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於東西方之間的文化守望者

  : 王曉驪

　　在眾多海外漢學研究者中，加拿大籍華人學者葉嘉瑩無疑是最中國化、同時也是對大陸學界影響最大的一位學者。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葉嘉瑩先生就以講學和著述的方式開始了她在大陸的學術生涯。近三十年來，她往來於東西文化之間，不僅爲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還將西方文藝理論引入到中國古典詩詞的研究之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學術影響。此外，她還憑藉其獨特的個人魅力和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由衷熱愛，推動了大陸古典詩詞的普及。
　　葉嘉瑩的學術成就主要體現在對詞學及相關問題的研究上。從1980年大陸出版其第一部詞學論文集【迦陵論詞叢稿】至今，她的詞學論著和論文不斷付梓出版或發表。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文集】收錄了【迦陵論詩叢稿】、【迦陵論詞叢稿】、【唐宋名家詞論稿】、【唐宋詞十七講】、【清詞叢論】、【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古典詩詞講演集】、【漢魏六朝詩講錄】、【我的詩詞道路】等十種論著，是大陸較完整的葉嘉瑩文集。其中的大多數此前均已出版或以論文形式發表，但仍有供不應求之勢，可見其影響之大。在葉嘉瑩的眾多學術論著和論文中，筆者以爲，以【迦陵論詞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和【中國詞學的現代觀】（嶽麓書社1990年版）最爲重要，也標誌著葉嘉瑩詞學研究的不斷深入。
　　【迦陵論詞叢稿】是作者的詞學論文集，其中收錄的論文時間跨度長達三十餘年，主要內容集中於對具體詞人和詞作的批評與鑑賞，雖然這些文稿並不是一時一地之作，也不是有計劃的系統化研究成果，但其中彰顯出的葉嘉瑩的學術個性已十分明顯，影響也頗爲深遠。本書自結集以來，即受到了專業學者和普通詩詞愛好者的共同肯定。對於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這幾乎可以算作一種奇蹟。究其原因，在於兩個方面：對於專業學者來說，葉嘉瑩化用西方文藝理論，細繹文本，對一些詞學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又莫衷一是的老問題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研究視角。在這部書里，最受學者關注的是【拆碎七寶樓台――談夢窗詞之現代觀】一文。『夢窗』即南宋詞人吳文英，此人一生曳裾侯門，以布衣終老，他的詞一向毀譽半參，毀之者譏之爲『七寶樓台』，『碎拆下來不成片斷』（張炎【詞源】）；譽之者則推其『奇思壯采』，『雖清真不過也』（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然之所以毀譽若斯，則都語焉不詳。葉嘉瑩此文，從對文本的『細心吟繹』出發，發現夢窗詞具有違棄傳統而近乎現代化（即西方近代藝術表現方法）的特點，從而爲解讀夢窗詞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也確實有助於準確評價吳文英詞的藝術價值。葉氏在這一問題上的開拓性研究，在【迦陵論詞叢稿】出版後不久，就得到了大陸學界的一致好評。而這篇論文所體現的葉氏學術精神，更博得了學者的稱賞：『她不逞才使氣，很平實，擺事實，講道理，氣質高尚，氣象平和；她行文極細密周至，原原本本，不厭其煩，誨人不倦的苦心流露在字裡行間；她是比較文學家，文中引了很多西方著名的、有影響的作家、作品，來作對照說明。甚至不妨說，她對夢窗的研究，是由廣義的比較文學方面受到啟示的。』（周汝昌【願拋心力作詞人――讀迦陵論詞叢稿散記】，【讀書】1982年第10期）這篇論文寫定於1966年，而大陸學者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才有機會接觸。對於經歷了很長時間的思想禁錮之後，剛剛獲得思想自由的大陸學者來說，葉嘉瑩的闡述嚴謹細密、尊重事實、不迷信權威，既吸納西方思想，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古典詩詞的審美特徵，她在學術界所引發的震動是可以想像的。
