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劍宏及其王權論導讀

◇中國權力政治的規則和潛規則
◇中國兩千年權力政治的奧秘
◇韓非子『法、術、勢』思想千年解讀
◇歷代君王馭民修身之術
◇國家與社會雙向鎖死的歷史命題
◇揭示中國古代陷入興亡周期循環的答案
◇洞察人性的領袖管理藝術
◇培養領導者洞徹事務本質的視野和眼光       

【王權論】內容簡介：【王權論】以韓非子『法、術、勢』權力政治思想為主線，通過歷史的、個案的和比較的研究方法，運用中西方理論分析工具，結合政治學的最新觀點，穿透歷史表象，縷析中國兩千多年權力政治的內在規律、原理、方法與技巧，探討中國王權社會的君王治國理亂之道與馭民修身之術，並對中國古代陽儒陰法的意識形態、帝王心術與根器之修煉、重要政治制度與人事沿革及流弊做深入闡釋，對中國王權政治進行全新的解讀、詮釋和反思，分析王權社會政治統治的本質，試圖從中揭示中國兩千年權力政治令人民服從的根源，揭示了政治造成的『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局面是中國古代社會形成『超穩定』社會結構和陷入一亂一治歷史周期循環的根本原因。

【王權論】作者簡介：

李劍宏，字澤中，回族，1977年生於新疆昌吉，河南南陽人，現居北京。獨立研究學者，長期專注於中國歷史文化和政治學領域研究，致力於構建當代中和學術思想體系。北京中和經世信息技術研究院院長兼中和文化研究所所長，劍虹評論網總編，國學與管理學自由講師，多企業執行董事兼戰略管理顧問。

【王權論】目錄及部分章節選讀

               

一部深刻解析中國王權政治的經典力作（代序）………………………… 金太軍

直面國家與社會雙向鎖死的歷史命題（序二）…………………………   蔣國華

洞察人性的領袖管理藝術（序三）………………………………………   楊勁偉

前言

第一部分 王權政治的緣起與本質之釐清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商鞅變法先於中國社會形態變革而被歷史形勢迫成；接着，不受約束的王權造成秦王朝的滅亡，儒、法等先秦百家提供的政治解決方案都無法解決這一政治問題；秦王朝的滅亡雖然揭示了中國歷代王朝滅亡的最本質的政治原因，但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秦政』體制。在這樣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王權社會對宗法制度及其思想採取了既利用又妥協的策略，政治和知識合流，形成陽儒陰法的政治格局。

         緒論

         第一章 陽儒陰法的王權政治局面之形成
         第一節 大秦帝國的崛起與覆亡
         第二節 儒家的權力穿孔——從累累若喪家之犬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第三節 主客對話錄之一：中國傳統社會權力政治的本質

               

第二部分 王權政治的權術與根器之修煉

               

    君王緊緊攥着令人民屈服的生殺予奪之權，為鞏固自身的統治，對官吏採用了毋借權柄、心藏不漏、形名參同、賞信罰必、眾端參觀、一聽責下、疑詔詭使、挾知而問、倒言反事等手段；十分警惕利異外借、托於似類、利害有反、參疑互爭、敵國廢置、廟攻於外等情況；努力掌握任人唯賢、精通經濟、分權制衡、打擊政敵、剷除奸黨等本領；不斷加強把握大局、高瞻遠矚、團結同志、自勝自製、收束野心、艱苦奮鬥、自我保護、虛心納諫、自強自立、謙虛謹慎等政治素質；竭力消除業已形成氣候的明劫、事劫、刑劫等政治變局。第二部分對此作了分條縷析的解析和評價，同時配合生動有趣的史料，對帝王心術做了淋漓盡致的揭露，也從中提煉了對現代社會有益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第二章 王權政治的理論基石

         第一節 永恆法則——有力者王[閱讀]
         第二節 人性的邏輯起點——趨利避害[閱讀]
         第三節 權力的實質——執『二柄』之勢
         第四節 法治國家的政治制度設計——君權與法權統一
         第五節 運用權力的方法——因可勢，求易道
         第六節 主客對話錄之二：韓非子的『抱法、處勢、用術』思想
           第三章 王者的心術
         第一節 韓非子的權力觀——用防範牽制手段強化王權
         第二節 緊緊攥住手中的權力——掌握『二柄』的要領
         第三節 君子為何不敵小人——原因在於制度還是手段不當？[閱讀]
         第四節 君王駕馭臣子的藝術
         第五節 君王明察的藝術
         第六節 主客對話錄之三：政治領袖如何防範身邊的『小人』？

         第四章 王者的大根器
         第一節 王權的要害——五壅
         第二節 王權的劫持——三劫
         第三節 政治領袖的修煉——十過
         第四節 主客對話錄之四：怎樣成為一名卓越的政治領袖

               

第三部分 王權政治的觀念與弊端之嬗變

               

    王權政治主宰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君主專制統治一代高過一代，專制統治手法一代比一代精巧。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清談之風、諫官之弊、告密惡習、文字獄之害；分析了中國古代社會立法和司法過程中的釋法用術、官官相護、酷吏當道、親親互隱、法分等級、心誅腹誹現象；分析了中國古代社會統治者如何以思想、政治、經濟手段精密地控制社會和人民；指出專制政治造成『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的局面，是中國近代社會落後於西方的根源。在做這些流弊的分析時，有破有立、貫通中西、引入鮮為人知的典型史料，使這些鞭撻性的批判沒有流於空泛的道德教條，而是從國家治亂的政治角度理性分析這些弊害。

         第五章 王權政治的言論觀
         第一節 政治預警與言論底線
         第二節 言論表達與人情世故
         第三節 王權社會的言論控制思想
         第四節 主客對話錄之五：中國的從賢觀念、言論風氣、制度與流弊
           第六章 王權政治的法治觀
         第一節 法的起源、地位、本質和作用
         第二節 法的基本原則
         第三節 主客對話錄之六：王權社會為何難以貫徹法治
            第七章 王權政治的民眾與社會觀
         第一節 為愚妄的民眾謀取根本利益
         第二節 特殊的『社會分層理論』——五蠹
         第三節 主客對話錄之七：周期興亡律和國強民弱局面形成之社會根源

               

第四部分 王權政治的結論與讀史之感悟

               

    法家思想被歷代學者議論，這中間只有少數是真知灼見者的批評，多數是偽君子的詆毀——這些人最恨將心中齷齪的壞事坦白出來。那些的確需要批評的地方，只不過是那個時代的『惡』的表現罷了。法家將政治上的虛偽和醜惡，能如此不虛偽地在政治實踐上加以思考，並提出防範之策，這在中國其他任何時代都不可能做到。本書否定法家的地方，是與近現代無數仁人志士的努力方向和政治理想保持一致的。

基本結論
    附錄
    後記

一部深刻解析中國王權政治的經典力作
(序一)

金太軍

               

（金太軍，蘇州大學校學位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治學會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理事，【管理科學】等刊編委。中山大學等校兼職教授。）

欣聞李劍宏所著【王權論】一書即將出版，我十分高興。李劍宏是一名勤奮博學的青年學者，早在1999年的時候，就創辦了以學術研究為宗旨的劍虹評論網，一直保持着和社科人文領域學者們的交流和對話。近十年來，他潛心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和政治學，寫下了近二百萬字的讀書筆記，憑藉『少年老成』的人生履歷和紮實的理論功底，開始了獨立創建『中和』學術思想體系的研究之路。眾所周知，獨立研究學術是一條充滿荊棘的坎坷之路，不僅缺少必要的學術研究環境和必需的課題研究資金，即便完成了研究成果，在市場為導向的出版條件下，書稿也很難發表出來。所幸的是，李劍宏克服了這些困難。最令人欣慰的是，社科文獻出版社審題委員會肯定了他的研究成果，不僅體現了審題專家的遠見卓識，對於從事學術創新研究工作的青年學者，更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王權論】作為李劍宏『中和』學術思想體系研究成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十年磨一劍』的扛鼎力作之一。起初約有八十餘萬字，幾次刪繁就簡後，濃縮成三十餘萬字，但篇幅的縮減沒有影響作者的思想表達，相反，言簡意賅的文字更有『微言大義』的意味。本書觀點新穎、論證深刻、資料翔實、結構嚴謹，是一部深入解析中國王權政治的經典之作。作者透過先秦法家韓非子『法、術、勢』的權力政治思想，以犀利獨到的視角深刻揭示了中國兩千多年王權政治統治的奧秘與造成近代中國落後西方的根源，鈎玄提要出中國古人治國理亂的智慧思想，在分析了王權政治產生的種種弊端之後，提出了一個不容迴避的歷史命題——如何解決國家和社會雙向鎖定的政治難題，引導讀者得出中國必須走民主和法治道路的結論。

【王權論】一書令人耳目一新，關鍵在於獨特新穎的研究角度、方法和體例，以及作者的獨到見解。

第一，【王權論】一書透過韓非子思想分析中國古代政治，可謂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和癥結。

法家思想注重實踐精神，不僅為中國王權政治如何運用權力提煉出了一般性的規律認識，還提供了一整套可操作的辦法，最契合那個時代的政治現實。皇帝們總是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法家思想，誠如本書作者在緒論中所言：『但凡少數人壟斷權力的地方，法家思想揭示的規律就必然起作用。』

