人就不能称之为人；精神属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升华，是人区别并高于地球其他生物的独特属性。人的精神属性，主要表现为理性，客观上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如图：

　　              ┌─→精神属性（特质）
　　              │
　　人的属性───├─→社会属性（本质）
　　              │
　　              └─→自然属性（基础）

　　人有上述的特质，也因此，由人构成的人类社会存在“思想—事实”的二元并立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政治现象，背后都有不同思想意志的斗争和妥协。当失败者退出历史舞台时，纵然肉体已经消灭，但他的思想意志并不会随之死去，并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复活——某些时候的复活甚至是必然的，不惟如此，这种思想意志还能指导新生代在新的政治斗争中取胜。思想具有如此稳定传承、指导实践和超越时空的特点，以至于当我们以更加宏观的角度审视人类历史时，就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政治思想不仅能解释与之对应的社会形态呈现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也能解释和规定与之对应的社会形态的主要的、多数的政治问题。

　　于是，我们就可以“按图索骥”，采用当时的某种代表性的政治思想为标本。然后，再用这种政治思想比较当时之政治现象，当“思想—事实”趋向一致的时候，政治现象就被当时的政治思想表述了，就用现代政治文明成果和理论分析工具研究这一政治思想标本，政治研究实际就成了对政治思想标本的研究，政治研究的结论就纤毫毕现了；反过来，再从当时之政治现象和当时的政治思想标本相比较，在“思想—事实”趋向不一致的时候，就用现代政治文明成果和理论分析工具研究这一政治现象，政治研究实际就成了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政治研究的新发现就纤毫毕现了。这样做，不仅避免了用今人看古人易犯的“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历史，还能抱着“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陈寅恪语）的态度更加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肯定某些事物的历史进步性，也能找到某些思想复活应具备的条件以警惕“危险”历史的卷土重来，更重要的是：政治研究不再面对纷繁复杂的头绪彷徨无措，而有了直通真理的门径和大道。

　　但是，在进行了大约半年左右的研究后，我决定跳过第一阶段，直接进入第二阶段的研究。这是因为：宗法社会距今已有四五千年之历史，不仅缺少必要的文字记载，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独立研究学者，我缺少研究该时期的必备的学术条件，如甲骨文、考古资料等，并且，《周礼》究竟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还是一种现实制度，目前还要打个问号。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第七》），我很快发现，用半年时间对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政治研究并没有白费，从春秋时期开始的“百家争鸣”思想，到明清时期王权社会的没落，我都找到了宗法社会投射给历史的长长的影子，从而使我发现了中国社会结构数千年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更加深刻和富有说服力的原因，尽管这些原因依然不是最重要的，但身为一个寻理趣的知识分子，我仍然感到兴奋。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王权论》，基本内容来自多年积累的读书笔记，属于第二阶段研究的部分成果。自2001年以来，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经通过互联网传播。在出版前，我进行了重新改写的工作，对许多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对许多材料进行了补充和考证。

　　三、原因

　　按照我上述的研究体系安排，在研究王权社会的政治问题时，首要的问题是选择政治思想标本。我面前的第一选择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于是，我求诸儒家的四书五经，茫无所得；再翻开二十四史，一无所获；最后求证学者名家的著述，不知所以。我强烈地意识到：儒家经典和中国的政治历史，完全不合，说得难听一点，可谓“驴唇不对马嘴”。儒家经典说到底是道德的学问，不是治国的学问。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中国如果每走一步都履行如儒者的责任，则不能绵亘五千年而存在。”（林语堂《老子的智慧》）这句话勇敢地说出了一个事实：儒家实质是道德的教化者，而道德的“善”并不能在根本上遏制人间的 “恶”，道德决然不是一个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充要条件。

