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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藝術中國
二、批契的特點與其所發生的領域
根據以上內容可以看出，以批契形式進行財產轉移主要發生以下三個領域。
（一）從批契1、批契2可以看出，這兩張批契帶有明顯的遺囑文書性質。它們是謝翊先臨終之時，對於其後事（主要是財產）的安排。它是以謝翊先個人意志表現出來的單方面法律行為，批契採用的是單契的形式。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批契與徽州文書中大量存在的分家書是不一樣的。分家書（又稱分書、標書、標單、分家合同等）是必須經由族眾、長輩合議，按照習俗、慣例進行分割，它是由多人共同畫押，常常採取合同契方式。而批契則是以個人意志表現出來的，將財產批給指定的繼承人而書立的文契，以保護指定繼承人的權益，避免日後『爭訟』。因此批契1、批契2具有遺囑文書的性質。
（二）批契是一種預先處置家產的文書，帶有『生前繼承』的性質，批契3、4、5、7就是這種性質的文書。這幾張契約都是立批契人在世時，預先將其財產的一部或全部批給其兒子、女兒、女婿或者侄兒，使其子侄在批契人在世時就擁有一部分家產。在傳統禮制下，一般家庭『父母存，……，不有私財』〔17〕，理論上不存在着生前繼承問題。秦漢時期，生前繼承曾一度合法化〔18〕，唐律則明文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又規定：『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及以子孫妄繼人後者，徒二年，子孫不作。』〔19〕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生前繼承』行為。元朝時規定：『如祖父母、父母在，許令支析者聽，違者治罪。』〔20〕到了明代，法律規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同時還規定：『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21〕元明兩代，法律並不限制受父母之命而『別籍異財』的行為，所以清人薛允升評論明律時說：『以別籍異財為無足輕重之事矣！古今風氣不同如此。』〔22〕正是基於這個背景，當時民間父母尚在，而子孫自己擁有財產的現象也是很多的。當然，這種以批受形式獲得的財產，受批的子侄在處置該財產時，還應得到立批契人或相關之人的同意或認可。例如，成化十一年，休寧縣胡瑾在出賣其父親批與的『無糧荒塘』的賣契中，胡瑾的父親胡家祥作為『主盟』在契約中簽字畫押〔23〕。還有『建文三年休寧胡社賣田赤契』，由於胡社出賣的土地來源於『妻伯朱鐵干批撥』，所以契中寫明了『同妻母李氏商議』〔24〕。可見，處置『批受』而來的財產，常常會受到一定的限制。
（三）就批契6而言，這是一種家族內部的捐贈行為。批契6是程宗堯想到其侄兒和侄孫家境貧寒、讀書無資，因此將其田產的一部分批給其侄兒與侄孫，『以為燈油紙筆、考費之資』，這是一種『義舉』。這種『濟弱撫貧』的行為，在宗族制度盛行的徽州地區是屢見不鮮的。而批受成為實現贈與行為的財產轉移的方式之一。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批契作為實現財產轉移的法律文書，它的主要特點在於其財產轉移的無償性，因此，『批受』多發生於家族內部，親戚之間，它既不同於土地買賣，也與家產分析有着許多不同。從現存的大量徽州文書中可以看出：有明一代，至少在徽州地區，『批契』作為一種成熟的法律文書，在財產（主要是不動產）轉移中佔有一定的地位。
〔1〕〔16〕此類文書見於【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的有：『宣德元年祁門縣謝楨詳等賣山赤契』、『正統四年休寧縣汪存義賣田赤契』、『正統十一年休寧縣吳雲賣田赤契』。見之於【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第2 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的有：『建文三年休寧胡社賣田赤契』、『永樂十三年祁門李永成等賣山赤契』、『成化十一年休寧胡瑾賣塘赤契』、『正德七年黃鎰賣田赤契』、『嘉靖四十二年王興旺等賣山白契』、『萬曆十年鄭天章賣田白契』。
〔2〕周紹泉：【徽州文書的分類】，【徽州社會科學】1992 年第2期。
〔3〕【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有許多這方面的記載。 試舉幾例：『羅柄戶計稅錢伍拾余貫，正室無嗣，有婢來安生子一人。嘗以批貼付之，謂吾年六十，不為繼室所容，逼逐在外，女使來安有子護郎，寄在田舍，將及一歲，今以平心庵處之，撥龍巖田三千把，以充口食。』見卷之四『羅柄女使來安訴主母奪去所撥田產』。『石居易念其侄女失怙，且貧無奩具，批付孟城田地。』見卷之六『訴奩田』。『柳Z兄弟四人，久矣分析，……。Z死之日，家業獨厚，生子獨幼，遂以四侄貧乏，各助十千，書之於紙，歲以為常。今才五七年，而Z之妻子乃渝元約，諸侄陳論，意欲取索，就其族長索到批貼，系Z親書，律以干照，接續支付，似可無辭。』見卷之八『諸侄論索遺囑錢』。以上選自中華書局1987年出版的【名公書判清明集】。
〔4〕【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第1卷第42頁（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版）。這裏需要說明的有兩點：一是原契無標題，標題為編者所加。二是原契中簡寫、俗寫之字，今以規範漢字列出，契中錯字、別字在其後以『［］』列出正字，契中缺字以『（）』補上，原契中模糊不清，無法識讀之字以『□』標出。下引文同，不再一一說明。
〔5〕洪武只有三十一年，朱棣『靖難』之後，不承認建文年號，故將建文一、二、三、四年改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年。批契1、批契2原寫『建文元年』，後將『建文元』三字塗掉，在旁邊書『洪武三十二』五字。見周紹泉【明清徽州契約與合同異同探究】，【中國史學】第三卷（1993年10月25日發行）。
〔6〕【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第1卷第43頁。
〔7〕欒成顯：【明初地主積累兼併土地途徑初探】， 【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3期。
〔8〕【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第1卷第230頁。
〔9〕【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第2卷第123頁。
〔10〕【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第2卷第240頁。
〔11〕【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第4卷第297頁。
〔12〕【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第4卷第480頁。
〔13〕永樂四年，謝翊先的妻子胡氏圓娘將其『承故夫批受』的山地以賣契的方式『賣』給其子謝淮安，以確保其財產不致落入外人之手。見【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第1卷第62 頁『永樂四年祁門胡氏員孺人賣山地白契』。
〔14〕薛允升：【讀例存疑】『戶律』之『立嫡子違法』條。
〔15〕【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第2卷第385頁有『嘉靖四十五年汪於祚戶分業合同』。從中可以知道，汪家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七月『因戶役重疊、家事紛紜、難累一人支持。同弟侄商議將家分析各便』。
〔17〕【禮記】曲禮上。
〔18〕中國傳統禮制要求『父母在，不有私財』，不准生前繼承；秦國頒【分異令】，全盤否定『父母在，不有私財』禮制；漢『異子之科』接秦之緒，法律上仍然承認生前繼承。見葉孝信【中國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223頁。
〔19〕【唐律疏議】卷第一二【戶婚】。
〔20〕【通制條格】卷三【戶令】。
〔21〕〔22〕薛允升：【唐明律合編】卷一二。
〔23〕〔24〕【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第2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407、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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