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韓非子是戰國時期韓國人，他雖出生高貴，卻放棄富貴榮華，做了一名清苦的政治思想家。這樣的人生設計沒有給他帶來好處，相反，造就了他一生的失意困頓和懷才不遇，最後在被人輕視和陷害中淒涼死去。在死後的數千年間，他依然背負罵名，至今，一些學者仍把他視為中國極權政治的禍首。因為遭人輕視，我們已經無法考證他的準確出生年月；【史記】記載他是韓國的貴公子，但他和韓國王室血緣關係究竟如何，我們也不得而知；他原本和先秦的其他諸子一樣，被後世尊稱為『韓子』，但唐宋以後，人們開始叫他『韓非子』，正如本書作者在後記中所說：『這恐怕是中國唯一一個被後世人修改了尊稱的思想家吧。人們沒有將孔子改為孔丘子，而把韓子改為韓非子，看得出對他的輕視。』這位被人輕視的政治思想家，青年時曾拜荀子為師，與李斯成為同學。他立志學成富國強兵的真實學問，報效內憂外患的韓國，但學成歸國時，卻不受國君重用。時為秦王的嬴政在閱讀了韓非子文章後，驚嘆他的大才，不惜發動一場戰爭強迫韓國將他送到秦國，但他的同學——時為秦國丞相的李斯卻懷着嫉妒心設計毒殺了他，【史記】記其事為公元前233年。本書第一章對此段故事有非常精彩的論述，讀者不妨留意。

據【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第五】記載：韓非子『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這說明：韓非子把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良善秩序作為他的政治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他提出君王『抱法（運用法律制度治理國家）』、『處勢（集中國家一切最高政治權力）』、『用術（掌握組織和駕馭官員的辦法）』的政治主張，試圖通過建立一個君權和法權合一的『理想國』，實現國家富強。

執行陽儒陰法政治路線的歷代王朝統治者沒有像儒家知識分子那樣輕視韓非子及其代表的法家思想，甚至可以說，韓非子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是名副其實的千古帝王師。譬如漢宣帝曾訓誡太子劉奭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漢紀十九•中宗孝宣皇帝下】）這裏所提的『霸道』，就包含着法家的主張。又如三國時期以『仁義』著稱於世的漢昭烈皇帝劉備，在白帝城給太子劉禪的遺詔中曾特意列出一個讀書單：『可讀【漢書】、【禮記】、間暇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明達。』（【三國志】卷三十二【蜀書二•先主傳第二】）這裏面的【商君書】、申、韓，即是法家人物商鞅、申不害和韓非子的著作。

因為法家思想真正指導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實踐，是王權政治的『內核』，所以，本書把韓非子思想還原到那個特定的時代特徵和歷史條件下，再把這種思想和當時的政治現實相對照，使讀者通過韓非子思想一點點地揭開了王權政治統治的神秘面紗。作者選取這個獨特的研究角度來分析中國古代政治，很有針對性和說服力，可謂鞭辟入裏。

第二，【王權論】一書深刻揭示了君主集權政治的統治邏輯、原則和方法，指出專制政治造成『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鎖定）』的局面，是中國近代社會落後於西方的根源。

【王權論】深刻揭示了王權政治的統治邏輯。在本書第二章，作者從『有力者王』的自然法則出發，將法家提出的人之天性『趨利避害』作為王權政治的人性論基礎，指出人民之所以服從君王一人的統治，是由於君王的政治權力垂直壟斷了社會一切資源，對人民的切身利害有絕對的予奪之權。『人的天性在他不能抗拒這股力的時候，也無法通過其他方式趨利避害的時候，就會選擇服從，於是行為朝着掌權者的意志方向進行。』

基於這樣的政治邏輯，王權政治找到了具有『排他性』、『獨佔性』特徵的專制統治原則——『二柄』，即予奪人民利害的強制力。中國古代君王為了鞏固和運用這種專制權力，採用了毋借權柄、心藏不漏、形名參同、賞信罰必、眾端參觀、一聽責下、疑詔詭使、挾知而問、倒言反事等手段；十分警惕利異外借、托於似類、利害有反、參疑互爭、敵國廢置、廟攻於外等情況；努力掌握任人唯賢、精通經濟、分權制衡、打擊政敵、剷除奸黨等本領；不斷加強把握大局、高瞻遠矚、團結同志、自勝自製、收束野心、艱苦奮鬥、自我保護、虛心納諫、自強自立、謙虛謹慎等政治素質；竭力消除業已形成氣候的明劫、事劫、刑劫等政治變局。

【王權論】第三、四章，不惜用十餘萬字的筆墨，對君王鞏固和運用權力的上述辦法作了分條縷析的深刻解析和評價，同時配合生動有趣的史料，對帝王心術做了淋漓盡致的揭露，也從中提煉了對現代社會有益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對政治學而言，除了要對權力運用或者說是權力控制進行研究以外，還要研究政治的首要問題——如何產生政治權力，或者說如何產生掌握和行使權力的統治者。作者在論述韓非子提出的『自然之勢』時指出：『在韓非子所處的時代，「選賢與能」的「禪讓」制度已經成為歷史，「湯武革命」不具有可操作性，各國國君皆以血統關係世襲權力。在這種態勢下，承認「自然之勢」，就是承認以血統關係世襲權力的政治現實。』（【王權論】第二章）寥寥數語，就把王權政治以嫡長子繼承製作為權力產生方式的現實必然性勾勒出來。由此，我們就能理解中國古代統治者選擇儒家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更深刻的動機——專制政治要求權力獨佔，雖然嫡長子繼承制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卻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最好的選擇。當嫡長子繼承製成為最高政治權力產生的不二選擇時，論證這種帶有濃厚宗法色彩的權力具有合法性，必然藉助於肯定宗法制度的儒家思想。這事實上說明：王權社會對宗法制度及其思想採取了既利用又妥協的策略，以此穩固自身的政治穩定。

王權政治主宰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君主專制統治一代高過一代，專制統治手法一代比一代精巧，在這樣的政治傳統下，『有力者王』的專制政治精密地控制了社會，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需要強調說明的是，李劍宏在【民權論】（目前尚未出版的手稿）一書中，為民權政治提煉出『力量制衡產生秩序世界』的自然法理依據，這就凸顯了王權政治以『有力者王』作為自然法理依據的政治局限性。『有力者王』固然是可成立的真理，但孤立的真理並不是真正的真理——『現在的情況是，地球不得不繞着太陽轉動，但地球絕不會撞向太陽。如果宇宙僅僅是「有力者王」的天下，而沒有相互制衡的力，那麼宇宙在自我毀滅，絕不會產生秩序和生命。同樣，在人類社會中，當政治以絕對權力控制社會的時候，也面臨着某種不可預期的毀滅結局。』（李劍宏【民權論】手稿）在【王權論】前言部分，作者分析說：專制王權政治『雖成功禁錮社會發展的腳步，因而免於社會變革對政治統治的威脅，卻不可避免地崩潰於農業社會結構不可克服之矛盾。歷代王朝，要麼被奮起反抗的失地農民所推翻，要麼被野蠻落後的外來游牧民族所征服。王權政治製造的「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的局面，造成中國歷史始終擺脫不了一亂一治的興亡周期律怪圈，中國社會一直處於裹足不前的農業文明形態中。』『由於政治對社會的長期禁錮，造成了中國近代社會在民主、法治、科學、經濟等領域極度落後於西方。』

面對專制政治必然造成『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的政治難題，執政者無論勵精圖治還是苟且偷安，民眾耽於逸樂還是憂患未來，均不能獲得進步。這就要求統治者變革政治，『首先要打破國家的意識形態、統治措施、經濟政策，才能使社會結構發生根本的改變。』『只有當社會能夠反制國家權力，能夠通過法定程序決定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和統治政策時，政治權力和社會的發展才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衝突。』（以上二段引用出自【王權論】第七章）

李劍宏在【王權論】中的這些結論可謂振聾發聵、發人深省。『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是一個宏大的歷史命題。應當說，自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正是在走着一條不斷釋放社會活力和生機的道路，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正在令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變得自由、多元，國家和社會正逐步走向良性互動。

第三，【王權論】一書重新劃分了中國的社會形態，提出了人的三種屬性，構建了『思想—事實』的二元解釋框架。

以往，學術界對中國社會形態有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提法。李劍宏在【王權論】緒論部分中大膽質疑中國是否有過奴隸社會，自秦到清朝的中國社會是否屬於『封建』範疇。他按照『國家主權歸誰行使』的標準，創造性地提出宗法社會（『指夏、商、周時期，國家權力由大大小小的宗族掌握』）、王權社會（『指自秦朝開始至清朝終結的歷史階段，國家權力由君王一人掌握，實行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和民權社會（『指1912年開始到1949年結束的中華民國歷史，君主專制政體被推翻，共和政體建立。』『實際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軍閥割據政治和半殖民地政治』，『由於其共和政體是以民權理念指導下的產物，故暫且將這一段歷史稱為「民權社會」』）的概念。這些質疑和概念的提出有助於中國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基礎理論研究。