　　我退而求其次，再读声名狼藉的法家，先是《管仲》、《慎子》、《商君书》，最后是《韩非子》，这一次有了惊人的发现。但凡法家人物，倘若做政治家，定能富国强兵、推动变革；倘若做思想家，定能切中时弊、一言千钧。事实上，中国从宗法社会向王权社会的转变，标志性事件即是商鞅变法，商鞅为中国确立了君主集权制、郡县制、官僚爵位制、“什伍”编户、刑律、土地私有和小家庭生活方式。这些，恰恰是中国王权社会政治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两千多年的王权政治，或加或减，总是逃不出商鞅变法时设计的樊篱。但商鞅虽然设计了中国王权社会的政治制度，却无法解释身后两千多年间卑劣、血腥的权力斗争奥秘，甚至连自己必然遭受车裂的悲惨结局，也惶惑不知——而韩非子却从人性角度深刻揭示了这一切的根源。当把法家思想和中国王权社会的历史对应起来的时候，所有政治人物的悲欢离合、所有政治事件的成败得失、所有王朝的兴衰更替，都洞若观火，如合符节了。

　　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社会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政治领域时，却发现法家思想唱主角。为何出现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治指导思想相背离的情况呢？我曾经为找到这一答案彻夜不眠、苦苦思索。直到看到了塔尔门（J.L.Talman）的《极权民主的起源》（The Pr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这本书，塔尔门的观点直截了当：专制国家之所以可以要求人民毫无疑问的服从，并且任意干预任何事（以致公域和私域没有界限），是因为它以一种特殊的正当化意识形态做这些事。这一论点让我恍然大悟——原来，儒家作为意识形态是政治的需要。

　　中国王权社会的政治，一言以蔽之——阳儒阴法。儒家讲究人伦道德，讲究社会秩序的和谐，法家讲究法令的贯彻，讲究权力的稳固。于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儒家就唱主角，谦谦君子、道德教化、敦厚民心；到了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中下阶层负担较重的时候，统治者极为小心和注意，一旦有不稳定的萌芽和迹象，立即用国家的强制力消灭于无形。如果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看作战斗的双方，那么统治者手中握着两种武器，一个是盾，一个是矛。盾就是儒家，用于掩护自己的身体，使对方看不清自己，甚至不知道手中握着什么；矛就是法家，一旦对手步步紧逼，则用武力使其后退，甚至消灭掉最具威胁的对手。矛与盾是统治者并持的东西，但是一旦战争结束，他立刻会把矛掩藏起来，咒骂曰：我只是用盾来保护自己，矛是杀人的，是坏东西，大家不要用它！在统治者看来，法家是做得说不得的东西，“阴称其言而显弃其身”（《韩非子•说难》），是神秘的护身符，他是不愿意别人抑或对手染指的。

　　久受专制之苦的被压迫阶层，不害怕这个盾，却极害怕这个矛，他们抱怨说：法家这套思想太残忍，太冷酷，太灭绝人性，我们之所以遭到屠戮，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就是这个坏东西弄的，我们要唾弃它，抛弃它！于是知识阶层就出现了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阴谋文化、杀人文化、太监文化、专制文化等等谬论，中国文化成了专制黑暗政治的替罪羊，却把这些现象的背后操纵者——有着无尽贪欲和权势欲的统治者开脱了。有这样不觉悟的知识阶层，那么成为羔羊任人屠宰，不是很正常了吗？于是法家这个没有意志的思想工具，就被知识阶层批判和抛弃了，而统治者暗暗窃笑：他们真傻，不会用这个东西对付我，我是不会丢掉这个东西的。文化本无意志，不存在任何的罪孽，罪孽是人与社会环境互动造成的。所以鞭挞的鞭子，不应当落在法家的头上，而应当落在始作俑者——制造专制黑暗政治的人身上，严格地说，是落在那些亲手执行了专制血腥政策的所谓君王的头上。

　　我进一步研究发现：但凡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地方，法家思想揭示的规律就必然起作用。这个结论是在我给香港的一个家族企业讲课时发现的。2005年，该家族企业盛情邀请我给中高层管理者讲领导力课程，为了了解该企业特点，我在讲课之前和他们的总经理进行了交流，我发现：该企业非常注重“亲情”企业文化的塑造，但在管理制度上异常严格——典型的“外儒内法”。后来，我接触了大约五十多个家族企业，发现这些企业大多有此特点。因此，我在讲课时着意讲述韩非子的 “形名参同”和“众端参观”管理思想，得到这些企业家族领袖的强烈共鸣，认为非常有指导价值；而当我用儒家思想讲述培养员工自发的企业责任心时，他们反应平淡。这也让我感到好奇，我意识到自己好像是商鞅三见秦孝公时的情景，商鞅给孝公讲儒家、讲墨家，孝公皆冷淡待之，而讲到法家时，孝公顿时兴奋，竟然和商鞅彻夜长谈数天而不觉得困乏。我意识到：专制政治的统御办法和家族企业管理实际是一个原理，因为趋利避害的人性没有发生改变，权力的来源与继承方式也没有发生改变，以利益结成的人际关系更没有发生改变。