　　而對於普通欣賞者來說，葉嘉瑩的學術著作沒有學院派的繁縟枯燥，她旁徵博引，娓娓道來，字裡行間，不僅是一個長者循循善誘的耐心和寬容，也包含著充滿智慧的人生感悟。濃郁的人生情懷，讓她的文字具有鮮活、真誠的感人力量。她不僅還原了詩詞之美，也承載了她本身如同古典詩詞般的通靈優雅。所以說，【迦陵論詞叢稿】在非專業讀者群中的影響一方面固然來自於古典詩詞在中國讀者心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來自於這部書稿本身和葉嘉瑩本人的感染力。
　　【中國詞學的現代觀】結集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首先由台灣大安出版社於1988年出版，內地則於1990年由嶽麓書社出版。與【迦陵論詞叢稿】相比，這部論著的重點轉移到了『批評之批評』，即詞學理論的研究之上，因此具有更純粹的學術氣息。在本書的主幹部分【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觀照中的反思】一文中，葉嘉瑩對詞的審美特質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她在王國維『要眇宜修』說的基礎上，將詞的審美特質總結爲『具含一種深遠曲折耐人尋繹之意蘊』，並從詞史發展的三個階段論證了這一特質的存在及其在保持詞之文體獨立性方面的重要性。她認爲，詞史的發展雖經歷了『歌辭之詞』、『詩化之詞』和『賦化之詞』三個階段，詞在每一階段都形成了不盡相同的審美風格，但其佳者，往往都具有曲折含蓄、耐人尋味的深情遠韻，而這正是詞脫離音樂之後，仍得以獨立於詩歌之外的真正本色。也正是從這一本體論出發，葉嘉瑩有力地駁斥了詞學界以清詞爲『詞鬼』的偏頗觀點，指出詞的這一美感特質在清詞中有更爲出色的表現，清詞的價值未可輕視。由於葉嘉瑩對詞美感特質的提煉是以詞史的發展現實爲基礎的，而非單純的感性體悟，因此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科學性。可以說，這是葉嘉瑩詞學體系中堅實的理論基石。此外，這部書還展示了用西方理論進行具體研究的範例，可以看作是葉嘉瑩用比較詩學研究詞學的進一步嘗試。
　　從現有的論著和論文來看，葉嘉瑩已基本完成了現代詞學批評理論體系的建構，其內容涵蓋了創作論、本體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等各個方面。不過，葉嘉瑩詞學研究的個性化特徵和主要成就並不在於其涉獵面之廣，研究領域之全，而在於其融現代與古代、西方與東方、感性與理性等多種元素於一體的獨特視角和話語方式。
　　首先，葉嘉瑩從現代理念出發，對傳統詞學進行梳理，以實現古典審美理想的現代化轉型。自晚清以來，詞學研究一直是備受學者關注的『顯學』。但是傳統詞學由於受以直觀感悟爲主的表述方式的限制，大多數觀點和見解都缺少必要的闡釋及分析。這不僅影響了詞學在世界範圍的傳播，也成爲今人接受詞學理論的最大障礙。葉嘉瑩詞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讓古典文學作品在現代人的心靈中得到生命的延續，並在以歷史爲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標中，爲之找到一個適當而正確的位置。從這一立場出發，她一直致力於用現代人能夠接受和理解的話語方式去梳理和評價古代詞學理論。比如在其詞學理論中占重要地位的『興發感動』說即來自於『賦、比、興』的傳統詩歌理論，但葉嘉瑩將之與西方文藝理論相比照和融合，形成了包含創作、評價和接受在內的新的理論內涵。