李劍宏在【王權論】緒論部分對人的屬性問題創造性地引入『精神屬性』的概念。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有自然和社會兩大屬性，但並不否認意識（精神）是人區別於地球其他生物的特徵之一。作者在學術研究中認為，除了承認人具有自然和社會屬性之外，人還有建立在這兩種客觀屬性之上的第三種屬性——精神屬性，這種精神屬性『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升華，是人區別並高於地球其他生物的獨特屬性；人的精神屬性，主要表現為理性，客觀上制約着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這一觀點頗有新意。

基於人的三種屬性的認識，李劍宏在【王權論】緒論中提出了對人類歷史採取『思想—事實』的二元解釋框架。因為人的精神屬性是建立在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之上的，精神屬性只能制約而不能決定人的自然與社會屬性，那麼在人類政治和社會領域，『思想—事實』的二元存在並不是承認哲學上的心物二元論，而是承認精神具有相對獨立的運動規律——『當失敗者退出歷史舞台時，縱然肉體已經消滅，但他的思想意志並不會隨之死去，並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復活——某些時候的復活甚至是必然的』，思想具有『穩定傳承、指導實踐和超越時空的特點』，『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有政治現象，背後都有不同思想意志的鬥爭和妥協』，『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階段，具有時代標誌意義的政治思想不僅能解釋與之對應的社會形態呈現出的內在、穩定的特徵，也能解釋和規定與之對應的社會形態的主要的、多數的政治問題』。

正是基於這種『思想—事實』的二元解釋框架，作者選取韓非子思想作為考察王權政治時代的思想標本；在對歷史問題進行政治研究時，注意歷史人物的思想動機。在思想觀念與當時的政治現實（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多種客觀事實）比較中，逐步揭示了王權政治的本質與內容。

第四，【王權論】一書所體現的作者許多獨到見解，系作者在長期鑽研中提煉而成，因而顯得深刻而富有學術價值。

這些深刻獨到的分析俯拾皆是。比如【王權論】第一章第二節，作者運用社會學家科賽『知識與權力』的理論工具，結合自己的『智慧塔』分析模型來尋找權力和思想的兩種內在關係，深刻論證了意識形態的內涵和儒家意識形態在中國王權社會的確立過程。在【王權論】第二章，作者在逐一分析了孔子、孟子、荀子、【黃帝內經】和韓非子的人性觀之後，對荀子的『人性惡』觀點提出了悖論，認為從『人性惡』不能必然地推出人可以『化性起偽』，還提出善惡不應當成為分析人性的定性詞彙，『「善」與「惡」本身就是一個說不清的問題，從根本而言，這兩個概念不過是人從自身立場出發的價值判斷而已。』『善惡是趨利避害的天性在環境作用下的結果。』在【王權論】第五至七章，作者逐一分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清談之風、諫官之弊、告密惡習、文字獄之害；分析了中國古代社會立法和司法過程中的釋法用術、官官相護、酷吏當道、親親互隱、法分等級、心誅腹誹現象；分析了中國古代社會統治者如何以思想、政治、經濟手段精密地控制社會和人民。在做這些流弊的分析時，有破有立、貫通中西、旁徵博引、引入鮮為人知的典型史料，使這些鞭撻性的批判並沒有流於空泛的道德教條，而是從國家治亂的政治角度理性分析這些弊害，使結論紮實而富有說服力和感染力。

除此之外，作者善於將艱深的理論用深入淺出的文字予以表達，獨具匠心地將各種文言史料用通俗易懂的現代漢語進行表述，在我們輕鬆地閱讀一個個故事的同時，已經『不經意』地理解了原本枯燥晦澀的政治理論，甚至在閱讀作者每一節前的『題記』和每一章最後一節的『主客對話』中，『不自覺』地保持了和作者思維的同步交流與共振，這使得即便只有中等學力的讀者也能通讀本書，顯示了作者高超的文字駕馭水平。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作者用沉穩洗鍊而不失生動活潑的筆法為讀者呈獻了原汁原味的儒、法、道、墨的基本政治思想，並融入現代政治學觀點予以分析，這對於國學和政治知識的普及是有益的。【王權論】充滿了智慧精警之語，閱讀時，你可能需要一支筆，隨時準備圈點，甚至擊節而嘆。

我希望：融學術性、思想性、可讀性、創新性為一體的【王權論】的出版，能為李劍宏後續的學術研究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我們的社會應當鼓勵青年學者從事學術創新事業，一個勇於創新的民族，才能不斷進步、興旺發達。作為一個中青年學者，我本人願意與李劍宏及諸位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同仁共勉。是為序。

直面『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的歷史命題
(序二)

蔣國華

　　（蔣國華，民進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民進十二屆北京市委秘書長，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吉利大學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教育研究所所長。）

　　我的好朋友——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著名科學學和物理學家、倫敦大學教授馬凱博士曾說過一句名言：『政治是關於權力和誰行使權力的學問。』從語義學上講，中國古代有關『政治』的含義，與西方古希臘的『政治』含義原是迥然不同的，但在近當代，特別是自孫中山先生把『政治』定義為『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以來，『政治』在中國便開始了融入世界的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偉大曆程。

　　唐太宗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他作為中國歷史上盛唐的開國帝王，其所謂『興替』，指得就是王朝權力的獲得、喪失、轉換和易位。換句話說，古今中外，政治表現的社會現象是一樣的，從來就是圍繞國家權力展開的，表現為人們奪取、維護、建設、執行、制約國家權力的全部活動。所謂政治，本質上就成了獲得、保持、行使國家權力的各種活動的總稱。

　　在我國，翻開卷帙浩繁的歷史典籍，政治很大程度上只是描述為一種帝王和大臣們贏得政權、維護統治、治理國家的活動史。而李劍宏耗費多年心血寫成的【王權論】一書，穿透歷史表象，講述了中國古代帝王如何以精巧的辦法嚴密地管理國家與人民，卻最終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道理，揭示了王權政治鞏固和運用權力的內在政治規律與矛盾。真正的學問，儘管在講述歷史，卻自有其不可泯滅的『古今之通義』。

　　讀【王權論】之前，我們要深思一個重大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政治，一定逃脫不了韓非子主張的政治？要知道，在戰國時期，中國正在大分裂，但政治束縛不了自由流動的思想。為什麼百家爭鳴之中，唯獨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思想，皇帝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拿來當作統治手段的法寶？法家思想究竟有什麼秘密武器，讓君主集權政治統治中國兩千多年之久？如果我們當代的學者、專家、知識分子只是在道德上盲目痛斥，把中國古人走過的幾千年政治道路都用『專制黑暗、野蠻落後』等詞語抹煞掉，卻沒有一個人認認真真地、深入地讀一讀法家的思想，就不能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當下有些學者對西方文明和歷史如數家珍，甚至認為中世紀的黑暗也是西方文明興盛之前的『必要的惡』，卻對自己古老祖國的文明和歷史棄之如敝履，這種躲在象牙塔裏面附庸風雅和追趕時髦的『學者病』着實害人不淺。每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都有自己的特點，生搬硬套別人的經驗會讓我們犯削足適履的毛病。黃仁宇先生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中曾說：『一走獸有別於一飛禽，其間關繫着兩方的組織與結構，不能僅以「沒有翅膀」作為一切之解釋』。我們需要正視自己的傳統文化和政治心理，今日之中國乃是過去之中國的演進，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無法割斷歷史，斬斷傳統。你想割斷歷史，歷史的反作用力更大；你想斬斷傳統，傳統的反彈力量更甚。我們認清了自己的歷史與傳統，才能最少阻力地找到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根和涅槃強盛之路。

　　【王權論】試圖從『理性的權力』和『權力的理性』的視角出發，幫助人們認清歷史與傳統。作者的研究興趣是以政治社會學角度研究中國君主集權政治長期存在的政治現象。換言之，透過社會結構和社會運動來研究王權政治體系的存在條件，解開了君主集權政治何以在中國存在兩千多年的難題。作者以結構的、宏觀的、歷史的、比較的和定性的研究方式，着重研究了王權政治系統與社會環境的相互關係，探討了王權政治體系在社會結構中的存在條件、王權政治的社會根源、社會運動和政治變革、王權政治對社會的作用，以及社會勢力怎樣形成政治權威、政治權威又怎樣凝聚和改變社會中的利益組合和勢力關係等重大問題。

　　作者認為：中國的地緣狀態是產生君主專制的直接原因，中國古代的社會結構是產生君主專制的內在動力。在此立論基礎上，作者把君主集權政治的統治邏輯、原理、原則和辦法還原到當時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從思想觀念、經濟形態、文化心理等多個角度、層面，探討了王權政治與中國社會之間的關係。

　　最值得關注的是，作者提出的『國家與社會雙向鎖死』的歷史命題，可謂是【王權論】這本書中最璀璨奪目的思想奇葩。【王權論】開篇第一章，即以秦王朝興亡為歷史考察對象，得出三個結論：一、劃時代意義的商鞅變法先於中國社會形態變革而被歷史形勢迫成；二、秦王朝的滅亡是不受約束的王權造成的，儒、法等先秦百家提供的政治解決方案都無法解決這一政治問題；三、秦王朝的滅亡雖然揭示了中國歷代王朝滅亡的最本質的政治原因，但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秦政』體制。在這樣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政治和知識合流，形成陽儒陰法的意識形態，君王的統治手法越來越精巧。