　　在有了上述的认识之后，我决定以韩非子思想作为研究王权政治的思想标本，深刻揭示王权政治的权力运作奥秘及其本质，以此获得政治研究上的新突破。

　　四、对象

　　《王权论》一书，分四部分、七章、三十节（含附录）。以韩非子“法、术、势”思想为主线，运用中西方理论分析工具，研究王权社会政治的一般规律、原则、方法，探讨君王的治国之道和驾驭臣民之术，并对其制度、人事及流弊作深入的阐释，尝试回答以下九大问题：

　　（一）中国王权社会的阳儒阴法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二）中国王权社会的政治本质是什么？

　　（三）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基本特征和统治手段有哪些？

　　（四）中国历代专制王朝能够令人民服从的原因是什么？

　　（五）中国王权社会的社会结构呈现“超稳定”特点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六）中国历代王朝走不出“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的原因是什么？

　　（七）中国王权社会在哪些方面阻碍了中国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

　　（八）中国的阳儒阴法的政治局面产生了哪些流弊，应当如何解决？

　　（九）中国王权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策略，有哪些优点、缺陷，是否可以在当代社会予以借鉴和完善？

　　令我欣慰的是，韩非子就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先哲一样，从不以世俗社会的种种意见为满足，一心要探索政治事务的本质，以形成真正的政治知识。借助他的思想，我找到了这九大问题的答案，并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予以系统分析和论述。如果说，政治哲学就像芝加哥大学已故教授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何谓政治哲学？》一文中所下的定义那样：“政治哲学是一种想要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本质，以及正确的或良善的政治秩序之企图。”那么，韩非子无愧于“政治哲学家”这一称号。

　　鲁迅先生曾这样描述萧伯纳，萧伯纳让绅士淑女们上场，然后撕掉了他们的“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韩非子对人性、对人类权力政治斗争的赤裸裸的揭露，也足以让人们看到另一幕更加真实的政治讽刺剧，要命的是，这幕戏剧即是人类真实发生的历史，每个人都要身不由己地扮演这幕戏剧中的角色，并为其中一幕历史负责。

　　五、写法

　　必须明确：韩非子思想虽然揭示和解释了王权社会的政治现象，但他毕竟是那个社会中的一员，选择了和政治妥协与合作的立场，因此，他的政治主张是摒弃民智的专制思维，是与民权对立的王权政治。并且，他的主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王权社会内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不能在政治具体操作上真正实现他的法治王国理想。如果我们拘泥于古人，就不能超越古人。所以，必须对他的思想加以厘清和辨析，这样才能获得真知。

　　在研究中，我主要运用了以下的理论分析工具：

　　（一）历史研究法：必须承认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承认历史的态度和方法是政治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政治思想、制度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向，系统地研究它们以往的发展及其变迁的原因。本书结合韩非子所处时代的背景、语境和思维习惯，采用“读进去”的办法，按照韩非子的逻辑思路找到他的逻辑起点。同时，我们可以运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分析工具，采用“跳出来”的办法，从韩非子的著述中寻找他对现代政治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的回答。这些回答，就构成了用现代政治学体系来认识韩非子思想的理论框架.这既是一条可以让我们跳出古人思维模式的认识方法，也是从新的角度来审视和解读韩非子思想学说的探索捷径。

　　（二）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亦称个案历史法，通常用于社会学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个案研究以某个或某几个个体作为研究的对象，但这并不排除将研究结果推广到一般情况，也不排除在个案之间作比较后在实际中加以应用。个案研究的任务就是为这种判断提供经过整理的经验报告，并为判断提供依据。在这一点上，个案研究更像历史研究，它在判断时经常需要描述或引证个案的情况。事实上，韩非子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提供了大量的个案，这些个案对把握他的思想实质是有益的。同时，我们在得出新的结论的同时，也需要就一些历史事例作出不同以往的解释，这些解释又必须是被个案研究所支持的，比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关于秦王朝兴亡的解释。

