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君主论探析(8)

  来源: 中华文史网

这显然是一种过分乐观的认识。它被法家对法的形式上的强调迷惑了。
    “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90。这句话讲清了法家所说的法的本源、实施者和运作对象。君主是法的产生者；也就是说，一切都源自君。法家只为君主进行了哲学论证。君道同体，君主具有绝对意义，凌驾于万事万物之上。而法在法家君主论的逻辑体系中处在形而下的层面；它只是一种治国的具体手段，是君主这一绝对概念的派生物。“法”与“术”同处在法家君主论的应用层面，一明一暗。“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91。法家有意回避了对法进行哲学论证。因为这种论证会带来一种莫大的危险：法最终将被绝对化，从而与君主处在并列的地位。这会从根本上动摇君主的独尊地位，使依托于法的自下而上的改造成为可能。君主和法家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臣”，也就是大小官吏，是推行法治的关键。君主通过势与术实现对臣下的有效控制，意味着治国成功了一半92。成功的另一半在于官员如何有效地对民推行法。简单讲就是“刑”与“赏”。
    刑赏理论的基础依旧是人性本利。君主面对的是大大小小想方设法博取功名利禄的官员；官员面对的是千千万万竭尽全力争夺生存资源的百姓。分散的个人对资源的争夺并不会影响君主的统治。但当这种个人性的争夺是在无序中进行，并自发地由分散走向集中时，就有可能威胁到现实的政治秩序。所以政府必须牢牢掌握资源的分配。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土地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因此君主必须控制土地的分配。“地者，政之本也”93；“粟者，王之本事业”94。对小农的经济的推行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稳定是小农经济的特质，人“属于农，则朴”95；而心志单纯的农民是最容易控制的。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后，人还需要一定的名誉，以更好地满足成就感。为此，政府设立一定的爵位，授予那些表现突出的百姓，以示尊荣，使其成为民间的表率。综合起来就是：“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96 在此基础上，“圣人之为国业，一赏”。“一”，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是赏要统一于政府，不允许政府以外的机构掌握土地功名等资源的分配。二是赏要整齐划一，要有规范的分配制度，确保分配始终在有序进行，避免两极分化。
    但法家并没有给予赏太多的强调。在他们看来，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过多的赏会助长人的惰性和对利欲的贪求。此外还有一种更加消极的影响：赏更多地展示了君主善的一面，从而减轻了人民对君主的恐惧心理；这对君主的绝对威严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97。所以韩非认为，君主不应该去培养什么仁爱之心，而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威严之势”98。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赖“刑”。
    赏作为一种正面引导人贪利本性的手段有其奇妙的功效。如果对利欲的追求超出了限度，有可能失控时，它就失去了作用。但是当这种贪欲面临死亡的威胁时，绝大多数人都会收敛本性，迫使自己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刑杀”就是君主调解人的本性、控制人的行为的上方宝剑。苹果树的比喻最能说明君、民、刑、赏间的关系。“民”是漫漫旅途中饥渴的路人；“赏”是一棵长满诱人果实的苹果树；“君”是果树的看守者；“刑”是他手中的利剑。当游客答应为主人奉献才智和气力时，就可以品尝到苹果的芬芳和甘甜。可是如果你要求得太多，甚至想吞掉全部果实时，主人就会毫不犹豫的砍掉你的头颅。
    法家诸子无一不是重刑主义者。“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99。君主的力量来自“刑”。“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100。甚至连儒家引以为豪的“德”也不过是刑的派生物，“德生于刑”101。在儒家君主论里高处形而上层面、带着神性光辉的“德”，在法家这里成了其形而下层面一项内容的衍生物；这无疑是对儒家莫大的嘲讽。儒家对“德”的无限上扬，使普通的民可以通过德的点滴积累，最终获得与君平等的地位，甚至取代无道的君主。而法家追求的是“弱民”，要使民处在最软弱的地位，以最大限度地加强君权。“有道之国，务在弱民”102。弱民的最佳手段就是严刑，使民始终处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不敢有任何非分之举。