　　於是，強力而精密的政治給社會發展劃出了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社會的發展一旦超越這個界限，政治就出來干預。中國政治不僅決定了經濟的發展，還決定了社會的結構與運動。正如作者在第七章所說：『當政治試圖嚴密控制社會的時候，實際上是國家鎖死了社會；靜止僵化的社會反過來又鎖死了國家，即社會結構又制約了政治的作為。在「國家－社會」雙向鎖死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就會保持在農業文明的狀態中，只有量的累積，而沒有質的突變。』這一論點深刻揭示了中國兩千多年『超穩定』社會結構的存在和中國歷史始終處於一亂一治卻沒有政治和社會文明突破的答案。

　　在我看來，作者在第七章創造性地提出三個觀點：

　　一、中國古代社會的獨特結構決定了王權政治體系的客觀存在。

　　二、當王權政治體系試圖禁錮社會結構不發生變異以維繫自身存在的時候，它必須使政治和社會之間形成封閉的、自組織性的、堅固的聯合體。也就是說，它必須對維繫這個政治體系的同盟者予以利益共享，從而實現政治共治。我們可以透過第七章深刻地窺見到王權政治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三、一旦社會發展裹足不前，政治變革就會失去內在動力，社會文明就無法產生質的飛躍。

　　這些觀點是非常值得重視的研究課題。即便在當今世界，政治和社會的關係仍是各國政治家十分頭疼的問題。如何讓政治和社會之間產生良性的互動，實現政治穩定、社會和諧，又能促進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王權論】給了很有特色的啟示和思路。

　　除此之外，本書還具有可讀性的特點。作者在提出概念時由淺入深，在學術結構上層層相扣，在援引史料時前後照應，在表述觀點時中西結合。因為由淺入深地提出概念，讀者閱讀時絲毫不感到費力；因為層層相扣地組織結構，讀者對作者的思想表達有清晰地理解；因為史料前後照應，讀者不會對這些史料感覺突兀而陌生；因為觀點中西結合，使讀者在比較中有了更深入的思考。這體現了作者獨具匠心的寫作手法、深厚紮實的理論根基和爐火純青的文字駕馭功底，使【王權論】一書同時具備了學術思想研究價值和可讀性價值。

　　我們常說，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但古往今來，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駕馭這個動力的是各級各類『第一把手』。為了全人類的福祉，科學地遴選、管理和監控 『第一把手』，將是新世紀乃至新千年中世界人民最艱巨也是最偉大的目標。因此，李劍宏先生【王權論】的出版是件好事，【資治通鑑】說：『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對我們當代人而言，汲取歷史的教訓，才能為現代政治文明建設提供好的借鑑。

洞察人性的領袖管理藝術
(序三)

楊勁偉

　　（楊勁偉，中國節能環保產業領軍人物，中國青年文化科技產業基地管理委員會主任，中華節能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暨中青國能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如果說，人類天性中確實有一些超越歷史、階級和社會而亙古不變的東西，那麼，建立在這些人性本質認識之上的思想就會閃耀人類永恆的真理。掌握了這些經得起人心、時間和實踐檢驗的思維方法，才有可能成為現代社會各行業組織的卓越領袖，才有能力在各行業組織中開展卓有成效的管理和變革工作。

　　請注意我的措辭，我指的是各行業組織的領袖而非一般的管理者。領袖和管理者的境界判若霄壤：領袖除了要關注整個經濟環境、政治形勢以及人們的內心需求，還要凝聚全部的心血灌注到自己所領導的事業之中，確保事業的正確方向。管理者則關注在某一系統內具體的項目實施，力求項目團隊在一定的時間、條件下正確地完成特定的績效。正如美國通用電器公司總裁傑克•韋爾奇所說：『把梯子正確地靠在牆上是管理的職責，領導的作用在於保證梯子靠在正確的牆上。』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則直截了當地說：『領袖是做正確的事，管理者是正確的做事。』

　　領袖會改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甚至影響歷史的進程。但一個人若想成為時代的『領跑者』，相當有難度和挑戰性。作為一名領時代風氣之先的領袖，沒有一成不變的教條，只有出人意料的創造。在過去一百年中，亨利•福特開創了人類的汽車時代；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扭轉了美國歷史上最深重的經濟危機，並在二戰中令美國一躍而為世界霸主，徹底改變世界版圖；比爾•蓋茨的微軟帝國發動了數字信息技術革命，深刻改變了人類生活和科學技術的進程。

　　只有具備了領袖的思維，才能成為一名真正的領袖，而要獲得領袖的思維，必須藉助於真正的學問。當下各類管理類書籍雖然層出不窮，卻都偏重於具體的管理方法和技巧，沒有一本談行業組織中的領袖如何思維與運籌帷幄，即便有所謂戰略管理類書籍，也大多是基於某種理論分析模型構建而成。這些是知識，而非智慧；這些能『授人以魚』，而不能『授人以漁』；這些是有益事業的具體微小的『術』，而非建立可大可久事業根基的『道』。如果我們對這些只鱗片爪的東西敬若神明，花費時間死記硬背，就和守株待兔的農夫一樣，沒有多大出息了——須知：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人會守着教條做成偉業。

　　在我看來，【王權論】貢獻給讀者的關鍵價值在於：培養我們一種洞徹事務本質的視野和眼光，給予我們一種科學地、規律地看待歷史、把握現實和辨別未來走向的思想方式，激發我們一種可以在變化無窮的環境中作出戰略選擇的決策能力。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在如此廣袤的知識海洋中，李劍宏所著的【王權論】從中提煉了許多有益的思想養料。對我來說，中青國能獨創和首倡的『綠海戰略』，其核心的『綠海管理模式』至少受到書中以下啟發：

　　一、管理的第一推動力——趨利避害的人性本質。既然『善惡是人的趨利避害的天性在環境作用下的結果』（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對一個身處行業和組織中的領袖而言，必須防範人性中可能出現的惡，必須『設立正確的制度以曉明利害』（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所以，管理的前提是依靠制度約束人們不得從事有損組織利益的事情，依靠制度激勵人們從事有益於組織利益的事情，而不是幻想所有的人都會為着組織利益自覺自愿的做事。離開了這個前提，管理變得毫無意義——正因為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管理，如果人是天使，就沒有管理的必要了。

　　二、管理的獨特屬性——分配利益。既然『每個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性』（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那麼，處於行業組織中的領袖必須明白一個道理——人們之所以為你領導的組織、企業工作，最基本的動機是為了生存和體面的生活。倘若一個人為你貢獻了巨大的價值，卻得不到相應的回報，他必將離你而去。薄情寡義的領導者如果認為人們都應該像天使那樣為自己效勞，而不考慮他們應得的物質利益，人為製造權利和義務的不等價關係，絕不會擁有優秀的忠誠的人才，相反，他會將大量的人才拱手讓給他的競爭對手，『借武器給敵人』（見本書第一章第一節），葬送自己的事業。

　　三、領導者的管理要領——結構性地管理『管理者』。行業組織中的領袖應當掌握本書一系列領導法則（見本書第三、四章）。一切的管理活動，歸根結底是人的管理。哪怕財、物資源的調配，也離不開人的思想觀念、經營意識、決策與行動。『形名參同』要求領導者在所處行業和組織中應掌握決策、任免、獎懲等關鍵權力，從瑣碎的日常事務中解脫出來，充分調動人們的聰明才智，按實際績效作出獎懲，而不是『控制、壓抑人們，使他們處於黑暗中，將他們的時間浪費在瑣事和匯報』（傑克•韋爾奇語），不能以個人的好惡對人們實施任免和獎懲。『眾端參觀』要求領導者防範『辦公室政治』對傑出人才造成的傷害，取得所處組織與企業的全面信息，而不要偏聽偏信，造成決策失誤。『一聽責下』為領導者提供了遴選人才、發現人才、為人才提供施展空間的思維方法，正如傑克•韋爾奇所說：『商業的精髓完全在於從每個人那裏得到偉大的構想，所以注意不要放過每一個人。很有可能你的團隊中最沉默的那個人就有着最好的構想。』『利異外借』提醒領導者要把組織、企業的利益和每個人的具體利益保持一致，如果做不到，再優秀的團隊也會分崩離析。『利害有反』為領導者提供了明察組織和企業內部破壞者的思維方法。『參疑互爭』為領導者提供了在人事變動時必須重視的情況，我們甚至據此明白：美國花旗集團的CEO選拔方式——威特•威斯頓設立了在六個高管人員中競爭的選拔方式，最後約翰•裏德成為CEO，而落選者必須全部離開花旗集團的原因。本書中諸如此類的領導管理法則，不勝枚舉。

　　除此之外，本書第一章第二節對國家意識形態形成過程有相當深刻的論述，這對於企業領導者塑造企業文化——讓企業理念成為全體員工內心自覺遵守的意識不無裨益；本書五、六、七章對指導企業建立良好工作風氣、制定和執行管理制度、變革僵化死板的企業機制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啟迪意義。

　　政治無所不在，政治絕非僅僅局限在廟堂文牘之間，政治也絕非僅僅是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政治是一門高尚的智慧和宏大的哲學，政治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空氣、養分和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孫中山語），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不可磨滅的『道』，而學者李劍宏又有豐富的企業管理和戰略策劃的人生經歷，這三者結合起來，使【王權論】這本書在論述政治和國學的道理時，也為我們提煉出了一整套頗具實用價值的領導管理思維方法。這對於在各行業、組織、企業中從事領導和管理工作的讀者而言，是莫大的福音。我建議讀者買三本，一本送給師長親友，一本自己珍藏，一本用來圈點，至少要讀三遍，深深領悟其中的道理。