　　（三）比较研究法：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是人类认识、区别和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最常用的思维方法。在本书中，既把韩非子思想与儒家、墨家思想作横向比较，也把韩非子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作纵向比较；同时，对一些带有共性的中西方历史事件也作横向的比较，对思想、人事、制度及其流变会作纵向的比较，试图从中得出更新的结论。

　　（四）其他研究法：根据阐述的内容和侧重点不同，我在具体章节中还选择了一些研究方法，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体划分理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分层理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资本积累理论、刘易斯•科赛（Lewis Coser）创立的冲突功能论，以及我提出的“人类智慧金字塔”理论（详见第一章第二节）等。本书更多地运用现代的系统论思想以及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现代政治学的一些工具性知识对王权社会的政治思想、制度与人事进行分析和辨别。

　　在写法上，我主要采取了以下思路：

　　（一）叙述体和对话体相结合。在通常的学术著作中，人们往往采用叙述体格式对研究的问题娓娓道来，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妨碍了人们的跳跃性思维。因为很多复杂问题的理解，往往需要采用类比推理和辩证逻辑的方式才能阐释明白，叙述体却因为文体之局限，无法就一问题连续跳跃（解决）数个问题再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平铺直叙的言说方式，必须对一个问题进行大量的铺垫和不断设置前提，难以激发读者的灵感，甚至难以造成读者思维的兴奋，造成学术文章不易卒读的情况。柏拉图的《理想国》采用对话体方式进行，对话双方问答中语，充满机锋，且表达灵活，一段话即是一个问题的表述，令读者时时处于与作者的思维进行同步交流的状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表达方式。本书在每一章的最后一节，也安排了这样的对话，通过一主一客的有时矛盾有时又互相配合的对话，使看似信马由缰的跳跃性思维逐渐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从这一点上，我试图说明：能够帮助读者把握思想实质的表达方式就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不要对自己的思维表达作出人为的限制，也许这样，才能找到通往“道”的门径。

　　（二）文字表达尽量浅白流畅，深入浅出。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阅读学术稿件，深深体会到：大凡作者对一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文章表达往往是通俗易懂的；大凡作者对一问题自己都不能很好的理解，文字表达往往晦涩难懂，甚至不惜使用大量的“专有术语”来表示自己的“高深”。为了克服这一普遍存在的学术表达问题，我给自己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是：尽量在不失严谨的前提下让文章通俗易懂。如果学术思想只能成为束之高阁的“象牙塔”，而不能被社会普及、大众接受，这样的学术不要也罢。在本书中，由于涉及了大量的中国历史考据，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文言文，我深知文言文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甚至对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而言，都是望而却步的领地，故而在书中用现代汉语加以表达，对于必要的引用，也进行了全部的翻译，能以通俗的方式解释清楚的问题，绝不用“专有术语”。虽然这似乎会影响学术表达的严谨，但对我而言，能让读者真正把握本书的思想实质才是目的。当然，我也深知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重要性，内容确定以后，选择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内容，就成了著书的首要问题，虽然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但孔子也说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所以，以学术的结构、活泼的遣词造句来写此书，就成为我的第一选择。

　　我怀着惶恐的心情为读者献上这本《王权论》，旨在让一切有志于中华复兴的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要害和命门，认清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危害和暴戾，厘清中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思路和途径。中华民族应在新的盛世从容不迫地走向民族的涅槃与复兴之路。这，即是我试图用一本卑微的小书来寄托的理想。

读一本书，不必通读，但从其序言绪论可见主旨，可见作者能力及所洞见。
是学习，还是纠误？读书之法不一而已。
就小弟之学，已见书中纰漏，阁下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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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商鞅变法先于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而被历史形势迫成；接着，不受约束的王权造成秦王朝的灭亡，儒、法等先秦百家提供的政治解决方案都无法解决这一政治问题；

秦朝的变革失败，一是酷刑暴政，二是社会制度太超前，中国政治至明朝，方出现内阁制，三是制度内矛盾，秦始皇独裁与郡县法制相结合，矛盾难控；独裁强调统治首脑个人意志，而郡县法制侧重于地方地区意志，以法虽然可控，但是独裁意志与地区意志极易冲突，造成对抗。

君子为何不敌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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