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君主論探析(8)

  來源: 中華文史網

這顯然是一種過分樂觀的認識。它被法家對法的形式上的強調迷惑了。
    『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90。這句話講清了法家所說的法的本源、實施者和運作對象。君主是法的產生者；也就是說，一切都源自君。法家只爲君主進行了哲學論證。君道同體，君主具有絕對意義，凌駕於萬事萬物之上。而法在法家君主論的邏輯體系中處在形而下的層面；它只是一種治國的具體手段，是君主這一絕對概念的派生物。『法』與『術』同處在法家君主論的應用層面，一明一暗。『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91。法家有意迴避了對法進行哲學論證。因爲這種論證會帶來一種莫大的危險：法最終將被絕對化，從而與君主處在並列的地位。這會從根本上動搖君主的獨尊地位，使依託於法的自下而上的改造成爲可能。君主和法家都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臣』，也就是大小官吏，是推行法治的關鍵。君主通過勢與術實現對臣下的有效控制，意味著治國成功了一半92。成功的另一半在於官員如何有效地對民推行法。簡單講就是『刑』與『賞』。
    刑賞理論的基礎依舊是人性本利。君主面對的是大大小小想方設法博取功名利祿的官員；官員面對的是千千萬萬竭盡全力爭奪生存資源的百姓。分散的個人對資源的爭奪並不會影響君主的統治。但當這種個人性的爭奪是在無序中進行，並自發地由分散走向集中時，就有可能威脅到現實的政治秩序。所以政府必須牢牢掌握資源的分配。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土地是最重要的生存資源，因此君主必須控制土地的分配。『地者，政之本也』93；『粟者，王之本事業』94。對小農的經濟的推行更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穩定是小農經濟的特質，人『屬於農，則朴』95；而心志單純的農民是最容易控制的。在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後，人還需要一定的名譽，以更好地滿足成就感。爲此，政府設立一定的爵位，授予那些表現突出的百姓，以示尊榮，使其成爲民間的表率。綜合起來就是：『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96 在此基礎上，『聖人之爲國業，一賞』。『一』，包含了兩層含義。首先是賞要統一於政府，不允許政府以外的機構掌握土地功名等資源的分配。二是賞要整齊劃一，要有規範的分配製度，確保分配始終在有序進行，避免兩極分化。
    但法家並沒有給予賞太多的強調。在他們看來，人的欲望是無限的，過多的賞會助長人的惰性和對利慾的貪求。此外還有一種更加消極的影響：賞更多地展示了君主善的一面，從而減輕了人民對君主的恐懼心理；這對君主的絕對威嚴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97。所以韓非認爲，君主不應該去培養什麼仁愛之心，而應該想方設法增加自己的『威嚴之勢』98。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依賴『刑』。
    賞作爲一種正面引導人貪利本性的手段有其奇妙的功效。如果對利慾的追求超出了限度，有可能失控時，它就失去了作用。但是當這種貪慾面臨死亡的威脅時，絕大多數人都會收斂本性，迫使自己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刑殺』就是君主調解人的本性、控制人的行爲的上方寶劍。蘋果樹的比喻最能說明君、民、刑、賞間的關係。『民』是漫漫旅途中饑渴的路人；『賞』是一棵長滿誘人果實的蘋果樹；『君』是果樹的看守者；『刑』是他手中的利劍。當遊客答應爲主人奉獻才智和氣力時，就可以品嘗到蘋果的芬芳和甘甜。可是如果你要求得太多，甚至想吞掉全部果實時，主人就會毫不猶豫的砍掉你的頭顱。
    法家諸子無一不是重刑主義者。『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99。君主的力量來自『刑』。『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100。甚至連儒家引以爲豪的『德』也不過是刑的派生物，『德生於刑』101。在儒家君主論里高處形而上層面、帶著神性光輝的『德』，在法家這裡成了其形而下層面一項內容的衍生物；這無疑是對儒家莫大的嘲諷。儒家對『德』的無限上揚，使普通的民可以通過德的點滴積累，最終獲得與君平等的地位，甚至取代無道的君主。而法家追求的是『弱民』，要使民處在最軟弱的地位，以最大限度地加強君權。『有道之國，務在弱民』102。弱民的最佳手段就是嚴刑，使民始終處在死亡的恐懼之中，不敢有任何非分之舉。