　　以此為序，與諸君共勉！

【王權論】前言

著者：李劍宏

　　自1998年以來，我開始了『中和』學術思想體系的研究。研究分兩條線索進行：一是以中國的權力政治為研究對象；二是以中國的哲學思想為研究對象。截至2008年底，歷經十載，我積累的近二百萬字的讀書心得筆記已經為這系列著作的寫作，奠定了一定的資料和思想基礎。

　　走上這樣的獨立研究之路，是基於我的以下兩點認識：

　　一

　　一個非常值得人們關注的事實是：中國歷史上兩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治事件——商鞅變法和辛亥革命，都先於中國社會形態變革而被某種不得已的歷史形勢迫成。因此，當變法和革命勝利後，換言之，在新生的進步政治力量奪取國家領導權後，不得不面臨兩項亟需解決的歷史任務：一是改造固有的落後社會結構；二是鎮壓守舊勢力的反撲。中國政治早熟於社會發展的特點，決定了進步政治力量總是在付出巨大的流血犧牲之後，又不得不與舊的政治傳統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

　　戰國時期，周天子作為『天下共主』的政治局面已經徹底打碎，七國皆以蓄力自保或力爭天下為最高政治綱領，富國強兵成為時代主題，各國之間戰爭頻仍，國際秩序一片混亂。在此種歷史形勢下，商鞅變法率先在秦國確立了君權和法權合一的戰時政治體制，旋即發起了依靠專制王權徹底改造秦國社會的政治運動，秦國因此迅速富強，其綜合國力把其他六國遠遠甩在後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鐵血手腕統一華夏，將專制王權領導下的社會改造運動推及全中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社會形態。但暴虐血腥的統治方式使秦朝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秦朝15年後迅速覆亡。後繼的歷代王朝忠實繼承了秦王朝創製的以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為核心的基本政治社會制度，另一方面，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執行陽儒陰法的政治路線，與舊的宗法勢力達成妥協，法家提倡的『法治王權』的政治理想伴隨着秦王朝的滅亡，正式讓位於『人治王權』的政治現實。

　　這種『人治』加『王權』的組合，天然具有『排他性』、『獨佔性』、『控制性』的專制政治要素，歷代王朝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統治地位，通過思想、政治和經濟政策精密地控制社會絕大部分資源，不惜以犧牲社會發展為代價換取政治穩定。他們雖成功禁錮社會發展的腳步，因而免於社會變革對政治統治的威脅，卻不可避免地崩潰於農業社會結構不可克服之矛盾。歷代王朝，要麼被奮起反抗的失地農民所推翻，要麼被野蠻落後的外來游牧民族所征服。王權政治製造的『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的局面，造成中國歷史始終擺脫不了一亂一治的興亡周期律怪圈，中國社會一直處於裹足不前的農業文明形態中。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古老而穩定的農業文明開始遭遇工業文明的顛覆和毀敗。當落後的東方農業文明為捍衛國家民族的安全而不得不面對強盛的西方工業文明為攫取資本財富而蓄意發動的戰爭時，實際面臨着一場實力懸殊的羊與狼的較量。落後西方文明數百年的中華帝國不可避免地淪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從此遭遇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國家民族幾乎瀕於淪亡的悲慘劫難之中。

　　在血與火的歷史教訓中，中國有識之士終於認識到業已腐朽落後的政治是鉗制中國社會發展的總根源——由於政治對社會的長期禁錮，造成了中國近代社會在民主、法治、科學、經濟等領域極度落後於西方。在此種歷史形勢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挺膺入局，舉起『三民主義』旗幟，欲以『五權憲法』伸張民權，試圖將中國社會從專制政治的牢籠中解脫出來，與世界文明接軌。但當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後，孫中山發現：除了廢除皇帝制度以外，中國社會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在一個落後的社會形態中創製一個先進的政治制度，就好像火車頭拉着一輛木板車，怎麼能夠飛馳向前呢？他又為中國設計了一條政治路線圖：締造民主共和國需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但這一系列的主張，恰恰成為通往新的極權政治的歧路。其根本原因在於：這一路線依靠的是人的自覺，而不是依靠制度的強力。要命的是：中國的孫中山只有一個，做皇帝夢的人卻不計其數。在數千年固有的社會結構下創製新政治，守舊勢力的反撲力量是巨大的。因此，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的轉型，是在戰爭和浩劫中度過的，也是在野心家和陰謀家的擺佈下度過的，更是在和專制政治勢力的媾和中度過的。

　　1949年以後，中國重新站立起來；1978年以後，中國重新富裕起來。在解決了國家獨立和富足的課題之後，我們依然要審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即『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的歷史命題。解開了這一歷史命題，建設『和諧社會』的理想才能真正實現。

　　二

　　中國自1840年遭受列強欺侮而迷失文明前進的方向以來，中華文明至今沒有走出低谷期。先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徹底否定了儒法為核心的中華文明體系，卻沒有重新鍛造出新的精神價值體系。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思潮風雲激盪，學術界出現兩種偏頗的學風：一是盲目的學風，一些學者忘記了傳統文化的弊害而祭起文化復古的大旗，對傳統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接受；二是浮躁的學風，一些學者以絕對的否定傳統文化為其安身立命的學術方向，以斷章取義、不求甚解的態度和追求時髦的語詞批判傳統文化，甚至把中國歷史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煞了。這兩類學者，人數不多，影響力卻頗大。

　　前者之危害不言自明，它會令我們重走歷史老路、重拾陳規陋習，繼續鉗制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令中國人依舊苟於世故而放棄權利。

　　後一種危害明不待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民族主動背棄自己的思想信仰，背棄自己信仰的民族一定消亡了。我是一名回族知識分子，我總在想：為什麼自元朝以來，回族一直在中國沒有被同化或消亡呢？要知道，判斷一個民族的主要標誌有四：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心理素質。和漢族相比，回族不具有前三個民族特徵。回族和漢族的主要區別，除了血緣傳承之外，關鍵是宗教信仰生活。如果回族背棄了自己『認主獨一』的伊斯蘭宗教信仰生活，那麼和漢族就沒有什麼區別了。再比如，猶太人曾經是沒有國家的流浪漢，當散落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銘記着【聖經】關於重返聖地建國的預言，如雨駢集般返回巴勒斯坦地區時，唯一沒有兌現【聖經】預言的猶太人群，就是散落在中國的猶太人，他們已經被漢民族完全同化了，同化的原因僅僅是——他們丟棄了猶太教的信仰。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如果背棄自己的思想信仰，其結果就註定遭遇自我放逐和消亡的命運。

　　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中國先賢『潤雨無聲』的數千年教誨，早已隱藏於中華文明的經史子集之中，體現於聰明的中國人血脈風骨之上，散見於九州四方風土民情之間，成為中華民族的心靈潛意識。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筆取之不竭的精神寶藏。對待傳統，我們必須尊重先賢、追求真知。唯有尊重先賢，才能在毫無先入為主觀念的前提下虛心掌握傳統文化的精髓；唯有追求真知，才能從前人的知識海洋中有選擇地汲取對現代社會有益的因子，締造新的思想信仰體系。也許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找到一條真正的涅槃和復興之路。

　　正是基於以上兩點認識，促使我開始了【王權論】等系列著作的寫作。

　　但是，當我寫完【王權論】這本書時，竟不知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了。因為當我每每提出新的觀點，甚至在引用西方政治學的觀點時，往往發現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都有佐助這些觀點的證據，這令我更加謙卑地審讀中國古典書籍，絲毫不敢馬虎懈怠。我深怕發生一個荒唐的事實——當謬誤都有證據可資證明的時候，真理就泯滅了。這對於一個試圖構建思想理論體系而非通過實證方法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的學者而言，是相當致命的。倘若學術缺少人類良知和終極關懷，這樣的學術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因此，我在撰寫【王權論】的過程中，每當提煉出一個新觀點時，一方面為這種尋理趣的過程而感到快樂，另一方面，卻為這一觀點能否經受良知和實證的考驗而感到擔憂。在這樣不斷的內心拷問和自我審查下，我對王權社會的權力政治規律在這本書中進行了非常艱苦的提煉、總結和分析評價，做了大量的刪削工作。

　　我鄭重提醒讀者諸君：這本書的出版，不是為了論證專制政治的合法性，也不是探討中國的權謀文化，而是為中國的政治文明提供正面的有益借鑑。在我看來，政治學是克制人性弱點、管理和維護民眾權利的抑惡揚善的學問。在政治領域，只相信實力而不注重道德，或空談道德而不注重實力，都只會給人類歷史留下悲劇與遺憾。

【王權論】緒論

著者：李劍宏

　　政治的成功智慧與從政藝術，不應該只對雄心勃勃的政界人士有價值，其中包含的人類永恆的真理，足以令每個人受益。

——題記

　　一、定義

　　『王』，按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王，天下所歸往也。』【康熙字典】引用【廣韻】解釋：『大也，君也，天下所法。』又引用【正韻】解釋：『主也，天下歸往謂之王。』合起來的意思是：王是人間的最高合法統治者，是萬民服從的對象，王規定了人間一切事務的最高法則。

