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君主專制主義初探 (3)

  來源: 中國經濟網

先秦文獻中還有許多『朝國人』、『朝眾』的記載，有的同志與【周禮・小司寇之職】所載『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的記述相參照，提出『朝國人』就是『國人大會制』，以此證明春秋時代是『古代民主制』。我們對此表示異議。因為，即使【周禮・小司冠之職】所載確實反映了西周時代存在着原始社會『氏族大會』遺留，那麼這種遺留在春秋時代也只徒具形式，性質與西周時不同，構不成『民主制度』。大量事實證明，春秋時代的君主獨掌最高軍政大權，諸如『國危』、『國遷』、『立君』等『國之大事』都由君主一人決斷，並不通過召開『國人大會』集體議定。春秋時代的『國人』，按童書業先生解釋，指『國都中之人也』，包括居於國中的工、商，主要成分是『士』。『國人』是春秋戰國時代特有的社會階層，他們是軍事力量的主要來源，在政治生活中有時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故而『國人』是統治者攀登權力高峰的重要階梯，爭取『國人』支持成為當權者與爭權者競相採用的策略。


    歸納一下有關『朝國人』的記載，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君主統治發生危機，權位受威脅，而群臣與君主之間出現離心傾向的時候，君主就要尋求『國人』支持，利用『國人』力量克制臣下，擺脫危機。據【左傳】載，魯定公八年，衛靈公與晉國訂盟而受辱，威嚴掃地。回國後想叛晉即齊，又『患諸大夫』。衛靈公就通過『朝國人』求得支持，終於與齊國結盟，鞏固了權位。魯潛公十五年，秦晉韓原之戰，晉惠公作了俘虜，雖被放回，終因君威喪失殆盡而權位難保。晉惠公就派大臣以君主名義『朝國人』，爭取支持，終於安然復位。與這種情況近似的是，卿大夫也採用爭取民眾的方法挽救自己的危機。魯叔孫昭子就因豎牛作亂而『朝其家眾』，使豎牛懼而奔齊（事見【左傳】昭公五年）。此外，還有家臣為家主解除危難也採用爭取民眾的手段。例如魯國『南蒯之亂』，季氏家臣司徒老祁、慮癸通過『請朝眾而盟』驅除了南蒯（事見【左傳】昭公十四年）。


    另一種情況是，在國家遇到強敵入侵或是兵臨城下等危難的時候，有些君主也要『朝國人』，通過爭取民眾解救危難。例如【左傳】魯僖公十八年，『邢人、秋人伐衛，……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魯定公四年，吳師伐楚入郢，向楚的與國陳國征盟，陳懷公遂『朝國人』（事見【左傳】哀公元年）。


    這兩種『朝國人』都不能作民主制的論據。前一類『朝國人』是君主越過了臣的中介，與民眾直接對話，爭取民眾支持以鞏固本來已經發發可危的權力寶座。這是春秋時代『重民』思潮在政治上的實踐。如果說『朝國人』在形式上與『國人大舍』尚有相通之處，那麼在實踐中，『朝國人』不是作為一種制度，而是作為一項策略被統治者們接受並加以運用的。這一類『朝國人』沒有賦予『國人』『正常權力』，反而是君主利用『國人』鞏固了自己的權力。我們不能僅僅根據形式上的近似就斷定『朝國人』是古代民主制的『國人大會制』。作為一種常設的民主制度與特殊條件下使用的政治策略是兩回事情。


    後一類『朝國人』也不是民主制度。因為一般說來，當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時，譬如國臨外侮，統治者有可能暫時團結民眾同仇敵愾，如【周禮・大司徒】）所載：『若國有大敵，則致萬民於王門。』利用民眾力量抵禦強敵不失為危難之際的一項良策。衛文公『以國讓』，陳懷公『朝國人』都是在『國有大敵』的情況下，通過了解民心向背以制定對策。衛文公得到『國人』全力支持，遂決意發兵拒敵，『師於訾婁』陳懷公沒有得到『國人』的一致支持，就採納大夫篷滑的進諫：『以晉辭吳』，作出決斷。可見這類『朝國人』的決斷權依然非君莫屬。衛文公、陳懷公試圖通過探察民意來決斷國策，不可不讚譽為具有一定的『民主作風』。但僅此而已，君主個人的『民主作風』不能與民主制度混為一談。總而言之，春秋時代的『朝國人』不論以何種形式出現，都只能是一種特殊的政治調節手段，成為君主專制統治的補充形式，不可與古代民主制的『國人大會制』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