    儒家的崇德與法家的嚴刑對君主的統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103。韓非從人性和歷史的角度論證了這一點。他說，輕刑罰是老百姓喜歡的，重刑罰是人民厭惡的；這是人趨利避害的本性使然。那些遷就人本性的君主，不去富國強兵，加強自己的權勢，而去追求所謂的仁義道德，加強自己的愛民之心，結果『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卑主削』。而那些信奉刑罰的君主，雖然沒有什麼仁慈愛心，但對內使人民務力耕作，奉公守法；對外奮勇作戰，不敢以私害公。結果這些統治者成爲名顯天下的強強君主。『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104『刑』被提高到關係國家治亂興衰的高度。
    現在簡單地總結法家君主論。人性本利，所以現實政治就是一場永恆的交易，君與臣『市』，臣與君『市』，臣與民『市』。通過歷史和哲學的雙重論證，君主獲得絕對性，由是成爲這場交易的中樞。君主擁有勢――一種絕對的統治權，這是所有政治的出發點。以上是法家君主論形而上層面的全部內容。爲確保交易中樞的運行，必須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這便是法與術。二者是法家君主論形而下層面的全部內容。其中，術是暗流，是一套秘而不宣的控制臣下的手段；法是明流，是國家治理得以展開的完備制度。法的核心內容是刑與賞，刑主賞次。法家君主實施統治，一言以蔽之，『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105
    法家君主論在先秦眾多君主論中體系最縝密、主旨最明確、實用性最強。它在秦國獲得了成功，更對後世中國封建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秦法儘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皆不肯改也。』106朱熹的這句感嘆正好說明了法家君主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但縝密和明確都無法掩蓋法家君主論理性與非理性（Non-rational）混容的特點。
    法家君主論是理性的。因爲它是先秦時期唯一指出國家的治理必須依賴制度建設，並爲之進行了具體設計的理論。到法家最重要的代表韓非生活的年代（前280-前233），中國古代社會的第一次大整合已基本完成。『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統一王朝的輪廓清晰可見。這個新興王朝最需要的就是臣民對統一（君主）的認同和一套有效的治理國家的制度；因爲二者將提供帝國存在並發展所必需的文化和行政資源。法家君主論搭建了輸送文化和行政資源的管道，其積極意義應該得到肯定。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王權是進步的因素』，它『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107。所以，無論從其鼓吹的君主專制自身，還是從其發揮的實際歷史功能來看，法家君主論都是理性的。相比之下，儒家和道家的主張更像是一種智慧的思辯，而不是一種理智的思考。
    法家君主論又是非理性的。政治理論發展的完整序列應該是從理性化到人性化（from Rationalization to Humanization）。法家君主論有一個理性的起點，最終的結局卻是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君主成了爲了權力無所不爲、毫無人性的專制惡魔；人民成了一群貪利畏死、被君主玩弄於股掌的愚蠢的動物。人性被徹底貶抑了；它帶給人類的只有悲慘的結局。法家最激進的鼓吹者，商鞅車裂於市，韓非病死囹圄，篤信其理論的秦帝國也很快毀滅在自身的殘暴之中。法家君主論最終成爲一曲人性的悲歌。相比之下，儒家君主論反倒有了一個理性的結局：它最終要實現的正是一種人性化的政治，是人性真正的實現。
    儒家有理性的結局，沒有理性的開端；法家恰與此相反。如果二者能結合起來，不就是一種完美的理論嗎？但任何歷史的假設都是虛妄的。流行的評論認爲中國古代政治是『陽儒陰法』，意指兩家君主論實際上已經結合。如果這種說法有其正確性的話，那麼這種所謂的結合也只是簡單的疊加而非有機的整合。由此推導出兩種迥異的結論。樂觀的結論是：還沒有出現能把二者有機結合的人，未來歷史的發展將早就這樣的天才；悲觀的結論是：這本身就是個無法破解的政治之謎，人類將永遠帶著它走到歷史的盡頭。