　　儒家則對『王』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說文解字】記載：孔子說：『一貫三為王。』董仲舒解讀孔子的話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也就是說：只有將天道、地道、人道貫通在一起的人，才能叫做王。按【周易•說卦】的解釋：天道就是『陰與陽』，地道就是『剛與柔』，人道就是『仁與義』。王若要行人道，就必須仁義。於是，『王』被儒家一廂情願地裱糊了一層道德的外殼。

　　儒家對『王』字的理解具有道德說教的意味，我們可不予理會。按當代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文獻可知，中國古代稱王者，開始於夏、商、西周時期，並專指這三個朝代的最高統治者，諸侯國的國君按『公』、『侯』、『伯』等爵號稱呼，不能稱為『王』，否則是僭越。但這時候的『王』，政治上實行『分封制』和『宗法制』，不享有所有地方的治權，諸侯國各自為政，在各諸侯國內，各宗族的政治權力是世襲制，即『世卿世祿制』，諸侯也不過是較大的宗族，對其他宗族的管理也極為有限。總的來說，『王』的權力極為有限。

　　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宗族分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分封制開始衰落，七國諸侯開始陸續稱『王』。公元前 356年，商鞅在秦國開始第一次變法，秦國各宗族的勢力走向沒落。這時候的秦『王』（此時秦國國君爵號仍稱『公』），政治上實行『郡縣制』和『官僚爵位制』，破除了宗法勢力對王權的掣肘，實際是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的人，集立法、司法、行政、軍事、財政和地方治權等國家權力於一身，是為『君主集權制』。 『王』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最高統治者，其政治權力可以決定國家領土內任何人的生死。

　　『權』按【康熙字典】引【玉篇】的解釋，指『秤錘也』，俗稱『秤砣』。例如【莊子•胠篋】篇說：『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後來，慎子把 『權』比作權力，在【慎子•逸文】篇中說：『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權力一詞的來源，大概始於此。

　　所以，『王權』指『君王的權力』，但為了和夏、商、西周時期的『王權』相區別，在本書中，『王權』一詞賦予了特定的內涵，即君主集權制下的君王的權力。【王權論】一書即是重點探討在君主集權制度下，君王如何鞏固和運用權力的政治問題。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有必要對中國社會形態的劃分作一明確的界定。目前學術界對中國社會形態的劃分存在種種爭論。比如，將中國夏、商、西周、東周春秋時期劃分為奴隸制社會，從東周戰國時期到清王朝結束劃分為封建社會。我不贊成這樣的分法，理由有二：

　　（一）中國究竟是否存在奴隸社會，目前還要打一個問號。1981年，黃現璠出版了【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一書，被公認為20世紀中國學術界主張中華民族史『無奴隸社會』的第一部專著。此後，質疑者越來越多，如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我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也沒有發現能夠說明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的足夠證據。既然存疑，就不宜遽然用之。

　　（二）中國從秦朝到清朝，已經結束了分封制，不存在『封建制』。馬克思用作研究對象的西歐封建制度，是指王權集中以前王國內的領主各自為政的狀態，類似於中國夏、商、周朝的『分封制』。『封建制』在中國也稱『分封制』，即古漢語『封建』的原始含義，中國史書中的『封建』一詞即指『分封制』。據【史記• 卷三•殷本紀第三】的記載，周朝時，周王『封殷後為諸侯，屬周』，把國土劃分給諸侯，分別由獲得封地的諸侯所有，諸侯擁有所封土地的治權，只需向周王室盡一些義務即可，相當於中世紀歐洲諸王國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即現代意義上的聯邦的基礎。地主和自耕農經濟也並非封建莊園經濟。由於目前學界對此爭論很大，我的觀點是：既然存疑，就不宜遽然用之。

　　既然對『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名詞棄而不用，又要對不同社會形態作一概括性的稱謂，我按照國家主權歸誰來行使的權力劃分標準，提出了『宗法社會』、『王權社會』與『民權社會』之稱謂。

　　所謂宗法社會，指夏、商、周時期，國家權力由大大小小的宗族掌握。比如，周王是周朝之『大宗』（宗法社會以嫡系長房為『大宗』，餘子為『小宗』），由嫡長子繼承王位；其餘庶子和庶兄弟大多分封為諸侯，對天子是『小宗』，在其本國則是『大宗』，諸侯也由嫡長子繼位；其餘庶子和庶兄弟大多被分封為卿或大夫，對諸侯是『小宗』，在本家則為『大宗』，其職位也由嫡長子繼承；從卿、大夫到士，其『大宗』、『小宗』的關係與上同。如此層層分封，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大宗、小宗的宗法關係，同時也是政治隸屬關係。對於異姓有功的貴族，則通過聯姻，成為甥舅，分封為諸侯，也納入宗法關係。於是，在全體貴族內部，舉國上下形成了以周王為核心，由血緣親疏不同的眾諸侯國競相拱衛；各諸侯國以諸侯為核心，由血緣親疏不同的卿、大夫和士競相拱衛的等級森嚴的權力體系。宗法制直接導致了分封制，分封制使國內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諸侯國，諸侯國又產生了眾多卿大夫的采邑，采邑又被分成無數大小的祿田。各宗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擁有治權，周王對分封給宗族的土地沒有治權，他只不過是各宗族的『共主』，各宗族對周王盡一些義務，如進貢等。

　　所謂王權社會，指自秦朝開始至清朝終結的歷史階段。國家權力由君王一人掌握，實行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即國家自上而下地授予權力，建立各級政府，每一級官員都對自己的上級政府負責，全體官員最終向君王負責，君王擁有國家最高的行政、立法、司法、財政、軍事等權力。除了君王實行嫡長子繼承制外，各級官員均按照一定的程序產生，沒有世襲政治權力。儘管歷代王朝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封制』殘餘，將皇室子孫封王、開國功臣封侯，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權，並能世襲爵祿，但只是權力體系的一種補充形式，不具有代表性。

　　所謂民權社會，指1912年開始到1949年結束的中華民國歷史。君主專制政體被推翻，共和政體建立。共和政體建立的指導思想是：公民在政治領域裏享有民主權利，人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但這僅限於理論，在政治實踐中，這段歷史的政治實際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軍閥割據政治和歐美日列強瓜分中國的半殖民地政治。中央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機構並沒有按照共和政體的政治理念產生，由不同軍閥派系輪番操縱的中央政府實質實行僭主統治，即用武力奪取政權建立個人獨裁統治。而孫中山囿於中國社會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的現實，提出締造民主共和國需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這一系列的主張，恰恰成為中國通向極權主義的歧路。但是，由於其共和政體是以民權理念指導下的產物，故暫且將這一段歷史稱為『民權社會』，以便政治學者就這一時期的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之間的脫節與聯繫作較為深入的研究。

　　二、體系

　　中國政治史上曾出現過『一個現象、兩位人物、三種制度』，非常值得政治學家深入研究和思索。所謂『一個現象』，指中國自國家產生到1949年之前，一直實行專制政治統治。所謂『兩位人物』，一位是提出了『法、術、勢』思想的韓非子，他是中國有秦以來的兩千多年君主集權制度的總設計者；另一位是提出了 『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思想的孫中山，他開創了中國現代意義的共和政體。所謂『三種制度』，指中國歷史上依次嬗變的宗法制度、君主集權制度和共和制度。

　　中國政治史能夠引起政治學家濃厚興趣的，不僅僅是在理論形式上完整地反映了人類社會形態對應的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演進，更重要的是，每種政治思想與制度在其演變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有上一個社會形態的思想和制度的深深烙印。習慣的力量如此強大，以至於每一次社會變革都因對抗守舊勢力的反撲而顯得異常慘烈，但最終卻不得不與政治傳統妥協。

　　這讓人想起『讀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e）』（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論讀書】）這句話，作為人與歷史的關係最言簡意賅而又最鞭辟入裏的概括，時刻提醒我們：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總是在一定的具體的歷史的環境之中進行的。不尊重和正視歷史，不研究和汲取歷史教訓，人類的智慧和文明就無以進步，人類就永遠生活在低級的愚昧的社會形態之中。

　　為了系統地研究中國政治史的『一個現象、兩位人物、三種制度』，為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提供經驗和借鑑，我於1998年起，分別以【周禮】、【韓非子】、【孫中山文集】為研究主線，運用中西方理論分析工具，對歷代政治思想、制度與人事沿革進行了較為深入的鑽研，試圖從人類不同社會形態中發現和提煉出政治的一般規律、原理、原則與方法。我的研究計劃是：第一階段，以【周禮】作為主線，研究夏、商、周時期的宗法社會的政治；第二階段，以【韓非子】作為主線，研究自秦始、以清終的王權社會的政治；第三階段，以【孫中山文集】作為主線，研究晚清到1949年之前的政治。

　　以某種政治思想為線索和標本，研究與之對應的社會形態的宏觀政治問題（包括但不限於政治制度史、還有人事、策略等），這是我研究政治問題的獨特方式。之所以『不按套路出招』，是基於我試圖建立的『中和主義』哲學體系中關於人的認識範式，限於篇幅，略述如下：『中和主義』哲學在對人的認識上引入了『精神屬性』的概念。人類的歷史首先是人的歷史，而人是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精神屬性的結合體。自然屬性是人和地球其他生物的共同（基本）屬性；社會屬性是人在社會關係中的表現，是人的本質屬性，離開了社會，人的社會屬性就消失了，人就不能稱之為人；精神屬性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升華，是人區別並高於地球其他生物的獨特屬性。人的精神屬性，主要表現為理性，客觀上制約着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