從創作而言，詞人『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興發感動』是創作的動機和起點；從評價而言，詞人不僅需要有『興發感動』，而且必須具備『能寫之』的素質，因此文學作品是否傳達出詞人的『興發感動』是評價作品高下優劣的重要標準；從接受而言，讀者的『興發感動』即從作品的閱讀和欣賞中得到情感的共鳴和心靈的淨化，這是作品能否爲讀者接受的關鍵因素。這一理論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淋漓盡致地發揮了中國詩歌所特重的感發特質，使詩歌文本與生命實現得以互爲作用，完成了詩歌首要作用的實現』（鍾錦【哲學視域中的葉嘉瑩詞學】，【蘭州學刊】2004年第5期），更在於她把文學接受和文學創作融合爲一個連貫的整體，這在古典詩詞主要是以接受的方式發揮其作用的當代顯得尤爲重要，『興發感動』因此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可操作性。而葉嘉瑩的詞學研究之所以能得到詞學研究者之外的廣大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的歡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爲她以『興發感動』爲媒介，將當代讀者與古代詞人對人生的獨特體驗聯繫在了一起。
　　

　　第二，立足傳統，以西補中。即以中國傳統文化爲根本，借鑑西方文藝理論，解讀古典詩詞的藝術魅力，並在此基礎上重構詞學理論體系。葉嘉瑩有較長時間的海外生活和教學經歷，東西方學術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差異讓她能夠跳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拘囿，從更寬廣的視野對古典詩學和詞學進行新的審視。她不止一次地提出，藉助於西方新理論的觀照，可以對中國傳統詩論中的某些問題做更爲科學、更爲理論化的反思，甚至認爲中國新詩學體系的建構需要有新的外來理論的刺激。在學術實踐中，葉先生也不斷嘗試著將西方文藝理論引入到對詩學（主要是詞學）概念和理論的闡釋中去，其中的絕大多數都獲得了學術界的認可。但是與大多數海外學者不同，葉嘉瑩有著深厚的中國情結，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和對古典詩詞的熱愛不但沒有因長期的海外生活而淡忘，相反在其去國懷鄉的現實人生的磨礪下變得更爲濃烈。她對西方文藝理論的借鑑並不是爲了顛覆中國傳統詞（詩）學的獨特價值，而是爲了汲取其長於分析、富於思辨的特點，以此來補救傳統詞學失之含混和散漫的弊病，進一步發掘其理論精髓。她一直強調傳統詩學的研究者必須對本土文化有深刻透徹的了解，同時在具體的學術操作中也不排斥傳統文學批評方法。比如她重視對作品本身的解讀，常常作逐字逐句的考證；注重『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經常聯繫作家的生活經歷對作品進行深入分析；而在具體的作品品評中，葉嘉瑩最拿手的也還是以感悟爲主的傳統鑑賞方法。從其現有的學術論著和論文來看，葉嘉瑩並無意於對任何西方文藝理論進行深入探討，她只是將之拿來解決詞（詩）學中的具體問題。對此葉先生自己並不諱言，她說『無論中西新舊的理論，我都僅只是擇其所需而取之，然後再將之加以個人之融會結合的運用』（【（迦陵論詩叢稿）後敘】）。但是她卻實實在在地解決了一些古今治詞者困惑不已、爭論不休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大陸詞學研究者開拓新視角的熱潮。除了前文已提及的夢窗詞研究之外，她以符號學和闡釋學的觀點解釋清代常州詞派『寄託說』的合理內涵和限度，用『女性敘寫』分析詞審美特質形成的原因等就是成功的範例。葉嘉瑩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她既不固步自封，也不迷信西學，所以顯得遊刃有餘。對於今天的學者，西方文藝理論已不再陌生，有些詞學研究者甚至對此頗有心得。但是詞學研究並沒有出現像葉嘉瑩所預期的新局面。究其原因即在於這類學者往往存在著對傳統詩詞的隔閡和對西方文藝理論的過分依賴。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重在對文學作品的整體性感悟，而西方文藝理論則重在理論本身的系統闡述，兩者各有優點和缺憾。對於以抒情爲主的中國古典詩詞而言，傳統的詞（詩）學理論自有其價值，未可一味抹殺。在一些學者的論述中，中國古典詩詞和傳統詩學成了證明某一理論的材料，這就不僅是削足適履，而是本末倒置了。