    儒家的崇德与法家的严刑对君主的统治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103。韩非从人性和历史的角度论证了这一点。他说，轻刑罚是老百姓喜欢的，重刑罚是人民厌恶的；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那些迁就人本性的君主，不去富国强兵，加强自己的权势，而去追求所谓的仁义道德，加强自己的爱民之心，结果“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卑主削”。而那些信奉刑罚的君主，虽然没有什么仁慈爱心，但对内使人民务力耕作，奉公守法；对外奋勇作战，不敢以私害公。结果这些统治者成为名显天下的强强君主。“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104“刑”被提高到关系国家治乱兴衰的高度。
    现在简单地总结法家君主论。人性本利，所以现实政治就是一场永恒的交易，君与臣“市”，臣与君“市”，臣与民“市”。通过历史和哲学的双重论证，君主获得绝对性，由是成为这场交易的中枢。君主拥有势――一种绝对的统治权，这是所有政治的出发点。以上是法家君主论形而上层面的全部内容。为确保交易中枢的运行，必须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这便是法与术。二者是法家君主论形而下层面的全部内容。其中，术是暗流，是一套秘而不宣的控制臣下的手段；法是明流，是国家治理得以展开的完备制度。法的核心内容是刑与赏，刑主赏次。法家君主实施统治，一言以蔽之，“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105
    法家君主论在先秦众多君主论中体系最缜密、主旨最明确、实用性最强。它在秦国获得了成功，更对后世中国封建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秦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皆不肯改也。”106朱熹的这句感叹正好说明了法家君主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但缜密和明确都无法掩盖法家君主论理性与非理性（Non-rational）混容的特点。
    法家君主论是理性的。因为它是先秦时期唯一指出国家的治理必须依赖制度建设，并为之进行了具体设计的理论。到法家最重要的代表韩非生活的年代（前280-前233），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次大整合已基本完成。“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统一王朝的轮廓清晰可见。这个新兴王朝最需要的就是臣民对统一（君主）的认同和一套有效的治理国家的制度；因为二者将提供帝国存在并发展所必需的文化和行政资源。法家君主论搭建了输送文化和行政资源的管道，其积极意义应该得到肯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王权是进步的因素”，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107。所以，无论从其鼓吹的君主专制自身，还是从其发挥的实际历史功能来看，法家君主论都是理性的。相比之下，儒家和道家的主张更像是一种智慧的思辩，而不是一种理智的思考。
    法家君主论又是非理性的。政治理论发展的完整序列应该是从理性化到人性化（from Rationalization to Humanization）。法家君主论有一个理性的起点，最终的结局却是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君主成了为了权力无所不为、毫无人性的专制恶魔；人民成了一群贪利畏死、被君主玩弄于股掌的愚蠢的动物。人性被彻底贬抑了；它带给人类的只有悲惨的结局。法家最激进的鼓吹者，商鞅车裂于市，韩非病死囹圄，笃信其理论的秦帝国也很快毁灭在自身的残暴之中。法家君主论最终成为一曲人性的悲歌。相比之下，儒家君主论反倒有了一个理性的结局：它最终要实现的正是一种人性化的政治，是人性真正的实现。
    儒家有理性的结局，没有理性的开端；法家恰与此相反。如果二者能结合起来，不就是一种完美的理论吗？但任何历史的假设都是虚妄的。流行的评论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阳儒阴法”，意指两家君主论实际上已经结合。如果这种说法有其正确性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结合也只是简单的叠加而非有机的整合。由此推导出两种迥异的结论。乐观的结论是：还没有出现能把二者有机结合的人，未来历史的发展将早就这样的天才；悲观的结论是：这本身就是个无法破解的政治之谜，人类将永远带着它走到历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