　　如圖：

　　              ┌─→精神屬性（特質）
　　              │
　　人的屬性───├─→社會屬性（本質）
　　              │
　　              └─→自然屬性（基礎）

　　人有上述的特質，也因此，由人構成的人類社會存在『思想—事實』的二元並立現象。我們必須承認，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有政治現象，背後都有不同思想意志的鬥爭和妥協。當失敗者退出歷史舞台時，縱然肉體已經消滅，但他的思想意志並不會隨之死去，並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復活——某些時候的復活甚至是必然的，不惟如此，這種思想意志還能指導新生代在新的政治鬥爭中取勝。思想具有如此穩定傳承、指導實踐和超越時空的特點，以至於當我們以更加宏觀的角度審視人類歷史時，就可以看到：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階段，具有時代標誌意義的政治思想不僅能解釋與之對應的社會形態呈現出的內在、穩定的特徵，也能解釋和規定與之對應的社會形態的主要的、多數的政治問題。

　　於是，我們就可以『按圖索驥』，採用當時的某種代表性的政治思想為標本。然後，再用這種政治思想比較當時之政治現象，當『思想—事實』趨向一致的時候，政治現象就被當時的政治思想表述了，就用現代政治文明成果和理論分析工具研究這一政治思想標本，政治研究實際就成了對政治思想標本的研究，政治研究的結論就纖毫畢現了；反過來，再從當時之政治現象和當時的政治思想標本相比較，在『思想—事實』趨向不一致的時候，就用現代政治文明成果和理論分析工具研究這一政治現象，政治研究實際就成了對政治現象的研究，政治研究的新發現就纖毫畢現了。這樣做，不僅避免了用今人看古人易犯的『歷史虛無主義』——全盤否定歷史，還能抱着『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陳寅恪語）的態度更加客觀公正地對待歷史——肯定某些事物的歷史進步性，也能找到某些思想復活應具備的條件以警惕『危險』歷史的捲土重來，更重要的是：政治研究不再面對紛繁複雜的頭緒彷徨無措，而有了直通真理的門徑和大道。

　　但是，在進行了大約半年左右的研究後，我決定跳過第一階段，直接進入第二階段的研究。這是因為：宗法社會距今已有四五千年之歷史，不僅缺少必要的文字記載，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名獨立研究學者，我缺少研究該時期的必備的學術條件，如甲骨文、考古資料等，並且，【周禮】究竟是一種『烏托邦』的理想，還是一種現實制度，目前還要打個問號。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後漢書•卷十七•馮異傳第七】），我很快發現，用半年時間對中國古代宗法社會的政治研究並沒有白費，從春秋時期開始的『百家爭鳴』思想，到明清時期王權社會的沒落，我都找到了宗法社會投射給歷史的長長的影子，從而使我發現了中國社會結構數千年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更加深刻和富有說服力的原因，儘管這些原因依然不是最重要的，但身為一個尋理趣的知識分子，我仍然感到興奮。

　　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王權論】，基本內容來自多年積累的讀書筆記，屬於第二階段研究的部分成果。自2001年以來，其中的一小部分內容已經通過互聯網傳播。在出版前，我進行了重新改寫的工作，對許多觀點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對許多材料進行了補充和考證。

　　三、原因

　　按照我上述的研究體系安排，在研究王權社會的政治問題時，首要的問題是選擇政治思想標本。我面前的第一選擇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於是，我求諸儒家的四書五經，茫無所得；再翻開二十四史，一無所獲；最後求證學者名家的著述，不知所以。我強烈地意識到：儒家經典和中國的政治歷史，完全不合，說得難聽一點，可謂『驢唇不對馬嘴』。儒家經典說到底是道德的學問，不是治國的學問。誠如林語堂先生所言：『中國如果每走一步都履行如儒者的責任，則不能綿亙五千年而存在。』（林語堂【老子的智慧】）這句話勇敢地說出了一個事實：儒家實質是道德的教化者，而道德的『善』並不能在根本上遏制人間的 『惡』，道德決然不是一個國家民族生存發展的充要條件。

　　我退而求其次，再讀聲名狼藉的法家，先是【管仲】、【慎子】、【商君書】，最後是【韓非子】，這一次有了驚人的發現。但凡法家人物，倘若做政治家，定能富國強兵、推動變革；倘若做思想家，定能切中時弊、一言千鈞。事實上，中國從宗法社會向王權社會的轉變，標誌性事件即是商鞅變法，商鞅為中國確立了君主集權制、郡縣制、官僚爵位制、『什伍』編戶、刑律、土地私有和小家庭生活方式。這些，恰恰是中國王權社會政治制度中最核心的內容。兩千多年的王權政治，或加或減，總是逃不出商鞅變法時設計的樊籬。但商鞅雖然設計了中國王權社會的政治制度，卻無法解釋身後兩千多年間卑劣、血腥的權力鬥爭奧秘，甚至連自己必然遭受車裂的悲慘結局，也惶惑不知——而韓非子卻從人性角度深刻揭示了這一切的根源。當把法家思想和中國王權社會的歷史對應起來的時候，所有政治人物的悲歡離合、所有政治事件的成敗得失、所有王朝的興衰更替，都洞若觀火，如合符節了。

　　毋庸置疑的事實是：中國兩千多年的王權社會以儒家思想作為國家民族的意識形態，但是當我們把目光轉向中國政治領域時，卻發現法家思想唱主角。為何出現這種意識形態與政治指導思想相背離的情況呢？我曾經為找到這一答案徹夜不眠、苦苦思索。直到看到了塔爾門（J.L.Talman）的【極權民主的起源】（The Pr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這本書，塔爾門的觀點直截了當：專制國家之所以可以要求人民毫無疑問的服從，並且任意干預任何事（以致公域和私域沒有界限），是因為它以一種特殊的正當化意識形態做這些事。這一論點讓我恍然大悟——原來，儒家作為意識形態是政治的需要。

　　中國王權社會的政治，一言以蔽之——陽儒陰法。儒家講究人倫道德，講究社會秩序的和諧，法家講究法令的貫徹，講究權力的穩固。於是，在天下太平的時候，儒家就唱主角，謙謙君子、道德教化、敦厚民心；到了社會矛盾比較突出，中下階層負擔較重的時候，統治者極為小心和注意，一旦有不穩定的萌芽和跡象，立即用國家的強制力消滅於無形。如果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看作戰鬥的雙方，那麼統治者手中握着兩種武器，一個是盾，一個是矛。盾就是儒家，用於掩護自己的身體，使對方看不清自己，甚至不知道手中握着什麼；矛就是法家，一旦對手步步緊逼，則用武力使其後退，甚至消滅掉最具威脅的對手。矛與盾是統治者並持的東西，但是一旦戰爭結束，他立刻會把矛掩藏起來，咒罵曰：我只是用盾來保護自己，矛是殺人的，是壞東西，大家不要用它！在統治者看來，法家是做得說不得的東西，『陰稱其言而顯棄其身』（【韓非子•說難】），是神秘的護身符，他是不願意別人抑或對手染指的。

　　久受專制之苦的被壓迫階層，不害怕這個盾，卻極害怕這個矛，他們抱怨說：法家這套思想太殘忍，太冷酷，太滅絕人性，我們之所以遭到屠戮，不能維護自身的利益，就是這個壞東西弄的，我們要唾棄它，拋棄它！於是知識階層就出現了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陰謀文化、殺人文化、太監文化、專制文化等等謬論，中國文化成了專制黑暗政治的替罪羊，卻把這些現象的背後操縱者——有着無盡貪慾和權勢欲的統治者開脫了。有這樣不覺悟的知識階層，那麼成為羔羊任人屠宰，不是很正常了嗎？於是法家這個沒有意志的思想工具，就被知識階層批判和拋棄了，而統治者暗暗竊笑：他們真傻，不會用這個東西對付我，我是不會丟掉這個東西的。文化本無意志，不存在任何的罪孽，罪孽是人與社會環境互動造成的。所以鞭撻的鞭子，不應當落在法家的頭上，而應當落在始作俑者——製造專制黑暗政治的人身上，嚴格地說，是落在那些親手執行了專制血腥政策的所謂君王的頭上。

　　我進一步研究發現：但凡少數人壟斷權力的地方，法家思想揭示的規律就必然起作用。這個結論是在我給香港的一個家族企業講課時發現的。2005年，該家族企業盛情邀請我給中高層管理者講領導力課程，為了了解該企業特點，我在講課之前和他們的總經理進行了交流，我發現：該企業非常注重『親情』企業文化的塑造，但在管理制度上異常嚴格——典型的『外儒內法』。後來，我接觸了大約五十多個家族企業，發現這些企業大多有此特點。因此，我在講課時着意講述韓非子的 『形名參同』和『眾端參觀』管理思想，得到這些企業家族領袖的強烈共鳴，認為非常有指導價值；而當我用儒家思想講述培養員工自發的企業責任心時，他們反應平淡。這也讓我感到好奇，我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商鞅三見秦孝公時的情景，商鞅給孝公講儒家、講墨家，孝公皆冷淡待之，而講到法家時，孝公頓時興奮，竟然和商鞅徹夜長談數天而不覺得睏乏。我意識到：專制政治的統御辦法和家族企業管理實際是一個原理，因為趨利避害的人性沒有發生改變，權力的來源與繼承方式也沒有發生改變，以利益結成的人際關係更沒有發生改變。