　　第三，感性與知性的融合。即以理性整合感悟的散漫，以感性融化理論的生硬。葉嘉瑩曾經如此概括自己的學術研究：『我對於詩歌的評賞乃是以感性爲主，而結合了三種不同的知性傾向：一是傳記的，對於作者的認知；二是史觀的，對於文學史的認知；三是現代的，對於西方現代理論的認知。』（【迦陵論詩叢稿）後敘】）第一種屬於『知人論世』的傳統範疇，而後兩種則帶有較強的現代性和理論性。通過這三方面的比照，葉嘉瑩把屬於個人（包括創作者和鑑賞者）的『興發感動』梳理並整合成一個具有一定普適性的理論體系。如果說前代詞學家們吉光片羽式的感悟如同一顆顆珍珠，那麼葉嘉瑩的理性化分析就是在尋找各種合適的絲線把這些散落的珍珠穿綴起來，讓它們成爲一個整體，成爲一件藝術品。
　　不過，就像歌德所說的那樣，『理論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樹常青』，相對於充溢著生命色彩的古典詩詞，西方文藝理論作爲方法論的有效性是有限度的。不可否認，西方現代理論的締造者大多過於重視理論本身的嚴密性，有時甚至不惜曲解文學作品的原意以證明其正確性。而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更增加了誤讀的可能性。葉嘉瑩的學術研究雖然一直受益於現代西方理論，但她對各種理論的擇取是建立在自我真實的審美感受之上的。所以其詞學研究仍給人以古典和生動的整體印象，最大程度地保持了中國古代詩詞鮮活的美感。作爲一位有著豐厚傳統文化學養的研究者，葉嘉瑩把重在有得、直指人心的傳統鑑賞方法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作爲女性學者，她在審美感悟上所具細膩敏銳之特徵，也讓她往往能抉微發幽，得前人所未得，並讓讀者有吾心戚戚之感。葉先生細讀作品、細味詞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補救了以西方理論解讀中國傳統詩詞可能帶來的生硬I格之弊。
　　然而葉嘉瑩學術研究之『感性』，並不只是指直觀感悟式的審美體認，也包含了融合自我生命體驗的『興發感動』。她在【從艷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一文中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以此來解釋詞之美感的內在本質。她認爲，『弱德之美』從外在表現形態而言是一種約束和收斂的屬於弱者的隱曲之美，而從其內在精神而言，卻包含著強大的外勢壓力下堅持操守、堅持理想的人格之美。葉嘉瑩獨倡之『弱德之美』的概念，來自於三個方面：個人的生活經歷、獨特的審美感悟、西方雙性理論。而第一方面最爲重要。葉嘉瑩曾在一次訪談中這樣概括她的人生經歷：『我這一生都是被動的，沒有主動的選擇，把我扔在哪兒，我就自生自滅去成長。』（【『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葉嘉瑩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03年第6期）她在艱難而坎坷的生活之中，用女性獨有的堅韌和中國傳統文人的執著，堅守著她對人生的熱愛和信心，也堅守著被她視爲心靈家園的古典詩詞。『弱德』――苦難人生的共同經驗以及承受苦難的勇氣和堅定，使葉嘉瑩找到了解開古代詞人心靈之鎖的鑰匙。
　　平心而論，葉嘉瑩的『海外』色彩並不濃厚，即使與眾多土生土長的大陸學者相比，她依然算得上中華傳統文化的忠實守望者和自覺傳承者。長達數十年的海外生活沒有改變她的文化認同，西方文藝理論的借鑑也只是在方法論上賦予她的研究以現代立場和知性色彩。縱覽其論著和論文，字裡行間始終洋溢著濃郁的古典美，充滿著以生命擁抱文學的熱情，就如同她的爲人，優雅中透著睿智，沉著中不減靈秀。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