　　在有了上述的認識之後，我決定以韓非子思想作為研究王權政治的思想標本，深刻揭示王權政治的權力運作奧秘及其本質，以此獲得政治研究上的新突破。

　　四、對象

　　【王權論】一書，分四部分、七章、三十節（含附錄）。以韓非子『法、術、勢』思想為主線，運用中西方理論分析工具，研究王權社會政治的一般規律、原則、方法，探討君王的治國之道和駕馭臣民之術，並對其制度、人事及流弊作深入的闡釋，嘗試回答以下九大問題：

　　（一）中國王權社會的陽儒陰法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二）中國王權社會的政治本質是什麼？

　　（三）中國歷代專制王朝的基本特徵和統治手段有哪些？

　　（四）中國歷代專制王朝能夠令人民服從的原因是什麼？

　　（五）中國王權社會的社會結構呈現『超穩定』特點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六）中國歷代王朝走不出『一亂一治』的歷史循環的原因是什麼？

　　（七）中國王權社會在哪些方面阻礙了中國向現代化國家的轉型？

　　（八）中國的陽儒陰法的政治局面產生了哪些流弊，應當如何解決？

　　（九）中國王權社會的政治制度和策略，有哪些優點、缺陷，是否可以在當代社會予以借鑑和完善？

　　令我欣慰的是，韓非子就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希臘先哲一樣，從不以世俗社會的種種意見為滿足，一心要探索政治事務的本質，以形成真正的政治知識。藉助他的思想，我找到了這九大問題的答案，並在本書的不同章節予以系統分析和論述。如果說，政治哲學就像芝加哥大學已故教授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在【何謂政治哲學？】一文中所下的定義那樣：『政治哲學是一種想要真正了解政治事務的本質，以及正確的或良善的政治秩序之企圖。』那麼，韓非子無愧於『政治哲學家』這一稱號。

　　魯迅先生曾這樣描述蕭伯納，蕭伯納讓紳士淑女們上場，然後撕掉了他們的『假面具、闊衣裝，終於拉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蟲」！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給人有一點』（魯迅【南腔北調集】，【『論語一年』——藉此又談蕭伯納】）。韓非子對人性、對人類權力政治鬥爭的赤裸裸的揭露，也足以讓人們看到另一幕更加真實的政治諷刺劇，要命的是，這幕戲劇即是人類真實發生的歷史，每個人都要身不由己地扮演這幕戲劇中的角色，並為其中一幕歷史負責。

　　五、寫法

　　必須明確：韓非子思想雖然揭示和解釋了王權社會的政治現象，但他畢竟是那個社會中的一員，選擇了和政治妥協與合作的立場，因此，他的政治主張是摒棄民智的專制思維，是與民權對立的王權政治。並且，他的主張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王權社會內部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也不能在政治具體操作上真正實現他的法治王國理想。如果我們拘泥於古人，就不能超越古人。所以，必須對他的思想加以釐清和辨析，這樣才能獲得真知。

　　在研究中，我主要運用了以下的理論分析工具：

　　（一）歷史研究法：必須承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價值，承認歷史的態度和方法是政治研究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基礎。歷史研究的目的在於解決政治思想、制度的現狀及其演變趨向，系統地研究它們以往的發展及其變遷的原因。本書結合韓非子所處時代的背景、語境和思維習慣，採用『讀進去』的辦法，按照韓非子的邏輯思路找到他的邏輯起點。同時，我們可以運用現代政治學的理論分析工具，採用『跳出來』的辦法，從韓非子的著述中尋找他對現代政治學所關心的基本問題的回答。這些回答，就構成了用現代政治學體系來認識韓非子思想的理論框架.這既是一條可以讓我們跳出古人思維模式的認識方法，也是從新的角度來審視和解讀韓非子思想學說的探索捷徑。

　　（二）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法亦稱個案歷史法，通常用於社會學研究。在大多數情況下，儘管個案研究以某個或某幾個個體作為研究的對象，但這並不排除將研究結果推廣到一般情況，也不排除在個案之間作比較後在實際中加以應用。個案研究的任務就是為這種判斷提供經過整理的經驗報告，並為判斷提供依據。在這一點上，個案研究更像歷史研究，它在判斷時經常需要描述或引證個案的情況。事實上，韓非子在他的許多文章中都提供了大量的個案，這些個案對把握他的思想實質是有益的。同時，我們在得出新的結論的同時，也需要就一些歷史事例作出不同以往的解釋，這些解釋又必須是被個案研究所支持的，比如本書第一章第一節關於秦王朝興亡的解釋。

　　（三）比較研究法：比較是認識事物的基礎，是人類認識、區別和確定事物異同關係的最常用的思維方法。在本書中，既把韓非子思想與儒家、墨家思想作橫向比較，也把韓非子思想與西方政治思想作縱向比較；同時，對一些帶有共性的中西方歷史事件也作橫向的比較，對思想、人事、制度及其流變會作縱向的比較，試圖從中得出更新的結論。

　　（四）其他研究法：根據闡述的內容和側重點不同，我在具體章節中還選擇了一些研究方法，如亞裏士多德(Aristotle)的政體劃分理論、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分層理論、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資本積累理論、劉易斯•科賽（Lewis Coser）創立的衝突功能論，以及我提出的『人類智慧金字塔』理論（詳見第一章第二節）等。本書更多地運用現代的系統論思想以及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現代政治學的一些工具性知識對王權社會的政治思想、制度與人事進行分析和辨別。

　　在寫法上，我主要採取了以下思路：

　　（一）敘述體和對話體相結合。在通常的學術著作中，人們往往採用敘述體格式對研究的問題娓娓道來，但是，這種方式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妨礙了人們的跳躍性思維。因為很多複雜問題的理解，往往需要採用類比推理和辯證邏輯的方式才能闡釋明白，敘述體卻因為文體之局限，無法就一問題連續跳躍（解決）數個問題再回到第一個問題上來，平鋪直敘的言說方式，必須對一個問題進行大量的鋪墊和不斷設置前提，難以激發讀者的靈感，甚至難以造成讀者思維的興奮，造成學術文章不易卒讀的情況。柏拉圖的【理想國】採用對話體方式進行，對話雙方問答中語，充滿機鋒，且表達靈活，一段話即是一個問題的表述，令讀者時時處於與作者的思維進行同步交流的狀態，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表達方式。本書在每一章的最後一節，也安排了這樣的對話，通過一主一客的有時矛盾有時又互相配合的對話，使看似信馬由韁的跳躍性思維逐漸地揭示了問題的實質。從這一點上，我試圖說明：能夠幫助讀者把握思想實質的表達方式就是最好的表達方式，不要對自己的思維表達作出人為的限制，也許這樣，才能找到通往『道』的門徑。

　　（二）文字表達儘量淺白流暢，深入淺出。由於工作的關係，我經常閱讀學術稿件，深深體會到：大凡作者對一問題有了較深刻的理解，文章表達往往是通俗易懂的；大凡作者對一問題自己都不能很好的理解，文字表達往往晦澀難懂，甚至不惜使用大量的『專有術語』來表示自己的『高深』。為了克服這一普遍存在的學術表達問題，我給自己提出的一個要求即是：儘量在不失嚴謹的前提下讓文章通俗易懂。如果學術思想只能成為束之高閣的『象牙塔』，而不能被社會普及、大眾接受，這樣的學術不要也罷。在本書中，由於涉及了大量的中國歷史考據，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文言文，我深知文言文對於絕大多數的讀者，甚至對於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而言，都是望而卻步的領地，故而在書中用現代漢語加以表達，對於必要的引用，也進行了全部的翻譯，能以通俗的方式解釋清楚的問題，絕不用『專有術語』。雖然這似乎會影響學術表達的嚴謹，但對我而言，能讓讀者真正把握本書的思想實質才是目的。當然，我也深知內容與形式統一的重要性，內容確定以後，選擇什麼樣的形式表現內容，就成了著書的首要問題，雖然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但孔子也說過：『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左傳•襄公二十年】）所以，以學術的結構、活潑的遣詞造句來寫此書，就成為我的第一選擇。

　　我懷着惶恐的心情為讀者獻上這本【王權論】，旨在讓一切有志於中華復興的讀者，深刻理解中國古代專制政治的要害和命門，認清中國古代專制政治的危害和暴戾，釐清中國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的思路和途徑。中華民族應在新的盛世從容不迫地走向民族的涅槃與復興之路。這，即是我試圖用一本卑微的小書來寄託的理想。

讀一本書，不必通讀，但從其序言緒論可見主旨，可見作者能力及所洞見。
是學習，還是糾誤？讀書之法不一而已。
就小弟之學，已見書中紕漏，閣下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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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商鞅變法先於中國社會形態變革而被歷史形勢迫成；接着，不受約束的王權造成秦王朝的滅亡，儒、法等先秦百家提供的政治解決方案都無法解決這一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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